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巧焱 孙潇函

今年是印度诗人、文学家泰戈尔首次访华100周年。泰戈尔在访华前曾说，此次访问无关宗教与政治，目的是要恢复中断已久的印中文化交流。

泰戈尔访华期间，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随着他的到来，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广泛传播，影响了中国一代作家的创作。

在华期间，泰戈尔在北京逗留长达三周，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戈尔与溥仪在御花园

徐志摩、林徽因等人和泰戈尔在北京的合影

泰戈尔祖父辈到过中国

1924年4月12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位老人叫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是印度伟大的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哲学家。他抱着对中华土地的无限热爱，抵达了上海。

泰戈尔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富裕家庭。家庭里的长辈十分精通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根据英德拉·纳特·乔杜里的《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记载，泰戈尔的父亲戴宾德纳特·泰戈尔及祖父德瓦尔伽纳特·泰戈尔都曾访问过中国。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宽裕的家庭条件，培养了他爱读书的兴趣，他从小就被《天方夜谭》里的中国所吸引。

据1924年《晨报》的消息，泰戈尔是“应讲学社之聘来华演讲的”，这种说法也被大多数人认同。不过，当时的《兴华》杂志，在“中外大事撮要”一栏记录到泰戈尔此次前来，不是讲学社请的，与北大无关，徐志摩为招待，王统照为笔记，都是私人关系。

哪种说法正确？要解答这些疑惑，我们就要从历史的只言片语中找寻到蛛丝马迹。

据清华大学校史记录，1920年底，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美考察，邀请知名教授访华演讲。当时，中国的话语权式微，蔡元培屡遭婉拒。不过，有一位例外。那就是在1913年凭借《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

1920年，泰戈尔在欧美访问，并掀起了一阵“泰戈尔热”。蔡元培和泰戈尔在欧美的活动时间，几乎是同一时期。

1920年11月30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几经波折来到了正在纽约演讲的泰戈尔的住处。

冯友兰在《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中这样记载了当时的场景：

泰戈尔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以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而冯友兰也邀请道：“现在中国人民的知识欲望，非常发达；你要能到中国一行，自然要大受欢迎。”

也许正是这次表态，促成了泰戈尔访华的行程。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1923年4月，英国人恩厚之作为泰戈尔中国之行的总管理人到北大联系泰戈尔访华事宜，不想却遭到了拒绝。原来，这两年之间，北大经历了极大的动荡。在恩厚之到达北京的三个月前，蔡元培已辞去了北大校长一职。此时的北大，处于极大的动荡之中，老师欠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花重金聘请国际知名教授的讲座自然是不能继续了。

在《孙中山文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4年3月，泰戈尔是应讲学社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来华。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也记载，泰戈尔也是应一个文学团体的邀请来到北京的。由此可见，泰戈尔访华的直接原因是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以讲学社名义的邀请，只不过此间经历了种种曲折，导致出现了多种说法。最终经过四年的时间，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与向往，随着轮船渐渐靠近上海汇山码头而落地生根。

在北京的行程长达三周

1924年4月19日的《晨报副刊》，刊登了徐志摩的《泰谷尔最近消息》。文中提到泰戈尔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一行人在北京大概只有三个星期耽搁，在中国一起也不过六个星期。”

4月14日早晨泰戈尔乘车到达杭州，16日晚就乘车回了上海，17日在上海召开大会。18日又到南京，20日北上，沿途经曲阜、泰山、济南等地，4月23日晚上7时15分，泰戈尔乘列车抵达北京。文化界、教育界、学界、政界等名流均到东车站（即正阳门东车站，如今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欢迎。

当年4月24日的《民生报》，将这一场面描写得非常详细，当日人群之繁多，欢迎之热烈如在眼前：

鹄候半小时，车始抵站，泰氏坐在最后头等车，各欢迎人向后狂奔，欢呼鼓掌，声如雷震。泰氏下车，向欢迎人扬手为礼，穿青色长袍，带绛色冠，苍髯满颊，目光闪闪，而身体特长，岸然道貌，令人有肃然起敬之意。当由欢迎人蜂拥出站。

泰戈尔在北京受到了各界的盛情邀请。北京的文化界、学术界先是在天坛草坪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泰戈尔登台发表自己的演讲，徐志摩和林徽因等人进行翻译。此后，北京佛化新青年会同人邀请泰戈尔前往法源寺赏丁香花。林徽因和徐志摩陪着泰戈尔，走在青石板路上，伴着阵阵花香，留下了那张众人熟知的“松竹梅”三人合照。1924年4月30日的《民国日报》刊载了泰戈尔的一段话：“我想继续印度以前到中国来的大师所未尽的事业，此种责任，我与中国青年共同负之。”

