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通
摘要:翁文灏对中国现代地理学有多方面的奠基性贡献，其中与地图编纂相关的有三项：一、20世纪20—30年代，首度考订厘清了清初地图测绘的始末。对清初地图测绘史的“重新发现”，为以后《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奠定了科学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地图编纂开辟了新的前景。二、20世纪30年代，先后参与主持编纂了再版10次以上的商务印书馆《中国分省图》和中国地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申报馆地图集》，影响广泛。三、1928年创办清华大学地理学系，设计并亲自讲授“中国地理通论”“人文地理”和“地图学”三门课程，为清华地理学科发展奠定的基础、确立的方向，长久地发挥着重要影响。
翁文灏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地理学会的创始会长。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它几乎涉及到自然界和人文界的各方面。所以地理研究对于国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类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①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学术兴趣与研究方向从地质学向地理学转移，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基工作做出了多层次多方面的贡献。对翁文灏在中国地理学科的贡献进行全面论述与阐释非本文目的，也非作者学力所能及②。本文拟仅就翁文灏在《申报馆地图集》编纂中的相关工作，对其地理学的成果略加梳理，冀望于翁文灏与中国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有补于万一。
一 重新发现：清初地图测绘研究
清代初期（17—18世纪），由康熙主持、欧洲传教士实施的中国地图测绘及其成果《皇舆全览图》，是中国古代舆图测绘最高峰。然而，当时测绘的成果藏之内府，视为鸿秘，嗣后“《大清一统舆图》等类，虽地名、道路间有增益与订正，而精确程度则谬讹相传，每下愈况”，尤其是“清初测量所用方法、所得结果，中国方面向未见有具体记载”，“既不知何地之确经测量与否，又不知测量之用何方法”［1］。清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结果，造成清初地图测绘方法失传，中国地图学几百年间只见退步不见前行。
民国时期，先有沈阳故宫博物馆发现清代地图41幅，由该馆以《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为题石印。1925年5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点查故宫造办处存物时，发现《乾隆内府舆图》及其原刻铜版103幅，及乾隆御题诗1幅，共104方，1932年亦印刷多部，公布于世。
对此中国图学之重要材料，翁文灏极为重视，认真研究，先是于1930年搜罗“与清初测绘地图及经纬度之测定有关”的西文旧籍，以及中国古籍中对于清初测量地图情形“可资以推想者”，详细研讨，不仅首度考订厘清清初地图测绘的始末，如地图测量绘制过程、参与人员、绘制方法，而且获得大批地点实测经纬度数，作《清初测绘地图考》一文近一万五千言。
翁文灏重点收集和研究了以下四种法文书籍：（1）1729年巴黎出版的苏西孩《印度中国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及物理观察》［2］。（2）1735年巴黎出版的杜赫德著《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3］。（3）1783年出版的马侠《中国通史》［4］。（4）1818年出版的格罗籍《中国志》［5］。此外，翁文灏还参证了1776年唐维尔所作《中国图之辩护》［6］，以及1765年衣斯尔考定北京经纬度的相关著述［7］。
翁文灏指出，清初舆图虽在中国称为秘籍，视为内府珍藏，但在欧洲各国早有出版，竞相传播，尤其是杜赫德的书中，“于清初测绘地图之情形记载颇详”。翁文灏最为关注各书中记录实测的各地点经纬度数。苏西孩的《印度中国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及物理观察》中，“记各教士在中国天文观察，多与经纬度测定有关”，而且卷末所附世界各地经纬度数表中，也有中国一些地方的经纬度。杜赫德的《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中，附有康熙时测定中国各省及满蒙各地之经纬度数表。马侠《中国通史》中，也载有康熙年间测定的经纬度数表，且与杜赫德书中大致相同。格罗籍的《中国志》不仅附有经纬度数，并且还注明：据马侠氏研究，苏西孩氏所记中国经纬度数错误极多，因此马侠氏又根据原测量各教士之手录原本，重为印行。
