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埏

一 生平述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从中国史坛上倏焉升起，又倏焉消逝。这在当时曾使许多人感到震惊和哀痛，在以后很久，也还有不少人为之叹息和思念。这颗彗星是谁？他就是现代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先生。

张荫麟先生是广东东莞石龙镇人，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十一月生于镇上的一户“书香人家”中。他还幼小时，母亲便去世了；父亲把他抚育长大。他的父亲既是一位慈父，又是一位严师。从他开蒙受书，便给他以严格的旧学训练，要他把五经、四书、三传、史汉、通鉴、诸子书、古文辞……，一一熟读成诵。他天赋很高，有异乎常人的记性和悟性，对读书又特别爱好。因此，课业虽重，不惟不以为苦，且常常愉快地超过了规定的课程。到十六七岁他辞家赴北京时，他的旧学根底已经很坚实，知识颇为广博了。

然而，这还不是他少年时所学的全部。另一方面的学习，也许对他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对新学新知的追求。石龙镇这个地方，濒东江下游南岸，当广州惠州中权；广九铁路建成后，又为广州香港间一大站。从这里西往广州，南下港九，舟车都很方便，因此常得风气之先,不似内地的闭塞。荫麟先生之生，上距戊戌变法七载，下距辛亥革命六年。变法的首倡者为南海康有为和新会梁启超；革命党的领导人为香山孙文。南海、新会、香山和广州、东莞……都属珠江三角洲，相距咫尺。以乡里壤地相接之故，这些地方的知识界多稔知康、梁、孙诸人的活动、言论、学术……受其影响也特深。童年的荫麟先生，用心理学的术语说，是个“超常儿童”。他和许多成年人一样，争着传诵进步书刊，比许多年长的朋辈常有更好的理解。新思潮的洗礼使他很早就能出入旧学,不受传统局限。他特别喜好那“笔锋常带情感”的辟蹊径开风气的饮冰室主人的学术著作，每得一篇，都视作“馈贫之粮”，细加玩索，可以说,早在清华亲炙之前很久,他已经私淑任公先生了。

1923年秋，荫麟先生年十七，负笈北上，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三年级。那时梁任公正在清华主讲“中国文化史”课，所以他一入学便得亲受业为弟子。他素不喜交游，在校中惟与贺麟、陈铨相友善。贺麟先生回忆说：“他是一个天天进图书馆的学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贺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一天晚上，梁任公讲课，“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问张荫麟是哪一位。荫麟立即起立致敬。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讲演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贺先生又说：“他那时已在《学衡》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批评梁任公对于老子的考证。那时他还是年仅十七、初进清华的新生。《学衡》的编者便以为他是清华的国学教员。哪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承继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就我所知，荫麟先生确乎是“最向往追踪”梁任公的，但在学术研究上他真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做到了“当仁不让于师”。而梁任公呢，不惟不因此有慊于心，反而对他更加器重、奖掖。他们之间的师弟高谊，真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篇佳话啊。

荫麟先生在清华求学历时七年（1923～1929年)。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北京，毕竟是中国的文化名城。当时，尽管军阀混战不休，但清华、北大等学术重镇仍能屹立不坠。在清华园里，有许多第一流学者和一批优秀青年，学术空气和各种思潮是很活泼的。萌麟先生生活其中，学业大为精进。他先后在《学衡》杂志、《东方杂志》、《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刊物上发表论著四十余篇，甚得学术界的称誉。他苦攻英语，入清华才三年，已能纯熟地阅览英人典籍，翻译英文英诗。他的英语译文之典雅，曾受当代名家吴雨僧先生的嘉许。而此时的他，才是一个年方弱冠的青年呢。

以一个青年学生而著述如此之富，主要当然是由于他学力深厚，才思敏捷；但也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他太贫寒了。据说，他幼时，家道已经中落。他到北京的川资，他的父亲几经筹措才勉强足数。入清华后，因为家庭供给微薄，常常是靠烧饼度日。为了解除经济上的困难，他不得不为文求售。1926年夏，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是长男，所以此后还得兼负教养诸弟之责。这样，卖文不足，只好到城里兼课，给一些广东学生补习英语。学生中有知名学者东莞伦明的女儿伦慧珠。后来，他们间发生了爱情，结为伉俪。

