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所名校，众所周知，它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办学，拥有文、史、哲、理、工各科的雄厚师资队伍。1937年9月至次年2月先落脚长沙，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往云南，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心系国难，励精办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支持抗战等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45年8月，日寇投降，次年的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历时九个学年。

一、序曲

父亲袁复礼是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地质地理气象系的主要成员之一。父亲先在南开中学就学，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他与三所学校有着“成长于斯、服务于斯”的天然联系。

1908年，他15岁时考入私立南开中学堂（今南开中学），1912年冬毕业。1913年夏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他一生的指南。学制虽为四年，然他于1915年夏就修完所有课程，以优秀成绩毕业，并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深造。1915年入美国布朗大学，学习了生物学、植物学、考古学等。1917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地质学、测量学等，1918年获学士学位。1920年获硕士学位后继续研究学习。1921年夏，因他的母亲病重辍学回国。

1921年10月起，父亲在农商部北京地质调查所任技师。他的第一项工作是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随农商部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出土的精致彩陶及大批磨制石器并存，说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存在，定名为“仰韶文化”。他所测绘的“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现场地形图”是我国现代考古史中最早的一幅地形图。

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左起：袁复礼、安特生、村长、传教士

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

（中国考古第一图）1921年绘制

1921年12月，他和谢家荣动议成立中国地质学会，得到所长丁文江、翁文灏的支持。1922年1月27日，他参加了筹备会议，与会26人即为创始会员，2月3日举行了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大会。自此，《中国地质学会会讯》《中国地质学会志》等相继创刊，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外同行的联系和交流。

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地质调查所派他去甘肃进行地质调查和煤田调查，取得不少成果：其一，创立了中奥陶纪“平凉笔石层”（平凉组）和早石炭纪“臭牛沟组”两个标准地层。后者富含化石，其中许多与欧洲维宪期（早石炭纪）的化石相同，首次确定我国有早石炭纪地层的存在。其二，对甘肃东部地层顺序及其煤田分布等作了系统记述，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

1922年秋，父亲应李四光聘请到北京大学地质系兼课，讲授地质测量，后来相继开设和讲授地文学和经济地质学。

1925年12月，父亲与清华大学国学院讲师李济一道，赴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察，发现三处彩陶遗址。1926年秋，父亲受聘为清华大学兼任讲师，10月中至12月底，又同李济一起赴山西夏县西阴村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用现代考古方法的发掘。李济所著《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书后的两个附录“图说”及“山西西南部的地形”为袁复礼所著，附有精确的“西阴村遗址掘后地形图(1:4000)”及西阴村坑侧剖面图多幅，并对土层作了详细划分。

1927年3月至4月，袁复礼参加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就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一事进行谈判。4月26日双方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定订合作办法》，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外平等的条约，也促成中国第一次对西北进行科学考察。

1927年5月，应聘为清华大学专任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推荐他代表清华大学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为中方10名团员之一。

1927年5月12日至1932年5月10日，作为中瑞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袁复礼与其他中方团员一道，以自己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外籍团员的尊重。1928年12月中旬，徐旭生和斯文赫定两位团长回北京办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理事会指定袁复礼为考查团代理团长，直至考查结束。

1927年6月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哈那郭罗。左起：袁复礼、斯文·赫定（外方团长）、徐炳昶（中方团长）

五年的蒙新考察里，父亲是全体中外团员中连续时间最长，取得成果最多的成员。沿途考察，全程九千余公里，往返新疆至包头全靠驼、马和步行。他在新疆对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地形学四项学科均有重大发现，尤其是在天山北麓发现大批兽形爬行动物化石，共发现4个化石点，5个化石层以及10个新物种，具有重大科学价值，消息一时轰动了西方学术界。他先后发表十余篇报导性短文及论文，而对新疆的总结性论文五篇则发表于1949年至1956年间，最迟的一篇《新疆准噶尔东部火山岩》发表于1983年，对天山以北的地层、构造、地貌、岩石、构造运动等做出了奠基性工作。

1932年5月，父亲返回北平后，即接替翁文灏，任清华大学地理系第二届系主任，在他的动议下，1933年改名地质地理气象系。他大力聘请师资，添置外国图书、成套杂志、成套标本、仪器设备，完善实验室、标本陈列室，加上1931年建成的气象台等，在全系同仁共同努力下，使各方面均初具规模，达到培养高级人才的要求。抗战前清华大学地理系——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生累计44人。