翁文灏的研究成果包括：（1）考订出“康熙年测绘地图之尺度”，即“当时所用以测量全国长距之单位”。“由康熙帝决定，以工部营造尺为标准，并规定以此尺为单位，1800尺即180丈为1里，于是里之长度始有一定，某地至某地之距离里数，始有一定意义〔据哥皮尔（Gaubil）致唐维尔书，以200华里合1度，乃出自康熙帝之亲裁。当时有以为与习用之里不符者，但不敢反对〕。当时法国‘米特’制尚未确定。彼邦所用之度为‘刘’（古法里Lieue）及‘笃亚斯’（古法丈Toise）即此”。据耶稣会教士多马斯（Pere Thomas）之测量，地球经线每一度恰合20“刘”，又恰合200华里。一“刘”又合2853“笃亚斯”，亦即等于10华里。故l华里实等于285“笃亚斯”［1］。（2）弄清了“康熙年测绘地图之次序及范围”。据杜赫德书中所载实际参与工作的传教士雷孝思（Pere Regis）的记述，“其实地工作，自康熙四十七年始功，至康熙五十五年竣事，至五十七年而全图绘成”，“《皇舆全图》于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进呈，于是关内15省及关外满蒙各地，皆经测量成图”。乾隆年间，又对康熙地图中西藏、新疆地区内容，及其不足之处有所增补。（3）弄清了此次地图测绘所使用的“测量之方法”。据雷孝思神父自述，正式测图时的“主要工作，厥在测定全国三角网（Triangulation），然后各地之详图方可得而附丽焉”［1］。（4）弄清了“康熙地图所根据之经纬度”，即天主教士用以绘成中国全图的“纬度系测定而经度则系约推”，包括测量工作的具体过程，明了有确切经纬度的地点630处［1］。
翁文灏一方面盛赞“清初测量地图，不但奠定中国地理之基础，亦实为世界地理之一大贡献。……故十八九世纪欧洲地理学家之言亚洲地理者，皆不能出中国地图已知之范围”［1］。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初对于地图测量致力虽勤，而于地理观念则殊多误会。尤以当时君主有时强作解人，较为武断，后世不察，遂多谬传。……而小有成就，遽自引满，既不将所得结果完全公开，又不造就专门人才继续努力，致以后毫无进步。”［1］翁文灏对清初地图测绘的考证严谨准确，此后相关论著，“在地图测绘过程上多沿袭翁文观点，对于《皇舆全览图》绘制的背景及其历史地位基本上也不存在争议”③。
1932年，故宫博物院将《乾隆内府舆图》公开印刷出版100套，翁文灏又作《读故宫博物院重印乾隆内府舆图记》一篇为序，追考往史，进一步梳理清代中国地图测绘沿革，考证沈阳故宫博物院重印之《内府舆图》图中内容，讨论“沈阳铜版图”与“北京铜版图”所使用的地图投影方法，证明沈阳故宫“重印图之原作当在乾隆以前，而为康熙时作，殆可无疑”［8］。
翁文灏认为：“《康熙地图》正式工作虽不及十年，而预备工夫由来已远。原其成功之要素，实由中国地理记述，与西洋测绘方法，二者会通，故能于短期内成此巨制。”［8］而康熙地图正是乾隆地图的重要基础。随着雍正、乾隆两朝屡次西征，中国专家何国宗、明安图，西方教士傅作霖（Felixda Rocha）、高慎思（Josepha Espinha）增补测绘，及宋君荣（Antoine Gaubil）融合中西，贯通新旧，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西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领导汇编《内府舆图》，“兹所重印乾隆旧图殆即其图，或根据其图而成焉者也。”翁文灏还提出，雍乾时期测绘工作“有可记者：（一）尺度之规定。中国里数长短不一，测量距离大感困难。康熙帝毅然规定以二百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每里一千八百尺，故每尺合经线千分之一秒。中国政府以地球形体定度制，盖犹在十八世纪末法国以赤道长度规定米突制之先。（二）实测经线一度长距。康熙四十一年（西1702年）测定经过北京之中经线霸州至交河间之长距。四十九年（西1710年）又在满洲实测北线四十一至四十七度间每度之长距。因而发见每度经线，因纬度高下而有差。此殆发见地球扁圆实证之始。特当时未明其意义，后世亦埋没其功绩耳。故此工作不但以奠中国地图之基础，抑且富有世界学术意义，凡斯成就，固藉西洋教士测量之功，亦中国政府提倡之力也”［8］。
尤其关键的是，翁文灏经详细审校，确认《内府舆图》的绘制方法“皆用梯形投影法（Trapezoidal Projection）”。他不仅具体解释了梯形投影法：“其法先作中经线，即经过北平之子午线。在此直线上，分划纬度，每一度为一格，五度为一排。纬线皆作直线，等距平行，复选定纬线二条，照中经线同一比例，而依本身长度划分经度，每一度为一格，依此联作经线。地既球形，纬线弧愈北愈短，故依此法所作之经线，除中经线外皆斜向北极”［8］；而且认为：“依此投影法所作之图，经纬皆成直线，且不需何种复杂算学，故易于绘制。分幅图皆可完密接合，不留罅隙。离中经线较近者比例及方向距离均尚准确，但距中经线过远者，虽距离比例相差尚少，而经纬线相交过斜，形势方向颇感错觉。”［8］他同时认为，“雍正十三年法国唐维尔所作《中国分省图》亦用同一绘法，地名详略亦大致相同，其所作《中国属地④图》亦用同一投影，同一分幅方法，可见其同出一源，毫无疑义。但唐维尔所作《中国总图》及《属地总图》已用锥形投影法（Conic Projection）。此法于地位形势变更较少，用之于大面积之图，自较梯形法为宜，在中国之所谓《内府舆图》则从未见有用此法，殆以当时在华教士尚未习此欤”［8］。