1929年，荫麟先生在清华毕业。这年初秋，以公费出国留学，东渡太平洋，赴美，入斯坦佛大学，攻哲学和社会学。他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原因是这所大学僻处美国西部，费用较低，可以节省出一部分公费供给弟弟们上学。至于他之所以选习哲学和社会学，则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研究祖国历史。这是他研究史学的一种战略计划。1933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可见他的研究规模是非常宏远的。在美四年，他按照自己的计划修完了课程。于是不待五年期满，取得博士学位，便束装归国。归程横贯美国，游览了东部地区，然后渡大西洋，游历英伦欧陆，经地中海、印度洋，于1933年冬抵香港；旋即北上，年底到北平。去程与归程合计，恰好绕地球一周。贺麟先生认为，荫麟先生之所以提前归国，原因有三：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忧国情殷；二是希望回来专心致志于国史研究；三是与伦女士完婚。但婚礼因伦女士患肺病，直延至1935年4月初乃举行于北平。

荫麟先生一回到北平，即应清华之聘回母校任历史和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同时兼北京大学“历史哲学”课。1935年暑期后，应当时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科书（后来改为专著，即《中国史纲》)，于是向清华告假，专事著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南下浙江，在天目山小住，为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冬间，一度到清华、北大、南开合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因学校又将西迁，遂回东莞故乡住了些时。到1938年夏初，西南联大已迁昆明，乃自粤入滇，向清华销假，仍任历史和哲学两系教授。初到昆明，正值暑假，暂住安宁温泉小憩。学期开始，回城中住吴晗先生家。每周为历史系讲宋史，为哲学系讲逻辑各一次。寒假间（1939年初），忽然接到重庆军委政治部陈诚部长的一个电报，请他立即命驾飞渝。他去了。原以为此去或能对抗战大业有所贡献，哪知去到以后不过备顾问、资清谈而已。他觉得事无可为，乃不辞而别，仍回联大授课。回校不久，伦夫人奉母携幼至自东莞。不幸，来未一载，琴瑟失调，伦夫人一行又回粤东。恰当此时，荫麟先生不容于学校某当轴，遭受不公正待遇，不得已离开联大，到遵义浙江大学任教。那时的遵义还是一个古老的、闭塞的山城，医药条件甚差。荫麟先生，由于积劳和连遭拂逆之故，到遵义不过一年，便染上肾脏炎症；延至1942年10 月24日，竟与世长辞，终年才三十七岁。

二 历史哲学

1923年9月，《学衡》杂志第21期刊出荫麟先生的第一篇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从那时起，到1942年10月先生逝世止，为时共十九年，发表论著近两百篇，约百余万言 (详见同门徐规先生所编的《张荫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及增补)。这些论著，什九为史学的或与史学有关的。涉及的范围很广，从先秦到近世，从社会经济到科技文艺、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有所考究。当时的学术界多惊叹于这位青年学者的渊博，但不甚明了他为什么要考究那些问题。对他有所了解的朋友和门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以记览为工、喜和人夸多斗靡的学者，也不是一个全凭兴会、信手拈来、卖弄雕虫小技的文人。他所志者甚大，早在留美期间，已郑重声言：国史是他的志业。从后来他对《中国史纲》之高度重视，可知他所说的“国史”就是《中国史纲》那样的著作。为了专心致志撰写这书，他宁可向清华告假，而且以他才思之敏捷，还花上五年工夫才成其“上古篇”，其严肃认真可以想见。在浙大和他时相过从的谢幼伟教授说：“在遵义，作者曾看他写《中国史纲》上关于宋史部分的几章。他的原稿涂改之处甚多。他每对作者说：‘写这种文孝是很费苦心的。’”为什么这样费苦心呢？因为这是时代的要求，祖国的需要。他在青年书店版的《中国史纲》里，冠有一篇《自序》,一开头便说：

“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又说：在这个时候，“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

这篇自序是1940年2月在昆明写的。那时正是汪伪政权即将在南京成立、国民党已经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战处于极端危急的时候。可是，萌麟先生不惟对祖国的前途依然充满信心，而且深刻地预见到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是“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正是这样。

在这篇《自序》里，他说：写一部通史，“显然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也不能“凭个人涉览所及，记忆所容，和兴趣所之，以为去取”。要有一个判別史事重要程度的“笔削”标准。他列举过去通史家们部分地、不加批判地或不自觉地采用过的标准有五：

一是“新异性的标准”。所谓新异性就是史事“内容的特殊性”，也就是每一史事具有的“若干品质，或所具若干品质的程度，为其他任何事情所无者”。关于这个标准，他特别着重指出：“历史不是一盘散沙，众史事不是分立无连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单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众史事所构成的全体；我们写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局部的新异，并且要注意社会之全部的新异；我们不仅要注意新异程度的高下，并且要注意新异范围的大小。”

二是“实效的标准”。所谓实效即是“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者”。

三是“文化价值的标准”。“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

四是“训诲功用的标准”。“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

五是“现状渊源的标准”，即“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

他认为“以上的五种标准，除了第四种外，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他说：“我们的理想是要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阶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那些“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当然，应用这些标准去权衡史事的轻重是不容易的，因为要使“权衡臻于至当，必须熟习整个历史范围里的事实”。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除标准外“还有一个同样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用一个或一些范畴把‘动的历史的繁杂’统贯？”他认为可以用四个范畴去统贯：