1933年，在北京豆芽菜胡同葛利普寓所

前排左起：章鸿钊、丁文江、葛利普、

翁文灏、德日进；

中排左起：杨钟健、周赞衡、谢家荣、徐光熙、

孙云铸、谭锡畴、王绍文、尹赞勋、袁复礼；

后排左起：何作霖、王恒升、王竹泉、王曰伦、

朱焕文、计荣生、孙健初。

二、联大岁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根据教育部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长沙，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联合后的地学系师资雄厚，父亲讲授“地文学”和“构造地质”两门课程，并与谢家荣、孙云铸、冯景兰、张席禔共讲地质测量及野外实习。父亲在教学之余，于1938年10月考察了湘东平江及湘西桃源、常德、沅陵境内的金矿，同年他写出《湘东湘西金矿视察报告》，交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并提出了整顿提高土法开采及管理的建议以支援抗战。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南迁昆明，其中一路以步行为主，在团长黄师岳，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黄钰生、指导委员会成员曾昭抡、袁复礼、李继侗，以及闻一多、许维遹、李嘉言、王钟山、毛应斗、郭海峰、吴征镒等11位教师带领下，带领由244名学员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地学系3个年级的14名学生分散在两个大队十余个小队中，其中有数人有幸常跟随在袁先生左右，听他根据实地情况讲河流、地貌、岩层的构造变形、岩溶的发育等，讲丁文江、王曰伦、田奇隽等人在湘、黔、滇东的工作，学习采集岩石、化石标本，观察地质现象、绘制路线地质图等，先生广博的知识和乐观的精神，使他们受益匪浅。师生步行1300公里，每日平均步行30余公里，全程1671公里，历时68天，于4月28日方抵昆明。

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团长参谋长、大队长教师辅导团及随团医生等合影。

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

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

中排左起：李嘉言、毛鸿、卓超、许维遹、

闻一多、总务负责人、副医官；

后排左起：吴征镒、徐行敏、邹镇华、杨石先、

袁复礼、沈履、曾昭抡、郭海峰、护士、毛应斗。

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租借大西门外昆华工校、昆华农校等为校舍，同时在大西门外建筑新校舍。5月4日开始上课。西南联大物质条件虽差，生活艰苦，但大家心系国难，励精办学，提倡通识教育，一年级不论何系，均需通过必修的基础课：国文、英文、高等数学等，对人文、社会，自然知识有广泛综合的了解，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方能进入各系深入学习专门学科。西南联大共设5院26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其中地质地理气象系有孙云铸、王烈、袁复礼、冯景兰、张席禔、米士（P. Misch）、张印堂、谭锡畴、洪绂、鲍觉民，李宪之、赵九章等教授，及新聘的副教授、讲师、助教等新生力量，师资雄厚，各组开出的专业必修课都有15门，专业选修课近20门。按各教师的专长分工讲课，每位教授都指导野外实习和毕业论文，加之云南省的各时代地层齐全、矿产丰富，优良的自然条件给地学系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弥补了缺乏图书和设备的不足。

1940年7月，日寇攻占越南，昆明局势紧张，校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叙永分校，全体一年级及先修班计七百多人迁至四川省南部的小城叙永，11月13日开始上课，由文学院杨振声教授任分校主任。地质地理气象系由袁复礼及助教苏良赫开设普通地质学课程，地质组学生有涂光炽，许冀闽、王亦娴、张敬凤、罗济欧、祝宗权、竹淑贞、杨义、张咸恭、吴达文、程鸣岗、王忠诗、吴韬光、黄雄畏、梁景智、张家环、陈鑫、李修能等近20人，但听课学生几十人。袁先生还兼任理学院学生选修课学分的签审工作。

叙永城小，师生教学、住宿分散在九宫十八庙宇祠堂中，有的古庙年久失修，四壁透风，条件比昆明更为艰苦，但师生满怀抗日必胜的信心，克服困难。

苏良赫回忆：“我们从中药铺购买矿物药材作为实验室标本。叙永县城以北尽属白垩纪的红层，县城以南渐入较老的地层，以灰岩为主，在野外实习中采集各种岩石和矿物标本。站在城北安宁河谷东岸的红崖山顶，俯看脚下各种砂岩、页岩的岩性和产状，远望四周的地形、地貌和阶地，这些讲解使初学地质学的同学耳目一新，这些普通的山山水水原来记载了多么丰富的地壳变动历史”。