泰戈尔通过庄士敦的介绍，还与宣统皇帝溥仪在紫禁城见面。1919年初，庄士敦通过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介绍，来到紫禁城担任溥仪的西洋教师，而他也是泰戈尔的好友。庄士敦曾说过：“我希望泰戈尔在他没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礼貌和尊严的中国之前，不应离开北京。于是，我向皇帝谈及泰戈尔，并请求允许他到紫禁城来。”

于是，溥仪在阅读了泰戈尔的诗集和文选之后，答应邀请泰戈尔入宫，他们在紫禁城的后宫御花园会面，由帝师庄士敦和遗老总管郑孝胥陪同。会面的地点选在故宫御花园西南部的养性斋。在庄士敦的翻译下，两人交谈甚欢。

协和礼堂里为泰戈尔庆生

4月29日，泰戈尔同徐志摩、恩厚之同往清华大学，并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下榻，其间受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泰戈尔在清华发表了极为感人的演讲，他说：“因此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体的叫唤，拥积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泰戈尔怀着热忱之心，劝勉中国的青年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文明，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除了演讲之外，泰戈尔在此期间与北京各大名家均有交流。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凌叔华就是在这期间和泰戈尔相识。凌叔华从小便喜好诗词书画，六岁就拜了怪才辜鸿铭为师。当时作为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凌叔华被推举为欢迎泰戈尔的代表，北大指派招待远道而来的诗人的正是徐志摩和陈西滢。也是在这次茶话会上，凌叔华结识了徐志摩和陈西滢。后来，凌叔华和陈西滢结了婚，与徐志摩也是“永久的文学上的朋友”。

泰戈尔访华的高潮，是5月7日在北京给他庆祝生日。

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的小礼堂里，胡适主持寿礼。之后是梁启超主持的赠名典礼：“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过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结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

“竺震旦”这个中国名字是大家送给泰戈尔的礼物。这位64岁的老人，在梦想中的中国，获得了崭新的身份。

生日会上还上演了精心编排的戏剧《齐德拉》。早在1923年7月30日，梁启超、徐志摩就商议着要翻译泰戈尔的剧本，为访华做着准备，并与张彭春商议导演事宜，新月社成员负责表演，参演者多为徐志摩的好友，且均是当时京城的文化界名人。当大幕缓缓拉开，林徽因和徐志摩穿着精心准备的古代服饰，用流利的英语表演着绝美的爱情故事，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布景显得格外庄重华美。在中国的舞台上，《齐德拉》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梅兰芳为泰戈尔专演《洛神》

除了《齐德拉》以外，泰戈尔还欣赏了中国的传统戏曲。梅兰芳在5月19日晚把泰戈尔一行请到开明戏院，专为他们演了一出新编京剧——《洛神》。泰戈尔十分重视，也十分喜爱。演出结束后，梅兰芳和泰戈尔一同交谈，并对舞台布置、唱词唱腔等问题进行交流。梅兰芳还和泰戈尔在扇子上互相题词。30多年后，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梅兰芳请精通孟加拉文及泰戈尔文学的吴晓铃和石真两位教授，将泰戈尔赠给他的那首诗译成了白话体：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5月20日晚，泰戈尔离开北京赴太原。当他走出寓所时，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他伤感地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

梅兰芳特意赶到车站为诗人送行，泰戈尔说：“两三年后我还会再来。我爱北京的淳朴的风俗，爱北京的建筑文物，爱北京的朋友，特别使我留恋的是北京的树木。我看过伦敦、巴黎、华盛顿，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栝、柏、松、柳。中国人有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都城是值得骄傲的。”

泰戈尔在北京的旅途谈不上十全十美，但是，他真实地感受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美好，他深深喜爱上了这座城市的气质。在泰戈尔眼中，北京的古朴建筑即使是带有简单装潢的平常店铺，都是人类集合的极美表现。他这样说：“能爱实体的事物却不过分地粘恋，而且能给他们一种优美的意致，这是一桩伟大的服务。”

如果说《天方夜谭》是泰戈尔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此次中国之旅则是对其心目中的中国的一场“验证”。结果显然是令人满意的，在泰戈尔离开中国前的告别辞中，他说愿意为沟通中印文化交流提供渠道。

回到印度后，泰戈尔积极沟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在谭云山的支持下，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在印度成立，为两国交流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使两国文化交流向更深层次发展。

1929年3月，泰戈尔途经中国上海，再次停留中国，这一晚他与徐志摩侃侃而谈，自五年前离开中国后，他对中国的爱，只增不减。

正如泰戈尔自己所言：“我初时立这宏愿，觉着有种伟大声浪，从黑暗中发出来，激动我们，并引导我们走到光明仁爱的路上去。我到中国来，能够把这点意思得到中国人的了解，并且使中印文化，重行沟通，这是我心中很满足的了。”

(原文刊载于《北京晚报》2024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