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有瑾

编者按：

熊秉信是我国地质学家，对云南个旧锡矿的成矿规律、矿山地质和采矿方法有较深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锡工业发展的先驱。

其父熊庆来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教育家，是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杨乐、张广厚，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的老师。

熊秉信一生奋斗，充满艰辛。今年是熊秉信诞辰110周年，特刊载熊秉信之女熊有瑾的回忆文章，讲述他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熊秉信 作者供图

我的父亲熊秉信1913年9月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朋普镇息宰村，是熊庆来的长子。

20世纪初，爷爷熊庆来赴比利时学习矿学。一战爆发后，他辗转法国，主攻数学。学习矿业的夙愿，遂由父亲秉承。

父亲从小学习刻苦，1931年高中尚未毕业，便提前考取燕京大学地理系。一年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在校期间，他爱好广泛，擅长绘画、摄影，喜爱体育，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曾当选清华大学首届“美社”社长、理学院学生会干事，参加过“一二·九”运动。

父亲常说：“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他认为，救国要靠科学、靠实业。中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实业上去了，国家就会富强起来，地质勘探是寻找地下矿藏的一门科学。他年轻时的活动，为日后从事艰苦的地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毕业后，父亲留校任助教。“七七事变”后，他于1937年10月回到云南，开始为云南地质矿业的发展而拼搏。

父亲不仅精通地质、采矿专业，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等都有基础，熟练掌握英文、法文，也了解俄语、德语、日语、越南语。在事业上他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工程师，对同事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哥，他还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儿子、爱护妻子的好丈夫和关怀子女的好父亲。

来到马拉格矿山

我的母亲袁孟仁，是清朝末年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的孙女，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云南大学化学系。母亲与父亲结婚后，跟随父亲来到艰苦的个旧云锡公司，一年后，又调到马拉格锡矿矿山。

云南个旧有“锡都”之称。大锡是最早被人类利用的有色金属之一，数千年前，它就在青铜文明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大锡在当时是贵族炫耀身份的象征。

1889年，因蒙自开关，并开征锡出口税，个旧锡业大盛。西方国家对这里的矿藏垂涎许久。10年后滇越铁路通车，锡锭经铁路转运香港销售，个旧锡业进入鼎盛期。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加上可采资源日渐匮乏，个旧锡业跌入低谷，产量锐减，“厂情崩溃，锡业衰落”，原本如日中天的大锡之光，似风中之烛，眼看就要熄灭了。父亲看到衰落的锡矿业，义无反顾地放弃了都市的优越生活，来到了马拉格矿山上，用他的知识和智慧报效祖国。

父亲是工程师、矿长，母亲是化验员，夫唱妇随开始了新生活，生下了大姐、二姐，幸福的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

1947年母亲又怀上了孩子，但没想到，这次难产大出血，父亲和同事们用担架抬着母亲，打着火把连夜下山，赶往个旧市医院。孩子没有保住，母亲又得了产褥热，再加上生活环境艰苦，母亲竟得了精神分裂症。

父亲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工作并四处为母亲寻医问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得以带母亲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治疗，但效果甚微。父亲只好带着母亲回到矿山。

父亲经常要到一线工作、去野外出差，没有亲人陪伴照顾的母亲病情越来越糟，家庭重担落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

我是1955年出生的。两岁时又有了妹妹。大姐在学校体操优异，被选送到省体操队，父亲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体育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支持她去了昆明。爷爷了解二姐数学成绩不错，便要父亲将她送到北京，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以便进一步培养，也能减轻父亲的负担。

两个姐姐走后，我和妹妹就与父亲母亲相伴在个旧。父亲像一棵大树，保护着我们这两朵弱小的花。我们也陪伴着父亲，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

百科全书和故事王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常年在外出差，一个背包、一把地质锤、一个放大镜，还有指南针、瑞士军刀、自来水笔，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每次出差回来，背包里都会多出很多颜色各异的石头，那是矿石标本。记得1962年我们家搬到昆明，仅矿石标本、地质书籍、写满字的笔记本，就有半卡车。

父亲是我们的百科全书。他积累了丰富的野外生活常识，还搜集了很多云南当地天气的民间谚语，“云往东有雨变成风，云往南有雨下不长，云往西骑马披蓑衣，云往北有雨下到黑”。他告诉我们辨认方向的简易方法：山坡阳面是朝南，阴面是北面；在森林里树的相对干的一面是南面、长青苔的一面是北面。他教我们出门“晴带雨伞、饱带饥粮”。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一年有八九个月在外出差，为兼顾对我和四妹的早期教育，便教我做一些家务，父亲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比如“动物王国的人豹大战”“原始森林里的旱蚂蟥”“植物王国里的食肉植物”“御寒的樱桃辣”。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故事大王”。

