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钢
我的父亲身体强健是全家公认的。我小时候曾见到他做“拿大顶”——倒立，那时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他每天都去上班，就连星期日也不例外，不是去办公室搞研究，就是在家打字写稿子；或是给各地的函询者复信，很少带我们大家去公园玩。有时在周末的晚上我们才能同他一起欣赏一会儿音乐，电唱机里放出的乐曲有外国古典音乐，世界著名男高音演唱的歌剧咏叹调，有一次我听到他非常动感情地用英语附合着世界著名男低音美国黑人罗伯逊那低沉雄浑的《老人河》。在我上小学前，他就教我唱《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游击队之歌》等革命历史歌曲，若遇离家较近的影院预告上映优秀影片，爸爸就会同意去买票，放下自己晚上的工作去看，以教育我从小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勤劳勇敢的人民，以中华民族的英雄先烈们为学习的榜样。
我也能从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中受到坚持正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人穷志不穷，他刻苦用功，考上了清华。
在清华他积极投入爱国师生行列，与北大师生会师于天安门，向卖国当局请愿，要求收回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即后来遍及全国的“五·四”青年运动。“五·四”所倡导的以“科学”、“民主”救中国的精神，深深地凝聚在他的心中。不论是在清华学堂，还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他都抓紧时间锻炼身体，来弥补先天营养不良、身体矮小、体质虚弱，以艰苦锻炼的汗水，换来了强健的体魄，以承受住自己制订的高强度的学习计划。除此之外，他还劳动挣钱寄回老家赡养父母和购买必要的书籍。就这样，他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报效人民。
他很爱欣赏中外美术、艺术作品。我妈妈也抽出时间来教我和姐姐练习弹钢琴，在我父母看来，从小让我学弹琴并非要培养出个“演奏家”，而是要在提高音乐修养的同时，培养起事业心、责任感，锻炼出一种持之以恒的认真的学习态度。因此，爸爸从未流露要终止我那反复单调的练琴声。
他非常珍惜时间，但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工作而废寝忘食。有一次他吃过晚饭后又到所里自己办公室去鉴定标本了，由子精力过度集中，竟把门卫关闭全所大楼的最后时限给忘了，等他认为工作可暂告一段落该回家时，才发现大楼门已上了锁，为了不惊扰门卫同志，他就又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给妈打了个电话，就重新振作精神，彻夜地工作起来，他那时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
尽管父亲的节假日大部分都被工作占据了，有时还整月的出差，亲自采集标本，跋山涉水收集第一手资料。但也有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记得有几次“五·一”，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我们都各自拿起自己的工具，参加门前空地上的“庭院绿化”，用锨翻土，挖坑立桩搭丝瓜架，为向日葵、蓖麻、刀豆、芍药花、蔷薇花培土浇水，自然也会听到父亲讲授一些有关植物生长规律及栽培、修剪的知识。
游泳、棒球、手球、划船、都是父亲青年时运动的长项，但是，他为了所里业务工作而操劳，为对科研多出成果，主动放弃国家给他安排的青岛、北戴河的度假疗养，就连政协举办的一些文艺晚会，他也大都放弃，为的是多做些工作，多解决些问题。
记得有一天，爸爸从所里打来电话，说下午要会见来访的苏联专家，请妈妈为他准备好西装。妈妈打开了他的衣箱，我踮着脚在旁边好奇地扒着箱边往里看，发现箱子盖内衬兜上别挂着各色各样图案的徽章，还发现在箱底有几个大信封。我问妈妈这些都是什么，妈妈见我已伸手去抽，就拿出来给我看了，原来这些是委任状、奖状、聘书，上面分别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签字。还有一张爸爸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的奖状，妈妈合上了箱盖，严肃地说，你看到的这些不要去说，你爸爸是不让拿出来给小孩子看的。我当时也保证了。但心里还觉得没看够，尤其想细细看看那些徽章。有一次，见爸爸要去开衣箱就跟在他身后，要求看看他的徽章，还指望爸爸送给我一两件玩玩，爸爸微笑地对我说，不行啊，这些是留作纪念的，这些徽章中有：马恩列斯、毛泽东、孙中山像纪念章；两枚金钥匙是在美国留学期间获得的奖章，一枚是美国科学学会荣誉会员，一枚是学业成绩优异的奖章；还有一枚是美国红十字会经过考核颁发的（游泳）救生员证章和参加××大会，××会议的纪念章，那时我就已明白，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是不能给小孩玩的，更不能助长孩子的虚荣心。爸爸做得对。
