杨琥

作者与刘桂生先生（左）在一起

刘桂生先生（1930-2024）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双聘教授，国内知名且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家。他长期致力于中共党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学术思想上，他广泛吸纳中外学术传承之精华，形成一套“入轨遵规，守正求精”的治学方法，主张为学须具“预流”之思想和“历史警觉性”之意识，要力求做到“四通”之境界，即“古今通、中西通、内外通”，尤其是“身心家国通”。生平著有《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史学·史识·文化——刘桂生史学论文集》。先后主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严复思想新论》，主持和参与“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李大钊全集》《孙中山全集》的编注工作。其成果多次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奖项。

辗转问学和曲折求索的教、研历程

刘桂生先生1930年8月生于云南昆明。童年、少年时代在昆明度过。1948年考入广州珠海大学外文系。1949年初，考入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历史学组，从陈寅恪教授学习“唐史”一学期，暑假后新学年习“魏晋南北朝史”一年。次年9月，以转学生身份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从雷海宗教授习“世界史”、从邵循正教授习“元史”及“清史”。1952年毕业后，调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国革命史分班学习，1953年结业。

1947年春，就读上海大同大学附中一院高中部期间留影

1952年9月，清华历史系师生在大礼堂前合影，站立者第一排左起：孔繁霱、顾栋銮、邵循正、何基、梁从诫、杨树先、潘天恩，站立第二排左起：孙毓棠、曾尔慧、雷海宗、周一良、夏应元，最后一排右起：冯世五、耿捷忱、罗敬仁、丁则良、苏天钧、付培根、张寄谦、吴鹤鸣，前排蹲坐右起：洪肇龙、周益盛、吴乾兑、周承恩、李华翔、刘桂生、殷叙彝、徐寿坤（孔祥琮提供）

1953年7月，刘桂生先生分配回清华大学任教，协助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刘弄潮教授研究李大钊之思想与生平。1956年2月，他代表清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参加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等五院校合组之“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参编多种现代史资料。期间，刘先生辑得李大钊佚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考订出佚文《此日》等多篇，撰文介绍于《历史研究》。1957年，因受“反右”运动波及，被下放至北京郊区南苑参加劳动锻炼。1958年9月调回清华，次年2月派往清华校史筹备组，参加清华校史编撰工作。1962年，参加“技术统治论”思想研究及资料编译工作。1965年升任讲师。1969年，随学校分派至江西南昌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返回北京，分派至清华大学政工组工作。1977年回到教研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响应教育部有关“中共党史”课程改革的指示，刘先生提出清华大学须以“世界文化的眼光，全球政治的头脑”为原则，充实、丰富“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内容，并为教员讲解新课提纲，指导重新编写教材，此举深受广大学生欢迎。同年评为副教授。1979年，主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四卷，由北京出版社陆续出版。

1979年，在北京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周策纵亲切交谈

1980年初，应法国政府外交部之邀请，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教授同往法国讲学。1984年，升任教授。此后，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北京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1990-1991年及1995年两度应聘担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前往该校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两门课程，后又数次赴德讲学。1993年，调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主持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仍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94-1996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题”“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吸引北大、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共同听课，加强了两系之合作。他是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培养硕士、博士十数名，其中不少已成为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历史学科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物。1997年、2000年先后赴美国、俄罗斯等国进行学术交流。他先后指导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学者和留学生多名，为国外新一代汉学家的成长做出了贡献。1998年调回清华历史系，仍兼北大历史系教授，同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8年6月，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期间，与曾赴中国访学的外国学生相聚，左一施耐德（Axel Schneider，曾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现任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教授），左二为林茹莲（Marilyn A.Levine,曾任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副校长、北美二十世纪中华史学会会长），右二为魏格林

“预流”思想主导下的治学特点与方法

刘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共党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而在学术思想上，深受其业师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诸先生之影响，形成了一套“遵规守正”又独具特色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方法。他主张，为学须具“预流”思想和“历史警觉性”意识，对中国近现代诸多问题需进行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研究，思想史研究则要文本分析与语境考察相结合,对文本又须充分重视其产生条件和制作程序的不同。

“预流”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治学理念。陈先生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预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先生鼓励学生，要做一个“预流”的学者。刘先生研习多年，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史学本身要起盱衡世局、知人论世的作用，因此，治史者本身也要在学术事业中跟上时代步伐。”（《〈维新图变〉序》）他指出：