第一个是因果的范畴。这个范畴指的是“因果关系”，而不牵涉因果律，因为历史事实是不能复现的。

第二个是发展的范畴。所谓发展“是一个组织体基于内部的推动力而非由外铄的变化”。这个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

—是定向的发展，即循一定方向分阶段而变化的历程。

二是演化的发展，即进化的或退化的渐变的历程。

三是矛盾的发展。这“肇于一不稳定组织体，其内部包涵矛盾的两个元素，随着组织体的生长，它们间的矛盾日深日显，最后这组织体被内部的冲突绽破而转成一新的组织体，旧时的矛盾的元素经改变而消纳于新的组织中。”

这四个范畴，他认为“应当兼用无遗”。但即使如此，也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其不能统贯的就属偶然了。每个历史家应当尽量减少那种本非偶然，只因知识不足，而觉其为偶然者。

以上所述是《自序》的提要。这篇《自序》,对了解荫麟先生的史学，是极为重要的。在《自序》的末了，他有这样两句话：“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纲领表白。更详细的解说不是这里篇幅所容许。”事实上，《自序》所讲的，不仅是他写作《中国史纲》时所遵循的纲领，也是他治史的总则。他写那么多论文，若问为何那样选题，那样论述，读了这篇《自序》就大致可以理解了。回想四十年代之初，当《自序》初问世时，史学界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一般有志于史的青年，为《自序》的新颖理论和进步思想所吸引，争相传诵。他们敬佩这位追求真理、前进不已的学者和老师。

历史哲学是荫麟先生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32年留美时，他已撰成《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翌年一月刊于《国风》二卷一期）,列举以往的各种史观，一一加以评价。他认为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文化其他方面恒发生重大的影响”，但不必尽然。这篇文章可以代表他留美时期的历史观点。他回国后，不只一次开出“历史哲学”课。最后一次开于西南联大，所讲内容已与此文颇不相同，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评价。假若我们以此文和前述《自序》对读一下，就可看见他前后观点变化之大了。到遵义后，他曾着手写一篇《马克思历史观的晚年定论》,可惜未竟而卒。他殁后半年，《思想与时代》又把他的《总 结算》一文重新登出，但这不是他的遗愿，他已不能修改了。

三 《中国史纲》

自西学东渐，中国的史学家们采用章节体裁撰写通史以来，要在旧史学林中找一部既深邃而又通俗、既严谨而又富趣味的，像英人韦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那样的著作，是从未曾有的；若有之，那就是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了。遗憾的是，这部优秀作品的命运，并不比它的著者好一些。它是一部未完之作，到东汉便中止了。解放以前，它始终没有一个好的版本，也没有在全国流传过。直到1955年，始由三联书店出版一个较佳的本子，印行万余册，流布于国内外。

国内和国外的读者对这本著作都给以高度的重视。它赢得了许多赞誉，当然也受到一些批评。据我所见，一位苏联历史学者鲁宾的书评是颇为全面而中肯綮的。书评作者在文末如此概括地写道：

“……这位历史学家的全部论述给人以这样独特的印象——可以说，从本书的字里行间也会感觉到他不但是位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人。”

接下去继续写道：

“处理史料时感情丰富，能激发读者对于以自己劳动创造伟大中国文化的普通人命运的热热关怀，这是此书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

“把科学的解释和通俗性成功地结合起来也是《中国史纲》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在张荫麟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历史是鲜明生动的、容易了解的，对现代的读者是亲切的。同时书中没有一点庸俗化的地方，也没有因简述一些问題而使论述降低到非专家水平，更没有否认别人的成果。如果估计到中国古代史料的复杂性以及几千年形成的儒家的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有时甚至于那些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明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学家们也还不容易从它们的影响之下出来——那么就应该大为赞扬著者的才能已达到了高度科学水平，同时又能生动地、引人入胜地、简洁地讲述古代中国历史的变迁。”

我很敬佩这位异邦的学者，他能透过我们艰难的汉文，深刻地理解这本书，热情地赞赏这本书，并对辞世已久的著者给以如此崇高的评价。不过，他对本书特点的概括，虽说允当扼要，但仍有未尽。因此，下面再就本书着重的方面略说几点。