我还记得当时见到一枚后面带着螺扣的铜质徽章是个儿最大的，就问这是哪国的，爸爸说这是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赴朝纪念。与那次访问有关的另一纪念物就是一件绒领蓝色双排扣棉大衣，后来，这件棉大衣伴着他走完了“文革”中“专政劳动”、“隔离批斗”的最后历程。因上面有他亲手钉过的钮扣和补丁，我仍收藏至今。
我的哥哥被保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等院校，我家得到了人民政府发来的“光荣军属”奖状，我提议也把它收到箱子里，爸爸说，挂在墙上，我想你哥哥时也好看到它。
1966年，以批判“三家村”开始的“文革”运动，猛烈地冲击了我们家，由于父亲是邓拓同志的兄长，因而被扣上了莫须有的“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等等罪名，游街、批斗，专案组的私设刑堂和逼供，严重地摧残着他的身心。
“你为什么要回国？！为什么不去美国？！不去台湾？！”这就是“专案组”在夜间把我父亲关在避人耳目的“刑审”室中的“审讯词”，父亲被他们用烟斗敲头、撕拧耳朵，用皮带、鸡毛掸、塑料鞋底抽，甚至用穿皮鞋的脚踢、跺头，把父亲抽至全身布满伤痕，逼他屈打成招，实际是对人身严重摧残，对人格极大污辱，对所造成那难以自找恢复的内伤被专案组禁止去医院诊治。我父亲认为“专案组”的刑审远超过在批斗会上的“架喷气式”、“罚跪”，而是对人格污辱，是对一个中华男儿的侮辱。
虽然每月只发他12元生活费，但他始终坚持按月交纳党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坚信马列主义政党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一定会彻底搞清楚，总有一天党会为我昭雪沉冤。
父亲曾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的故事：
“领养我的严祖母，是在教堂作杂务的，是她老人家把刚出生不久的我用米糊喂养大的。在我稍大点儿时，就带着我上山教我挖竹笋，采摘青的黄皮果，用它腌莱，熟的黄皮果也很好吃，我从小又黄又瘦，却很少生病。她还教我去挖一种粘土回家来夯补屋地。是她在油灯下教我识字的。还给我取名“农荪”，要我时刻想着中国老百姓受的苦……。我永远怀念着她，也牢记她说的话。每回到家乡都首先想到去严祖母的墓前祭奠、献花……。”直到1970年我父亲被“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前的一天晚上，我爸爸这位一生从不落泪的硬汉仍不禁热泪盈眶地重讲给我们听那些童年难忘的故事。
1970年父亲已难以支撑病体去单位“劳改”，我们几经周折，联系父亲到北医三院、协和医院、日坛医院看病。看到我父亲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阵阵内脏的巨痛仍付之以从容的神态，一个共产党员的钢筋铁骨的形象给了我们巨大的精神鼓舞。时间一天天一夜夜地过去，父亲手臂上的药液注射点也在增加，每望到他那布着注射斑痕的手臂，我都禁不住要背过脸去，暗暗抹去淌下的泪水。昔日他那粗壮灵活的手臂而今已是那样青瘦无力。妈妈告诉我：也正是这个手臂，曾插上注射针头，他不是在打针而是在献血。那是他任农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时，在全院动员向抗美援朝志愿军献血大会上带头献血……。而他的这一举动无疑胜过了他所做的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
1968年2月，我父亲给聂荣臻副总理的一封信时写道：“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写这封信，目的是为了在我死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他们用尽一切‘合法’、非法的手段，企图尽快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不怕死，但我要死得有意义，要为党的事业而献身，我绝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屈死在那些人的手中”。后来他在遗言中写道：“我是共产党员，我的生命属于党，我愿经受党组织对我的任何考验，我相信马列主义政党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一定会彻底搞清楚，总有一天党会为我昭雪沉冤”。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科学院党组对在“四人帮”一伙横行的日子里，遭受残酷打击，迫害致死的我父亲邓叔群同志的冤案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并把他的骨灰安放在革命公墓。他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与科研事业的崇高品德和情操，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邓钢是邓叔群教授的幼子。“文革”期间，小学尚未毕业也遭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