学生张沁回忆叙永生活时说：“我们在叙永一连上了七个月的课，当年没放寒假，每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做理化实验，有时连星期日也不休息。”

这样紧张地完成了这个学年的教学任务。1941年8月中旬，一年级迁回昆明，10月份先修班也完成学业，回迁昆明。

1940 年联大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

图为分校校址之一春秋祠

三、团结抗战的地质地理气象系

长期以来外界对西南联大的关注多侧重在文科和物理系的诸位大师。由于地质地理气象系的都是“钻山沟”的工作，本系很多师生除了上课外，多数时间在高山密林和大江大河之间测量和调查，很多工作或是出于保密、或是专业性较强，难为外界关注。但是他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教学科研和抗战两不误，课时认真教学，余时外出完成地质及矿产勘查、地理考察和气象监测和预报工作，以实际工作支援伟大的抗日战争。

西南联大简陋的新校舍

地学系各组都注重加强野外现场教学实习。地质组每门课程实习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足迹遍及环滇池地区西山、嵩明、富民、昆阳、宜良等地。三年级实习较长，环绕滇池或抚仙湖进行路线观察，系统研究地层、构造、岩石，填绘路线地质图，进行全面训练，为以后独立工作和搜集资料打下基础。毕业论文是必修课目，自三年级暑假至四年级开学后三个月，同级学生二、三人一组，分赴指定地点系统研究岩石、采集化石，确定地层年代层序，观察分析构造，弄清矿产类型与埋藏情况，进行地质测量及填图，并采集标本带回作室内鉴定与化学分析。四年级边上课边整理资料、分析研究、撰写论文。最后由孙云铸主任组织教授带大批学生去论文地点验收成果，现场教学。

地理组二年级注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调查，三年级实习为经济地理，四年级结合专题研究和毕业论文作调查。各年级实习回校后都必须写出实习调查报告，并要求附有图或表。当时助教和四年级学生所写论文中质量较高者就发表在《地学集刊》杂志上，在培养人才的同时，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气象组开始起步艰难，除理论教学外，只能用土办法观察云层天象及测风向风速，四年级到昆明五华山气象台实习三周，严格按值班员要求，从事气象观测，并作月报表及逐月气象统计，高空观测要到远郊机场，先跟雷达班学习，后从事辅助计算。1939年10月气象组配合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高空气象组（负责人为赵九章）在昆明嵩明县城西的灵应山建立了“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高空气象台”，开展地面气象观测和高空气象探测试验。后向空军军官学校借得自动风速风向连续记录仪。1940年他们又自制精密水银气压计成功，制成60台，供航空委员会及各地气象台地面及高空观测之需要，得到全国气象界的好评。1941年至1942年，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驻昆明期间，联大气象台持续向他们提供气象记录，博得陈纳德将军的赞许。当美空军离昆明时，回赠了气象台仪器一部、北半球天气图全套（缺数年）及气象图书多种，使得气象组教学、观测及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嵩明高空气象台直至1946年7月联大结束迁返北平。抗战数年中，气象组的理论研究著作有二十多篇。

地质地理气象系教授们不仅教学严格要求，还关心学生的生活及毕业生的出路。1942年，袁复礼协助系主任孙云铸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调查所”，承担一些调查任务，并带领学生去完成，以取得经费补助学生，安排毕业生去就业。此外，他还安排毕业生留校任助教，培养了一批后继人才，优异者还推荐出国留学深造。他们与建设部门、矿业部门联系，对云南地区矿产和交通开展地质调查，对云南的地层、构造及金、铜、煤、铅、铁、磷等矿产有许多新发现，在此基础上写有许多论文。例如，孙云铸从1939年开始，就组成滇缅公路地质调查团，1943年及1944年间又担任大理五县地质调查队及横断山脉地质调查队队长，1942写有《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滇西中志留纪地层》《云南西部之奥陶纪海林禽动物群》等，获教育部二等奖。还有与张席禔共同完成的《滇西寒武纪之发现》论文。张印堂教授1939年8月至1940年3月带领邹新垓等四位学生对西康全部、云南西部及西藏东南部的经济地理做全面调查。1940年秋，完成《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报告书》及其他专题论文多篇。1943年完成《中英滇缅北段未定界江心坡地理考查计划》，对江心坡的地理景观、居民、各民族特征及相互关系，对西南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等都做出了前瞻性的研究。