翁文灏的相关研究，是对长期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下的清初地图测绘史的重新发现，为以后《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奠定了科学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地图编纂开辟了崭新的前景。
二 再创辉煌：现代中国地图编纂
20世纪30年代，翁文灏先后主持编纂了两部现代中国地图，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申报馆地图集》（包括8开本《中华民国新地图》及其缩编版16开本《中国分省新图》）。该地图集于1934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翁文灏与丁文江、曾世英共同编纂。而此前一年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实际由翁文灏主持编纂的《中国分省图》，则受地图史研究者关注较少。
翁文灏谦称《申报馆地图集》由“丁文江先生创其计画，《申报》馆诸君助其成功，编辑制绘则曾世英先生实任其工作，参考材料大半藉助于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历年之所收藏，余不过从旁参赞而已”［9］。实际上，《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出版，既有其作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居间组织指挥协调之劳，更有其前期对清初测绘历史研究奠定的基础之功。
翁文灏关于编印中国地图的学术理想萌生已久，在地质调查所学术规划中也久有设计，并得到丁文江及地质调查所同事的支持。1924年7月，丁文江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就曾提议：“中国如能将各省二十万分之一图印行于世，已足为学术界之根本参考，外人亦不至笑中国为无地图之国家。”［10］沈阳故宫及北京故宫所藏清初地图面世后，如前所述，翁文灏更是详细研究，为新图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1930年起，翁文灏受聘担任中基会“科学研究教授”，“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研究地质学及地理学”［11］，实际地理学研究工作尤多。根据中基会1930年7月修订的《科学研究教授席办法》，受聘的研究教授除领取薪俸外，“每年并得支设备补助费二千元，调查及助理费一千元以内”。由于经费比较充足，翁文灏乘机广泛搜罗海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使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存图最富之馆，所藏中外地图达一万张⑤。中基会的1931年年度报告中，也特意提及翁文灏在“设备方面，以购置地理出版品为多”。《清初测绘地图考》《西洋人探勘中亚地理摘记》等地理学著作，也正是他担任科学研究教授的最新成果［11］。1931—1932年度中，翁文灏“重要工作为：一、研究华北河流之冲积量与估计沉淀及侵蚀之速率；二、测算中国各省面积；三……”等［12］。
中基会在第八次董事会（1932—1933）年度报告中，对翁文灏的科学研究教授席工作有如下评述：“翁文灏教授继续研究地质学，兼及地理学。本年重要工作……第三题为康熙乾隆地图考证，包括当时所用投影方法之考证，成论文一篇，作为故宫博物院重印乾隆铜板地图之序文。第四题为中国山脉、盆地之研究，可为吾国自然区域形势得一根本之了解；现是项研究已大致完成，尚待补充，脱稿后将在《地质学会志》中发表。”［13］
因此，当上海申报馆老板史量才接受丁文江的建议，并委托地质调查所编制一套新的中国地图以纪念该报出版六十周年时，顺理成章地就有了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联合署名的《申报馆地图集》辉煌问世。在长篇序言中，翁文灏对编图过程和绘图方法做了详细说明。该图集出版后受到中外学界广泛好评，被认为有“新的地图投影”“各地经纬度的更正和推算”和“全国地形的表示”三大贡献，是中国自制地图集二百余年的空前成就［14］。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地理杂志》、美国地理学会的《地理评论》都曾发表书评，予以介绍。