一是特出的写作方法。

《史纲》青年本《自序》写于“上古篇”定稿之后，其中所表白的笔削标准和统贯范畴，不仅是荫麟先生写作时遵循的理论和所悬的鹄的，而且也是他的实践和实际成就的经验总结。依据这篇《自序》去读《史纲》,大致可以理解他笔削取舍的命意所在。但是，《史纲》所包括的年代，自殷商至东汉，上下几两千年。这期间，按标准可以选取的史实还很多，而《史纲》不过十一章，共十六万言。以这样少的篇幅去写那么长时间的“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照理就得十分精简、高度概括。但这样写，往往又会流于空洞抽象，与通史的要求——具体生动、有血有肉，成为一种不易统一的矛盾。这矛盾在荫麟先生的笔下，很巧妙地统一起来了。怎样统一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不用说，这种选择是极费苦心而又难得妥适的。但他的选择和叙述使许多人都叹赏不已。

二是对重大人物的处理。举一个例。全书共十一章，春秋时代占两章：一章为“霸国与霸业”；另一章为“孔子及其时世”。在前一章中又以一节专属郑子产。这样，对整个春秋时代他只写了争霸一大事和子产、孔子两个人物。争霸是这时代的第一大事，那是任何通史都不能不写的，虽然论断各有不同；至于人物，这时代堪称伟大的人何止十数，而以专节专章叙述的惟有这两人，那就是《史纲》独具的特色了。乍看起来，《史纲》似乎太突出这两人了；待细读之后就会觉得，这样笔削是匠心独运的。请看《郑子产》这一节。子产这个人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道德高尚，态度开明，有善于处理内政外交的才干和开创革新的精神。虽然他的功业不如管、晏的那样大，但他处境的艰难却非管、晏所能比。假若要在这时代的政治家中找一个人格最完美的，恐无人能出其右。因此，荫麟先生把他选出来给以专节叙述，是妥适的。但是还不只此，节目在“子产”之上加一“郑”字，而且把这一节作为“霸国与霸业”一章之殿，也是有深意的。我们知道，郑是一个小国而位于大国争霸的焦点，其处境的艰危为诸小国之最，具有典型性。把它写了进去，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大国争霸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小国求存的挣扎，对局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写郑国又以子产为主题，这就能够更具体地、集中地揭示郑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因此，这一节是这一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著者精心安排的。

孔子一章对孔子的一生作了较详的叙述，给以崇高的评价，占去颇大的篇幅。有人因此以为荫麟先生是“尊孔派”，对孔子有特殊的情感。其实这是误解。若论情感，他爱好墨子恐更甚于爱好孔子。《墨子》一节中，他把孔墨作了对比。他说：“春秋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丘，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墨翟。孔丘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翟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又说：“在政治主张上，孔子却是逆着时代走的。”“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则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还把墨子推到世界史的范围里去评价，说：“在世界史上，墨子首先拿理智的明灯向人世作彻底的探照；首先替人类的共同生活作合理的新规划。”从上面所引可知，虽然荫麟先生认为孔墨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都给各自的时代以光彩，但他的思想感情无疑更多地倾注于墨子。那么，为何他在《史纲》中给孔子以一大章、而墨子才占两节呢？原因是，墨子的历史作用不如孔子，按照他的笔削标准，不能不有所轻重。他指出：墨学在汉以后无嗣音；而孔子，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好几方面的开创者。“这些方面，任取其一也足以使他受后世的‘馨香尸祝’。”若再论到奉他为宗师的儒家，那么，他对后世的影响就更非古代任何思想家所可企及。这样的重大人物，不以足够的篇幅，给予相当透彻的叙述，不仅不能把他们很好地呈现于读者之前，也很不利于阐述尔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征。汉代的司马迁心好道家之言，但在他的《史记》里却以孔子入“世家”，以老庄入“列传”，这种不以情感定褒贬的客观态度和优良作风，荫麟先生是继承了的。

三是对于社会变迁的论述。

社会的变迁是《史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贯串于全书之中，随处可见。但笫二章《周代的封逮社会》,全书最大的一章，是集中讲述西周社会的。为什么特详于西周的社会？原因是，著者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古代社会是后世社会所从出；知道了古代，然后才能追寻递嬗之迹，明白后世社会的由来。但是，文献不足征，商以前已无法详考。只有到了西周，历史资料才可能提供一个较全面的社会概况。《史纲》说：西周“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史中第一个有详情可考的时期。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事实确乎如此。

这章书一来便从土地占有状况出发，对周代社会加以等级和阶级的分析。在第一节之始，它就昭告我们：“严格地说封建的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样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接着，第二节便讲“奴隶”；第三节便讲“庶民”。在“庶民”节中，首先叙述土地占有状况，然后进而叙述庶人（农夫）的地位、负担和反抗斗争。土地占有分两种：一种是侯伯大夫占有由农夫或奴隶代耕的公田；另一种是农夫占有并自行耕种的私田。农夫的负担很沉重，不堪痛苦乃起而暴动叛变。这些论述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和今天的西周封建论者的说法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荫麟先生对土地问题非常重视。当他正写《史纲》的同时，撰写了另一篇论文。其中说：“在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里，土地分配几乎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全部。所以拿经济因素做出发点去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人，首先要注意各时代土地分配的情形。”他在《史纲》中正是这样做的。