冯景兰1939年对川西、康东一带调查研究，对荥经县铜矿、宝兴、天全、芦山地质矿产、康定旅行、西昌-会理旅行及雅安、冕宁两属矿区视察总报告等有详细记载，并与 1942年完成《川康滇铜矿记要》专著，获教育部学术奖。此后又完成《云南之地质矿产及矿业》《云南之造矿时期和矿产区域》等论文。

张席禔教授1940年对滇东及贵州西部、中部大致沿滇黔公路和川黔公路之南段作详细调查，写有《云贵三叠纪地层之比较和分层研究》《关于中国三叠纪地理与矿产研究》、《中国之中生代地层》《广西哺乳动物化石》等。

袁复礼在1938年9月至次年8月，接受资源委员会翁文灏任务，带苏良赫到西康考查，对盐源、冕宁、会理的四处金矿写出勘察记，上报资源委员会，并提出加强管理的意见，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他还参与个旧锡矿、东川铜矿、易门铁矿、富源锑矿和一平浪煤矿等矿山的地质考察和指导工作，其中1941年在滇越铁路拉黑里站附近发现锌矿两处，写有《云南横格横路锌矿》，估计矿量约400余万吨，含纯锌80余万吨。1944年，写有《云南武定罗次二县境内的铁矿》，勘察报告交云南省建设厅及云南钢铁厂。在沾益蔡家冲发现雷兽化石，特撰文介绍：“雷兽为一种哺乳动物，为新生代渐新统下层的标准化石，其形状似犀牛，惟鼻梁下塌，无角，全身亦较犀牛大一倍，早已绝种”，“蔡家冲一带为陆地盆地湖泽之堆积，其中磷、硝、钾各质甚多，将来可能成为一轻工业之发展地”，“除蔡家冲外，尚有沾益桃园左近的植物化石，种类与美国加州之渐新统植物化石相同，且桃园地层含生石油质，如在桃园及蔡家冲一带测采石油，或有希望。”

1946年，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的教授已增加到15人，副教授、讲师6人，他们在抗战期间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服务社会、支援抗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师生之间也结下深厚的情谊。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的九年中，毕业生累计166人，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成为各部门、科研院（所）的骨干和领军人物，为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有21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正式宣告结束，三校分别迁回北方，而八年战火中办学结下的同事、师生情谊一直贯穿了父亲终生。

1939年袁复礼先生《麻哈金矿勘查记》手稿

四、后语

复员后的清华大学院系有所扩充，理学院增设气象系，李宪之任系主任。地学系由地质、地理组合成，由袁复礼任系主任，除本科生外，加收研究生。

新中国成立后，地质教育迎来快速发展时期。1950年清华和北大地学系应燃料工业部的请求，应急培养地质采矿人才，这让父亲和同仁们异常兴奋，两校努力创造条件，当年春秋两季各招专修科学生两个大班，（其中清华于1950春招收二年级学生30人，1952毕业；1950秋招收一年级学生40人，1953年毕业），两校共计应急培养120余人。后来都成为各部门的骨干力量。

1950年，清华地学系师生在河北平山

左起：朱上庆、陈庸勋、袁复礼、××、蒋荫昌、

××、张倬元、王杰、王濮、张忠胤

1952年7月，全国院系大调整。在这个背景下，北京地质学院应运而生。学院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地质系和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地质组为基础，按照苏联模式，按地质各专业分系，大量培养专门人才。1952年，学院招收新生1200人。

这次调整后，父亲不再担任院系行政工作，他得以专心致力于新学科“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的建设。他在第一线进行教学、编写讲义和正式教材，培养青年教师、进修教师和研究生。

经过六十余年的教学和科研，父亲为国家培养了几代地质学家。他的学生们铭记老师的教诲，传承着爱国爱民、严谨治学、团队合作、因材施教、言传身教的伟大精神，不断努力为地质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做出贡献，将他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下去！

（作者：袁方，系袁复礼之子； 转自“西南联大博物馆”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