《申报馆地图》尤其是简本《中国分省新图》，以其印制的高质量及亲民价格深受读者欢迎，“前后两版销售甚速，各地索购陆续”［15］。当然，指出原图各方面缺点的批评建议之声也不少⑥。翁文灏于是又指派方俊“全力协助，改正错误，增多地名，广征各省详图”，特别如“甘肃、四川皆得十万分一图作为根据”，“青海居延海等地多有崭新测量”，修订增补，于1936年8月出版第三版，“不但为前图之重版，亦实为向所未有之新著”［15］。1939年又印刷了四版。抗战胜利后，台湾、东北，失地光复，申报馆不惜巨资，约请曾世英、方俊再度增补资料，编纂制绘，印成第五版新图，并“以此图籍之刷新，纪念金瓯之完固”［16］。新中国成立后，地图出版社1957年8月出版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甲种本），除对行政区划变更部分予以修订外，编辑体例、制图方法等仍与《申报馆地图集》一脉相承，而且在版权页上明确标注着“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字样［17］。对于《申报馆地图集》这一辉煌成就及其在中国现代地图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学界已有充分评论，不再赘述⑦。
几乎与此同时出版的另一部中国地图集——《中国分省图》，则更多记录和体现了地质调查所在翁文灏主持下编纂中国地图的艰难历程。该图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6月出版发行，署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编辑，刘季辰、李庆长绘制，曾世英、方俊校补。
中基会有感于中国基础教育用图缺乏善本，早在1928年就商请地质调查所编纂中学教学用新版中国地图。所长翁文灏当即指派他早年学生、该所技师刘季辰具体负责，以该所所藏地图为参考，编辑新版中国地图。刘季辰将地质调查所当时收藏的共374种中国地图一一勘阅、编目，后因其弃学经商，编图工作于1930年因之中辍。起初，翁文灏仍坚持让负责绘图的李庆长“继续为之”，未告杀青之时李庆长也“中途改事”。翁文灏坚持不放弃编图计划，最后“更请曾世英、方俊二先生加以校阅补正”［18］。该图编辑工作先后历时四年，“屡经作辍，中更数手”，终告完成，其中包括全国总图一幅，各省分图25幅（其中甘肃、宁夏、青海为一幅，热河、察哈尔、绥远为一幅）。总图用亚尔勃斯投影法，分图用多圆锥投影法绘制。图后附有地名索引。
据翁文灏介绍，《中国分省图》“各图编制皆照多锥面投影，依法为之，复参考实测原图多种，并利用嘉耐基、克拉克、斯文赫定等测定经纬度数，于地点方位有所校正……所有交通道路，以及村镇地名，率依公路图、邮政图为根据，庶不背现状。山峰、城市，皆注明拔海高度，庶于地形险夷，可稍得概念，于登临游览者可借作南针”［18］。正如翁文灏所指出：“凡事进步，必有阶段。”事实上正是借助该图的编纂工作，地质调查所图书馆丰富的地图收藏得以整理、编目、勘阅；全国基本地理信息如山峰、城市、村镇地名，交通道路等，得以清理统计；地点方位得以有所校正，地图编制方法得以受到实践检验。该图为单色印刷，纸质与装帧较《申报馆地图集》均略显粗糙，成本与价格也更为低廉，可以视作《申报馆地图集》的试验及过渡版本。《申报馆地图集》中《中国分省新图》之“新”，也正因有此《中国分省图》之“旧”在前。正如翁文灏所指出的：“以最新材料容纳之于普通用途者，此图之作，要为最早努力者之一事，亦即代表中国地图进步之一阶。”该图社会效益更为突出，“增进地学常识、正确地理观念，其有益于文化者，亦甚大也”［8］。该图出版以后，极受社会广大读者欢迎。或许是因为乃学校教学用图及价格更为便宜的原因⑧，就目前所见，至1939年，该图已经修正再版了十版。
此外，在民国地图测绘人才培养方面，翁文灏在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也是不遗余力，多有建树。1930年，翁文灏力主将华北水利委员会测绘室主任曾世英及方俊调入地质调查所，协助进行《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工作⑨。同时又陆续聘请一些前陆军测量学校制量科毕业，并在测量局工作过的绘图员，如安秉坤、鲁巨川、白翥彬、张继锦等，加入地质调查所从事绘图工作［19］。后来地质调查所还专门成立测绘室，并成为国内地图测绘的科学重镇。
三 奠定基础：创办清华地理学系
除主持编纂两部现代中国地图集，开辟中国地图编绘的新时代之外，翁文灏还在中国现代地理学诸多方面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1984年，李旭旦先生曾著文指出：“翁文灏先生非特是我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和张相文先生、丁文江先生、竺可桢先生同为我国地理科学的创始人。……翁文灏先生则从地文学的角度奠定了我国近代地理科学的基础。……自1934年至1943年，翁担任中国地理学会会长共达十年之久。他在任职期间，对地理学会的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对推动解放前我国地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