“预”是参预，“流”是指时代潮流，特别是学术潮流。预流，就是要投身到时代学术潮流中，敢于肩负着国家、民族使命去做一个“弄潮儿”。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思想和新材料出现，同时也有这一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所谓“预流”，就是敢于和善于依据新思想、应用新材料、解决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或者是国家、民族需要在学术上解决的新问题。凡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称得上“预流”。（《清华大学历史系早年学术思想和学风兼谈“预流”》）

这种“预流”思想，体现在刘先生撰写的多篇论文中。兹举两例：

一，1983年，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时，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各种误说，刘先生撰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一文，发表于1983年5月25日《人民日报》。该文就当时学术界所宣传的“中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大同学》）、“第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梁启超）、“热忱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朱执信）等观点，引证了本杰明·颉德、梁启超、朱执信等人的原作，令人信服地表明他们并不是“真正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虽然他们的著作曾经较早地使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却不能认为他们是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并总结指出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在中国，不谈马克思主义传入则已，要谈，还得承认是从‘南陈北李’开始的。这是历史事实，必须尊重，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尊重。”二，“理论工作须以学术为基础，而不能单纯以宣传需要为依据。”“用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甚至曲解原义的手法拼凑而成的宣传稿，尽管‘若干个第一’的说法十分醒目，十分引人入胜，但毕竟不能令人心服，因为‘真’‘假’二字，起码是要分清楚的。”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先生专门给作者去信，称赞该文“针砭时弊，切中要害”“是一篇拨乱反正的好文章。它材料翔实，辨析精确，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它不但纠正了被有些学者弄糊涂了的历史事实，而且对于端正学风和文风，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关于李大钊早期的思想，自1949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几乎一致地认为李大钊是从资产阶级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是一个成熟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其根据就是李大钊曾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进行过“揭露”和“批判”，写出了像《大哀篇》这样“申讨军阀专政的檄文”。针对此种长期流行的说法，刘先生发表《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政论试析》一文，通过考察民国初年的重大政治事件，分析比较同盟会激进派与温和派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及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的言论，说明李大钊在民国元、二年间曾经把国家早日实现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政府身上。他的思想、态度与同盟会中温和派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与激进派坚决反袁的态度则是相反的。因此，不能说这时的李大钊已是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一个满怀爱国热忱的有志青年。他尤其从李大钊早期著作中出现的“暴民”“豪暴者”“骄横豪暴之流”等词语入手，雄辩地证明了李大钊使用的这些词语，所指的并非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相反却是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而彻底纠正了“李大钊早期就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此文发表后，受到学术界重视。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称赞说：“（该文）材料翔实、论证精确，对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以及广大读者中间人云亦云的一个问题，给出了断制性的答案。” “它理清历史学上一个具体疑难问题，即李大钊早期思想的性质，从而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和社会主义史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北京市社科联召开座谈会，专门进行了讨论，认为“李大钊研究必须打破框框，实事求是，坚持从历史事实、历史文献出发，客观地评价李大钊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否则无从研究他的思想发展道路”“有必要逐篇研读李大钊的文章，为李大钊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北京社联通讯》1986年第5期）不久，该文被全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中国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等专业学术刊物上转载。他的这一观点，尽管当时有些学者并不赞同，甚至拟组织撰写批判文章，但今天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观点，该文也成为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名篇。

何兆武与刘桂生在海德堡

他晚年总结，认为在立身行事上、精神灵魂方面，他受陈先生影响深，而在治学方法上，他不仅受陈先生“预流”思想影响，而且也受雷海宗先生“历史警觉性”的教诲很深。他说，对“历史警觉性”问题，雷先生教导学生：历史学，首先不是自然科学，即首先不是“知识性”“史料性”问题，而是时代性、民族性、政治性问题。首先是研究者本人的时代感、民族性、知识层次和政治意识等问题，正是凭借着这些条件，才有条件去“知人论世”。所以，对于学科认知水平的提升来说，“历史警觉性”的锻炼，非常重要。（《学习历史要“接地气”、懂国情——对清华历史系学术思想的几点认识》）