西周以后的社会变迁，《史纲》特别着重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几乎把现存的有关当吋商品经济的记载，如《史记•货殖列传》等，都笔而不削，全写进去了。但它不是照录原书，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天衣无缝地纳入于自己的创见，重新加以表述。它指出，“自从春秋以来，交通日渐进步，商业日渐发达,贸迁的范围日渐扩张，资本的聚集日渐雄厚，‘素封之家’(素封者，谓无封君之名，而有封君之富）日渐增多，商人阶级在社会上日占势力。”这些现象的出现确实是社会的重大变迁。特别是“商人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此时登上历史舞台，应是我国古代史上的头等大事。在我国史学史上，荫麟先生是指出这件大事的第一人；而且直到今天，几乎是惟一的人。(这件大事的重大意义，凡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人，应该是更为理解的。可是很奇怪，我们今天的通史著作中却只见商人，而不见“商人阶级”。是商人在我国历史上始终未能形成阶级呢，还是已形成而没有被见及？恐怕原因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史纲》还说，战国时代有“用奴隶和佣力支持的大企业”和“大企业家”，如白圭、猗顿等人。为什么这时候的工商业有这么大的发展呢？《史纲》指出有许多“因缘”。综合起来，一是“自战国晚期至西汉上半期是牛耕逐渐推行的时代，农村中给牛替代了剩余人口，总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二是“秦汉之际的大乱，对于资本家，与其说是摧残，毋宁说是解放”。三是汉初实行放任的政策，“一方面废除旧日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一方面开放山泽，听人民垦殖；这给工商业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这些“因缘”当然都是重要的，但似有未备，《史纲》没有展开申论。此时的工商业的发展水平是很高的，《史纲》估计“为此后直至‘海通’以前我国工商业在质的方面大致没有超出过的”。

在商品经济如此高度发展起来后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呢？《史纲》没有明言，但不以为仍是封建社会。它说：“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显然，这论点现今是不可能被我国史学界所接受了。但是，当年的史学界，除少数马克思主义者而外，一般都不要求对每段历史的社会性质定性。即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之间，对中国历史各阶段的社会性质也看法不一。直到现在，我们对西周社会性质、对两汉社会性质还莫衷一是。荫麟先生当年没有给秦汉的社会定性，虽属缺陷，但不失“多闻阙疑”之旨。

四是科学内容的文学表述。

《史纲》是一部科学著作。科学著作的要求是准确明晰，而不必具备文学的优美。但《史纲》兼而有之。它的文字之美是读者所公认的一大特点。荫麟先生本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并且主张历史应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加之受梁任公先生的熏陶，“笔锋常带情感”，所以他的著作，即使是很枯燥的考据文章，也能令人读之忘倦。《史纲》是他的精心之作，他更是字斟句酌，力求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但他不让情感超越理智，不以辞害意，他的文学乃是为他的史学服务的。可以说，他是文以载史、文为史役的，这里，让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他写《楚的兴起》一节，首先讲江汉一带的地理特征，及其嘉惠于楚人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安全感。接着指出这两种得天独厚的安全感对楚人的深刻影响。早在周时已在文学上反映出楚人和北人的显著差异了。他这样写道：

“这两种的安全使得楚人的生活充滿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旍的司命（主持命运的神）。适宜于楚国的神祇的不是牛羊犬豕的羶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身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辞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这读起来，简直是一篇无韵的史诗。然而它没有诗人的虚构与夸张，而是无一句无来历的史家之作；当然也不是排比寻章摘句得来的史料，而是“作者玩索所得”的自然表述。

再举一例。

《史纲》第七章《秦始皇与秦帝国》是很有生气的一章。假若我们在阅读这一章之前，先掩卷想一想，秦始皇这样的大人物，秦帝国这样的大事件，应该从何写起？不用说，这是一个不易处理好的问题；若要使它能和所写的人物和事件的气势相应，那就更难了。荫麟先生巧妙地引李白的一首《古风》作为楔子，接卷写道：“这首壮丽的诗是一个掀天揭地的巨灵的最好速写。”然后从子楚在赵说起，回溯“这巨灵的来历”，逐步展开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样的开端是前无古人的。它一下子把一幅壮丽的图景注入读者心中，同时把他们的注意力和兴趣吸引到书里，使他们欲罢不能地读下去。

《史纲》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它的艺术魅力使很多读者以未能读到后续部分为憾。为了普及历史知识，增强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兼具文学特色的通史著作是最可贵的。