翁文灏于中国地理科学的奠基性、创始性贡献，或许还不仅限于地质地貌学和发起组建与多年领导中国地理学会，以及上述地图集的编纂工作。例如，他还亲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地理学系，在中国地理学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贡献也不可低估。
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后期，翁文灏学术兴趣由地质学转向地理学，“他一方面因为地质调查所的关系不肯做校长、部长，一方面极希望脱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专心做他研究的工作”［21］。应校长罗家伦之邀，翁文灏1928年主持创办了清华大学地理学系（1932年改名地学系）⑩，出任系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地理学系是继北京高师、武昌高师和东南大学后，全国高校中的第四个地理系［22］。翁文灏的目标是把清华地理学系建设成中国地理学北方中心。
在为清华地理学系所撰写的《课程导言》中，翁文灏强调指出：地理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之连锁，为一切实际知识之渊源”，特别是在中国，“尤有重要意义，因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丰富，但以近代科学眼光观之，未经探勘之地与地图上严格制绘应[而]留空白之处，尚所在多有”。然而中国科学界对“地理学一门或尚少注意，或偏重于中学教育之预备，专门研究，尚甚缺乏”。中国如欲尽“内以促进我民族物质之发展，外以贡献于全人类知识之进步”的责任，“非从地理学切实研究不可”。为此，翁文灏以“世界地学专科之通例”为标准，以“灌输充分地学知识，养成独立为地学探勘之能力，并可以为地形、地质之测量及学校地学之教授，以应目前中国之需要”为目标，精心设计课程，聘请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袁复礼等为教师，欲将清华大学地理学系建设成为“中国地理学之一中心”［23］。他为清华大学地理学系设计的课程包括：
第一学年：地文地理（通论）、人文地理、中国地理（通论）、国文、英文、甲组选科（物理、化学、生物、逻辑，学地理者以选习物理、生物为较要）、乙组选科（政治、经济、社会、现代文化，西洋通史留为本系必修科）。
第二学年：地形测量及实习、地质学（包涵岩石实习、地质构造及地文现象）、气象学（包涵天文大纲及气候学）、人类学及人种学、中国地理（地方分论）、中国通史（历史系课）。
第三学年：数学地理及大地测量（及地图投影）、地史学、考古学、世界地理、地形专论（即高级地文地理）、西洋通史。
第四学年：地球物理学、地学史纲及方法论、历史地理（例如东西交通史）、经济及政治地理、海洋学、世界地理、东亚史（历史系课）。［23］
其中，由翁文灏本人亲自讲授的有“中国地理（通论）”“人文地理”和“地图学”三门课程⑾。翁文灏的《中国地理通论讲义》包括：第一章地文学大意、第二章境界与面积、第三章地势与山脉、第四章水系及流域、第五章地质及地形、第六章交通、第七章气候与土壤［24］。“人文地理”课程，使用亨廷顿（E. Huntington）和库辛（S. W. Cushing）合著的《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为教材，课时一学年，每周二小时，四学分。“地图学”课程内容分为三部分：一，地图投影法（Map Projection）；二，地形说明（Topographic Interpretation）；三，测量原理（Principles of Surveying）。课时为一学年，每周四小时，八学分［23］。
由于1929年末一系列突发事件：地质调查所技师、杰出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在云南地质调查中遇匪被害；地质调查所技师王恒升在东北地质调查时因误入苏联境内而被捕等，一时间地质调查所人心惶惶。翁文灏自责：“余忝任所长，遭此巨创，自问责任，衷心愧作。因思余兼任大学教授教课，往返费时，也为旷误所务之一端，宁使自增刻苦，必须全停校课。”［25］于是，他不得不放弃刚刚着手开始的清华地理学教育和研究目标，重新将工作重心移返地质调查所，但是他为清华地理学科发展奠定的基础、确立的方向，仍长远地发挥着影响。