正因为刘先生特别注重“历史警觉性”，因而他能在一般学者习焉不察的观点中发现重大失误或问题。刘先生的《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其成因》一文，就是一篇充分体现“历史警觉性”而振聋发聩的著名论文。该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大家，共同认定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学术文化上的专制独裁，是造成中国文化学术落后的祸根罪源，也是导致中华民族濒于灭亡的重要原因，由此形成定见与成说。此后，胡适、冯友兰、翦伯赞等哲人史家都沿用此说。刘先生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这种定见与成说是一种误解。误解之一，以为这一国策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既然是“罢黜百家”，就以为从此禁绝了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其实不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本意是确立儒家在官学中的“独尊”地位，不许其他学派分沾。这些学派仍然可以在民间自由流传，并没有禁绝。这篇论文最初于1994年发表于并非今日所谓C刊的《北大史学》，但在学界很有影响，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被选入《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史学卷）。后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在其发行颇广的《国史十六讲》一书中，引用了刘先生的这一观点，并评价说，刘桂生对这种误解“加以清算是完全必要的。不管你对此有何异议，他毕竟动摇了先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定势，无论如何是有启发意义的”。

此外，刘先生的《晚清“墨学复兴”与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严复中西文化观前后期的一致性》《略谈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口号的时代属性》等论文，都是高屋建瓴地指出该领域存在需要重新研究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一经提出，便牵一发而动全身，突破陈说，引出新见，开辟该领域研究的新天地、新境界，带动整个研究的推进。

学问与人生合一的“为己之学”

1950年6月，岭南大学政治学会庆祝教师节暨欢送毕业同学摄影留念，前坐者为陈寅恪、唐筼夫妇，第二排中立者为刘桂生

刘先生尽管出身于一个官僚资本家家庭，但他的父亲刘幼堂先生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又参与云南的国民革命，抗战时期与云南国、共两党人士均有密切交往。而他的姑母刘静贞是共产党员，姑父郑超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宣传家，曾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这样的特殊家庭，使他较早接触到进步书籍和左派思想，少年时代即通读过《新青年》和《鲁迅全集》。1948年上大学后，加入革命的外围组织——地下学联，并担任年级干事长，参与和组织读书会，私下阅读马、恩译著，由此养成了阅读和学习马、恩经典著作的习惯，这使他受益终身。同时，在大学课堂跟随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诸先生的正规史学训练，为他打下了初步而坚实的史学基础。他此后一直把研读马、恩经典论述，与汲取中、西史学知识结合起来，运用于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尽管遇到不少波折，但他沉浸其中，终生探索不辍，使人生与学术，学问与人生浑然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其思考愈来愈成熟，生命亦愈加富有意义。

刘先生认为，历史学迄今，经历过资鉴史学、进化史学、实证史学、解释史学等四个阶段的变化发展，他自己一生的钻研思索，更愿意将自己的探索称之为“实践理性之史学”或“实践史学”。

“实践史学”即是“为己之学”，但这个“己”不是个人一己私利的“己”，不是自私自利的“己”，而是“以天下为己任”之“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之“己”，是“国身同一”“家国一体”之“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己”。“为己之学”，就是塑造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这种史学胸怀天下，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打通古今中外文化；这种史学是“人生与学问合一”之史学，是生命凝结在学问里，学问化作生命的一部分之史学。在刘先生的晚年，他多次阐发了这一道理。

刘先生认为，史学与所有“人文学科”一样，研究问题的真假，研究水平的高低，都关系一个学者人格形成的问题。所谓“学术”，并非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建立在学者个人的“生命”“人品”“人格”基础之上的智力探究及其结果。因为要理解、认识、奉行学术“规范”“范式”，在在要依靠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的理性的、伦理的支持。换言之，这些“规范”，都是生长在同时代人的“人品”“人格”这些“基因”上面的。孔子说“三十而立”；陈寅恪先生说学术需要“独立之精神”，两个“立”字，意思是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都有“人品”“人格”的支撑在后面（《学问与生命》）。背后有“人格”支撑的学问，是真学问，尽管当时可能无人问津，但并不因岁月流逝而消亡；而无“人格”支撑的学问，是假学问，尽管有可能热闹于一时，但终归消寂。刘先生的一生，就是坚持做真学问，抵制和揭露假学问，真正达到了“人生与学问合一”“学问有人格支撑”的境界。