《史纲》的特点不止这些。这里，不过是在鲁宾所已经指出的以外，再增益几点而已。

四 考据与论评

(一)考据

荫麟先生的史学著作，用心最多的是《史纲》，而份量最大的却是考据论文。他所考究的问题极为广泛，要一一介绍那些论文不是这篇传略所能办到的。这里只概括地指出几点。

首先要指出的是，考据不是荫麟先生治史的目的，而只是他的手段。他的主要目的，前面已经说过，是撰写“国史”，即《中国史纲》那样的著作。而那样的著作涉及面广，只靠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不够的，若干问题还得自己去探索。他的大部分考据论文即为此而作。当然，那些论文也有其独立的价值，不只是备通史之采择而已。

展开著作目录，首先跃入读者眼帘的是那些发前人所未发的论文。第一是中国科技史的考索。他虽无意专治中国科学技术史，但他很早已著文考索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1923年他开始发表论文，第二篇就是关于科技史的。自此以后直至赴美留学之前的六七年间，每年都要发表这方面的论文一篇或两三篇。归国以后，又续有著译，先后发表了有关沈括、燕肃、古铜镜的论文数篇。我国史学传统，一方面有许多优秀遗产，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该批判的积习。对科技史的忽视就属于后一方面。荫麟先生在其著名的论文《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中，曾慨然指出：“自秦汉以降，新异之发明，不绝于史。其间亦有少数伟大之‘创物’者，至少亦足与西方亚奇默德、法兰克林之流比肩，而于世界发明史上占重要位置馬。”可是旧日的中国，“艺成而下，儒士所轻；奇技淫巧，圣王所禁”；奇器的作者、源流、纪录、内部构造……都难于详考。近世西方科学输入，一些浅学迂儒，又穿凿附会，说是我们的先民早已前知，以致为通人所厌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科技史实是一片空白。然而要写一部完善的通史又不能任其阙如，那怎么办呢？只有负起史家的责任，以科学的态度，去进行考察。他这样做了，取得许多创获。可惜《史纲》未能继续写下去，来不及收入。但是，那些论文因有其独立价值，仍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事隔多年后，还得到刘仙洲、袁翰青、胡道静等科技史专家的赞扬。在国外，执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牛耳的李约瑟博士，其研究后于荫麟先生十余年，也参考了荫麟先生的论文。荫麟先生确是我国科技史早期研究的先驱。

荫麟先生自美归国后，学术思想有了颇大变化，注意力渐集中于两宋史事。从1936年起直到逝世，写了不少考订宋代历史问题的文章。那些文章多是发覆拓荒之作，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如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的武装起义，荫麟先生认为，那是“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可是，“当世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乃撰为《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此文一出，王小波、李顺的英雄业绩才为世人所知，史学界才加以注意。解放以后，农民战争史受到空前重视；王小波、李顺的斗争被公认为划时代大事，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各种中国通史都大书特书（这是完全应该的），现在，连初中的少年学生都熟知了。在这篇论文之前，荫麟先生还发表了《南宋初年的均亩思想》；之后，又发表了《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等论文。这些论文所考究的问题多是首次提出来的。其中的许多创见，给宋史研究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除以上外，还有考索其他朝代史实的许多论文。从著作目录可见，从老子生年到甲午海战，从社会经济到哲学思想……他都有所探究。但是，范围既如此之广，难免有失误的地方。如徐规先生指出并补正的李顺广州就逮之说即与实际相违。又如科技史的某些论文，“因发表时间较早，以今天的学术水平来看，似尚不够详备深入。”这就有待于后起者的补充和修正了。可是从史学发展上看，前修已作出的贡献，特别是那种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仍然是极可贵的。

(二）论评

荫麟先生的史学著作，还有很大部分是属于论评的。这类文章多是因当时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有感而发，对当时的史学研究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下面略举其要。

(1) 论史学的学风

在二十年代前后，支配中国史学界的风气是所谓的“新汉学”。它崇尚考据，重视资料，标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对“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统，不加措意。荫麟先生认为这是偏向，特著文给以批评。他在1928年发表的《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一开头便说：

“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斯言也，多数绩学之专门史家闻之，必且嗤笑，然专门家之嗤笑，不尽足慑也。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更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

当然他并非以为资料可以忽视。相反，他认为“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与整理”。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谈论这个问题的。他对当时的资料整理工作亦深致不满，在《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一文的“引言”中曾慨乎言之。他说：

“迩来‘整理’旧说之作，副刊杂志中几乎触目皆是。然其整理也，大悉割袭古人之文，刺取片词单句，顛倒综错之，如作诗之集句；然后加以标题，附会以西方新名词或术语，诩诩然号于众曰：‘吾以科学方法董理故籍者也。’而不知每流于无中生有，厚诬古人。此种习气，实今后学术界所宜痛戒。”