总之，翁文灏的《清初测绘地图考》是对中国地图测绘史的的重新发现；而他与丁文江、曾世英以此为基础编纂的《申报馆地图集》，不仅为中国现代地图编纂开辟了新的前景，也为地理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做出重要贡献；他创办清华大学地理学系，为清华地理学科发展奠定的基础、确立的方向仍长远地发挥着影响。翁文灏对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基性贡献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相关研究者虽已有不少的论述与阐释，但仍有许多内容尚待进一步挖掘、汇聚与总结。
致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锐洁对本文亦有贡献，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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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翁文灏《〈地理之友〉发刊词》，刊载于《地理之友》1948年第1卷第1期第1页。该刊刊名由翁文灏题写。
②相关研究参见：李旭旦《翁文灏先生对我国地理学的贡献——为纪念〈地理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刊载于《地理学报》1984年第39卷第3期，第244—248页；潘云唐《翁文灏在我国地理科学上的成就与贡献——纪念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刊载于《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89年第5卷第3期，第62—64页。
③见柴小羽《〈皇舆全览图〉研究综述》，刊载于《黄河•黄土•黄种人》2020年第24期第50页。据汪前进《皇舆全览图》测绘》中称，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从中西交通史和中国天主教史的角度又研究了参加测绘的传教士的情况，纠正了翁氏文章里的一些错误”（参见董光壁《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上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④Tartarie即中国满蒙等地。
⑤参见《地质学研究所报告》，刊载于《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1卷第1期。按中基会《科学研究教授办法》，“所有由本会补助费购置之仪器，于研究终了后，悉数赠与接受教席之机关”。因此现中国地质图书馆（前身为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所藏1932年故宫博物院所印清初地图，即钤有“翁文灏氏研究教席图书印章”。
⑥如批评一些地名错误、江东六十四屯划入苏联，也有黄国璋建议增加人口分布图等。丁文江则辩解称：“我们三个人都不是地理专家，都不是中学教员，我们不过是懂得地图，测过绘过读过地图的人”；“我们的供献在地形与基点的比较可信，此外都是余事”（参见禾子《新书介绍•再版中国分省新图》，刊载于《大公报》1934年6月2日第11版）。
⑦另有著作称：红军长征时，中央和毛泽东进行战略指挥所依托的除了无线电情报，就是一本《申报》全国地图。1936年4月，张学良飞赴延安会见周恩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时，曾将《中华民国新地图》作为珍贵的礼物赠送给周恩来（［17］，页116）。
⑧商务印书馆《中国分省图》售价1.6元，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售价3元。
⑨1931年，方俊翻译出版了《投影几何》；1937年，经翁文灏推荐获中基会奖学金赴德国留学进修，师从著名的重力测量学家迈塞尔（Otto Meisser）；1938年底回国后在地质调查所(重庆)工作，并在中央大学地理系讲授测量学与地图投影学；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⑩或称清华大学地理系正式成立于1929年秋，见陈国达等主编《中国地学大事典》，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⑾据1929年6月18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布告：“查地图学及中国地理两科，因翁文灏先生未归，学年考试未能照规定时期举行。兹定凡毕业级学生选习此二科者，其上学期成绩如在中等及以上，本届大考成绩准照上学期成绩计算，其他各级学生选习者，应俟翁先生回校后再行定期补考。”由此可知，翁文灏1928至1929学年至少开设并讲授了《中国地理》和《地图学》两门课程（参见《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9年第81期）。
（作者简介：李学通，1963年生，天津市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