刘先生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学术先贤中挖掘正确、优秀的文化遗产，表彰先贤的“国身通一”精神，希望现在的青年学生传承。他多次以陈寅恪先生为例，说明陈先生论述梁启超时所说的话：“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完全可以移赠给陈先生本人。因为陈先生始终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他的学术活动也始终是为了民族的独立与振兴。而他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尊崇、颂扬和追求，就是“国身通一”在自己身上最鲜明最充分的体现。同样，刘先生回忆说，雷海宗先生也是将个人的选择与国家的命运、生命与学问融合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帮助中国知识分子摆脱生活上的困境而特意邀请若干位杰出学者前往美国讲学，雷海宗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但是，雷先生谢绝了这项邀请。他在复信中回答道:“在祖国危难的时刻，我不能离开它。”同时把寄来的8000美元退还。这封信的言辞很短，但其中透露出一股严肃、端庄、凛然的精神气质，对学生是“身教”，也是“言教”。刘先生总结指出：国身通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地气’。中国人只有接上中华大地的 ‘地气’，才能在自己身上形成一股中华民族特有的‘底气’；有了这股‘底气’，才能形成‘骨气’”“才能把自己身上肩负着的‘民族复兴’大业担当起来。由此可见‘身、心、家、国一致性 ’是史学教育追求的精神方向”（《学习历史要“接地气”、懂国情——对清华历史系学术思想的几点认识》）。

这种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治学，即不是以取得个人的学术论文成果、撰写和发表若干篇论文或一部著作为目的，而是服务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大业。因此，早在80年代改革开放年代，当学术界大力引进西方各种思潮和理论，向西方学习之时，刘先生即提出既要充分吸收外来文化，但也要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他指出：“文化上的独立与民族独立本身不能分离。如果文化不独立，就必然沦为其他民族的文化附庸。这样，已取得的政治、经济独立，也必然随之而丧失。”而讲维护民族文化独立，“第一必须注意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其次必须主动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份，并将它溶于自身肌体之中，发扬创新精神，促使民族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民本·德治·反专制——李大钊政治思想的儒学底蕴》）。而在晚年，则集中思考这一问题，继承陈寅恪等学术先贤之思想，提出在文化上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的“三来”主张，大声疾呼在对外开放中，中外文化交流中，必须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自觉性”。

刘先生不仅提出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为如何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做出示范。21世纪初年，国内外《孙子兵法》研究界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孙子是当代国际上军事“威慑理论”的“鼻祖”。这种观点最先出现在欧美学界，后来传入国内，《参考消息》当作新见介绍，而由某著名学者所写《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一书，风行一时，更将这种理论推波助澜。刘先生观察到国内外的这种现象和论调，挺身而出，撰写了《“孙子是军事‘威慑理论’的鼻祖”论驳议》一文，2014年发表于《中国文化》第40期。刘先生指出：把孙子看作是“世界军事威慑理论”的“鼻祖”，是对孙子整体形象的误解和歪曲，“这与孙子的本质，大相径庭。这顶帽子，孙子是戴不上的。因为，《孙子兵法》中找不出这样的‘文献根据’”。他认为，“孙子的整体形象并不仅仅是古代‘兵家’孙子个人的事情 ，而是关系到当今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他尖锐地指出：国际上竟然把孙子定为“威慑理论的鼻祖”，这就“使反对霸权、主张道义的孙子俨然成了一名‘好战分子’”。而一些西方的“中国军事战略专家”也借研究《孙子兵法》之名，把孙子兵法说成是Tao of Deception（欺诈之道），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说成一部“争战史”“诈骗史”，把中华民族描述成“以诈立兵”“以诈立国”的民族，这不仅有损我国重道义、爱和平的整体形象，而且为某些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单边主义”提供了“学术”依据。他忧心忡忡而又大义凛然地说：“对这样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岂能把自己的认识和意见，闷在心里、压在心里、忍在心里呢？”

刘先生的一生，是学问与人生高度统一的一生，是道德文章至善至真的一生。他到了九十余岁高龄，每天仍坐在书房，手不释卷，思索不已，问道不止。在生病期间，他还撰写了关于如何理解晚清大儒俞樾“花落春仍在”的文章，指出：俞樾的这首《淡烟疏雨落花天》把原本悲天悯人的题目，写得春意盎然。“花落春仍在”体现了晚清士大夫家国情怀的初心，契合着文化的自信与坚守。一个“春”字既流露着文明的底气，又彰显出文化的玄机。“春在”表达了中华民族薪火相传、千年不断的文化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自我更新之生命力。病逝前一周，我去看望他，他躺在床上，身体已非常虚弱，但他尽力又讲述了一遍对俞樾之诗的理解，并询问我是否将这一理解转告给了我的师兄们。当听我说已转告给他们时，刘先生欣慰地露出笑容，说：“我培养了你们，你们能继承我的事业。这我就心安了，心安了！”

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心心念念的是学术传承，是文化精神传承。尽管他已远行，但在我心底依然活着。哲人其萎，精神永存。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原文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24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