(2) 对重要史实的发现和评价

这里举两篇为代表。一篇是《洪亮吉及其人口论》（1926年刊于《东方杂志》)。“引言”说：“清乾嘉间之汉学大师，其能于汉学以外，有卓然不朽之贡献者，惟得二人：在哲学上则戴东原震，在社会科学上则洪稚存亮吉。”戴氏之学，当时已大显于世；洪氏之学则犹湮没不彰。萌麟先生深为之不平，特为文介绍洪亮吉其人及其人口论。他指出洪氏的人口论与英人马尔萨斯之说不谋而同；二人完成学说的时间又都在18世纪90年代。可是马尔萨斯之说在西方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他深有感慨地说：“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伯，或不免于洴澼絖，岂不然哉。”到现在，因人口问题受到空前重视，洪氏的人口论已多为人知。上距荫麟先生揭橥阐扬其说已六十年了。

另一篇是《跋水窗春呓》。《水窗春呓》这部书，不著撰人，前此盖无人知。荫麟先生偶然看到，知其为记咸同史事的重要史料，特嘱学友李鼎芳考出作者为欧阳兆熊。此人与曾国藩有故，深知曾的为人。跋说：书中“所记曾事，虽寥寥数则，实为曾传之最佳而最重要资料”。跋文专就这几则曾事，加以论说，所以特加附题：“(记曾国藩之真相)。”这真相是什么？是一副凶残、阴险、善弄权术的狰狞面孔。跋说：“自曾氏之殁，为之谱传者不一，而皆出其门生故吏手，推崇拜之心，尽褒扬之力，曾氏面目遂在儒家圣贤理想之笼罩下而日晦。”应该指出，荫麟先生写这篇跋时，民国已成立二十四年了，但因历任执政军阀的吹捧，许多文人学士的颂扬，曾氏的真面目仍“在儒家圣贤理想之笼罩下”隐晦着。因此，跋对曾氏真相的揭露就不仅是史学上的—个求真问题，而且是个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它的影响所及就不仅局限于史学领域之内了。

“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韩昌黎的这两句名言，我们在荫麟先生的笔下看到了。

(3) 书评

荫麟先生喜欢与人讨论问题，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批评梁任公关于老子生年的说法的。由于他有渊博的学问和过人的识力，所以常能通过批评给人以帮助。如对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他都写了书评，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有助于这部著作之更臻完善。（冯先生最近出版的《三松堂学术文集》还把这两篇书评收入。）但是，荫麟先生的书评，有的还兼有更重大的意义。例如他对顾颉刚先生的批评，其意义就不止于所讨论的那些具体问题。他写了《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的讨论》、《评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等文章。在那些文章中，他除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考订和解释，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外，还批评到当时流行的疑古之风。他是最关心学风问題的。前面我们已经举出他为此而写的专文。但他的关注不止见于那些文章而已。当时的疑古派对古代传说和记载多所否定。顾先生是古史专家的巨擘，影响很大。因此，荫麟先生对顾先生的批评也就是对怀疑一切的疑古学风的批评。在《评顾颉刚‘泰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一文中他说：

“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其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像而已。”

上举的前一篇文章是对顾先生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的批评。他以为顾先生关于尧舜禹的论断是错误的，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误用默证。因此，特别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专设《根本方法之谬误》一节，引法国史学家色诺波（Ch·S eignobs)之说，着重指明默证适用的限度。当时用默证以否定古人古事的不止顾先生一人。因之，对这问题的批评也就是对当时史学界的针砭。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能够在疑古的风潮中，砥柱中流，不随风而靡，其独立思考的智力和理论勇气是罕见的！

荫麟先生的史学论著，除上述几种外，还有许多别的文章。如对古代史料的考释与辑录，对国外史学著作的翻译与介绍，对历史人物的传述……散见报章杂志，迄未裒辑完全（伦伟良编《张荫麟文集》，收各类文章五十六篇，共五十余万言，实际是一个选本)。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里的叙述自然不能是完备的。

五 讲席侧记

荫麟先生不惟是一位良史，而且是一位良师。自1934年归国后，就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校任教。他对教学很认真，对学生很热情，凡亲沐其教泽者没有不思念他的。贺麟先生回忆说：“他初任教时，最喜欢与学生接近，……一点也不知道摆教授的架子。”其实，不仅初任教时，就是以后，他也一直是和蔼可亲，深受学生敬爱的。在西南联大，我从他学宋史，常送习作请他指教。每次他都是立即当面批改，边改边讲，不仅改内容，而且改文字，教我怎样做文章。有时候改至深夜，一再请他休息他也不肯。宋史课一开始，他就教我们读《宋史纪事本末》,并从其中自选六十篇作“提要”。每篇提要不得过百宇，须按时完成。听课者几十人，他都一一批阅。课上只讲专题，很富启发性。他总是每两三周，提出一个问題，指定几卷书，要我们从那几卷书中找材料，去解决那个问题。以后，问题越来越难，指定的书越来越多；最后，他不再指定，要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找书看。他用这样的方法，训练我们一步步地学会独立做研究工作。他很重视选题和选材，常警告我们，不善于选题的人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转；不善于选材的人就不能写出简练的文章。由于他诲人不倦，我感到课外从他得到的教益比在课堂上还多。因为在课堂上他是讲授专题，系统性逻辑性强，不可能旁及专题以外的学问；在课外，则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从那些谈话中，使我们不惟学到治学之方，而且学到做人的道理。回想起来，那情景真是谊兼师友，如坐春风，令人终身难忘。到遵义后，因为那是一个小小的山城，师生聚居在一起，学生得到他的陶冶更多。现今在宋史的研究和教学上很有贡献的徐规教授就是那时在他的作育下而踏上毕生研究宋史的道路的。那时的遵义又是一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地方，学生们对时政稍有不满的言论，便受到迫害。在倒孔运动中，有的学生被追捕，荫麟先生挺身而出，给予保护，使得脱险，表现了很高的正义感和勇敢精神。

荫麟先生在清华和联大，除在历史系开课外，还在哲学系开历史哲学、逻辑、哲学概论等课程。他常常介绍历史上重要哲学家的学说，极能引人入胜。他以史学家应有的客观态度，原原本本地如实讲述那些学说；所写的这类文章也是这样。因此，假若只听他一堂课或只读他的一篇文章，便可能以为他是所讲所写的那一派哲学的同调。例如，你只读《中国史纲》讲孔子的那章，你可能以为他是孔门信徒；但若你只读讲墨子的那两节，你又可能以为他是墨家的崇拜者。又若你读他的《陆学发微》，你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若你读的是他关于戴东原的文章，你又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其实都不是。他常这样说过：“我不想做哲学家，也不想做文学家，只想做一个史学家。”在我国历史上，他最崇敬的人物是司马迁。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他的政治态度。他说过：“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现实政治是很关心的。从他的著作看来，留美归国以前，他是一个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者，对国内的政治派别没有显著的倾向性。回国以后，他的政治思想有了显著的变化，日益倾向于人民民主革命，逐渐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这一转变在他文章中是有流露的。例如在《中国史纲》中讲述墨子时他写道：

“……总之一切道德礼俗，一切社会制度，应当为的是什么？说也奇怪，这个人人的切身问题，自从我国有了文字记录以来，经过至少一二千年的漫漫长夜，到了墨子才把它鲜明地、斩截地、强聒不舍地提出。墨子死后不久，这问题又埋葬在二千多年的漫漫长夜中，到最近才再被掘起！”

这些话写于四十年代初。诸问那时谁把那“人人切身的问题”再度掘起呢？除了中国共产党人外还有谁人？答案不是像太阳—样明白吗！

又如在《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一文的“引言”中说：王小波、李顺的暴动和钟相、杨幺的暴动，是“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因为王小波、李顺的事迹，“世尚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此文写于1937年初。那时持阶级斗争之说的不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吗？荫麟先生要把“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的、“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的史事“表而出之"，他的政治态度和同情所在，不也是像太阳一样明白吗？实际上，从这篇文章灼然可见，为阶级斗争说张目的也正是萌麟先生自己。“引言”中还指出：《宋史》、《宋会要》、《续资冶通鉴长编》对王小波、李顺的暴动，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皆绝不显露，谓非有阶级意识为崇焉，不可得也。”这更可见荫麟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持何态度了。他在昆明寓居欧美同学会时，赁房一小间，是书斋也是卧室。去拜访他的人都看到，在案头或枕边常放着一部“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本的《资本论》。在离别昆明前数日，他假同学会的会议厅邀宴友好十余人。席间，谈及时局，人人都以抗战前途为虑。他乐观而兴奋地说：“抗战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最后是必胜的。只是到胜利之后，国旗上的‘青天白日’已不存在，只剩下‘满地红’了。”他在《中国史纲》的青年本《自序》中说：“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听了上面那番谈话，这“最大的转变关头”何所指、不是也很明白吗？遗憾的是，他享年不永，当1949年10月1日全中国的人民欢庆这个“最大的转变”胜利出现的时节，他已凄凉地长眠遵义荒郊七年了！

1986年国庆节

（原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2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现据《不自小斋文存》录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9—675页；本文转自“云大经济史”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