樱桃熟了

那时个旧308队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水井，水井前是一个洗衣台，旁边有一棵高高的樱桃树，每年都会结很多红红的樱桃果。在困难时期，果实还没成熟就已成了孩子们的零食。我和妹妹小，又是女孩，只能在旁边看着，心想这樱桃一定很好吃。

一年，樱桃又红了，树矮的地方又被男孩、大孩子们摘得干干净净。这年刚好父亲没出差，我高兴极了，因为白天我与母亲去水井打水时，看到高高的树枝间还留着几颗打剩下的熟透的樱桃。等到父亲下班我与他一说，他马上把家里挂蚊帐的竹竿取了一根，用小刀将竹竿顶端细心地划开再用小木柴棍压成十字形，带着我和妹妹去摘樱桃。

父亲让我把外衣反穿过来，用两只手拉着外衣的衣襟站在树下，父亲用竹竿轻轻地夹住樱桃一拉，就直接掉在我的衣服里了。看着父亲高大的身躯，我有了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我问父亲为什么不使劲摇树，这样樱桃就会掉下来，多省事！父亲说，小孩没多大的劲，不会伤到树，他是大人，如果也用那样的方式，会把樱桃树弄伤的。

回到家里，父亲让我数数“战果”，有11颗。父亲说你来分一下，我分成了两份3颗——我和妹妹的，两份2颗——父亲和母亲的，并对父亲说，他和妈妈一人2颗半。父亲笑着说分得好，将他的两颗分别给了我和妹妹，之后拿出他的瑞士军刀将分给他和母亲的那一颗划成两半，自己尝了一半，另一半放进妈妈嘴里，说，“我在野外出差各种各样的野果多极了，有机会我会带些来给你们吃”。

我现在回忆起来，还会情不自禁涌出一股甜蜜幸福的感觉。

老阴山上的索道

从我们家后窗能看到高高的老阴山上，两条长长的钢缆连接着矿山和山下洗矿厂，上面挂着许多矿兜，每天不知疲倦地将矿山上采下的矿石，送到个旧湖边的洗矿厂。

小时候我的问题很多，也很奇怪，只要父亲在家我就缠着他问个不停，我问那些矿兜里是不是都有一个人在倒矿石？电怎么那么厉害，可带动那么多的矿兜？洗矿厂的水都要到水井里打吗？那一定有好多大力士负责打水。

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即便不知怎么回答，也从不敷衍我。他会说有的问题我可以讲给你听，但有的问题，他也要请教书本，寻找答案。

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订有《知识就是力量》。他常对我说，“你要多学习认字，识字了，我不在家时你也可以看懂问题了”。

于是，在我四五岁时，父亲到昆明、北京出差，为我买了识字卡片，还为我订了图文并茂的《小朋友》杂志。在父母的教导下，当时我就认得几百个字了。

1962年至1963年，父亲被冶金部派往越南支援地质勘探工作。当时我就可以陪伴母亲去领父亲的工资，在工资单上找到父亲的名字，并在母亲的签名旁签上我的大名。看着这复杂的名字，旁边领工资的大人总会伸出大拇指，说这是熊总工程师的女儿。每当听到这样的夸奖时，我都会感到无比自豪。

个旧湖边的记忆

父亲只要没去野外出差，周末都会与母亲带我们到锡都电影院、五一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与我们家隔着个旧湖。个旧湖被一条长长的堤坝分为两半，从我们家要经过长堤才能到个旧市中心的电影院。这时母亲总会挽着父亲的手走在我们后面，看着我们。五一电影院位于个旧的市中心，那里有当时最高的七层大楼，有好吃的“过桥米线”“小锅米线”，还有“烧豆腐”，父亲总是满足我们的要求，每次来都会大饱口福。

一次看电影回家已很晚了，父亲背着妹妹，我又困又累地慢慢跟在后面。父亲心疼地说，“来吧，我可以背两个”。看我犹豫的样子，父亲说，“我背得动”。我怕压到妹妹，父亲说是并排背，我高兴地与妹妹并排爬到了父亲宽大的背脊上。真舒服啊，又困又累的我很快在父亲的背上睡着了。电影的内容我一点也记不清了，但个旧湖边路上温馨的情景，这种父爱的幸福感觉，让我回忆了一辈子。

父亲常对我们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要勤俭节约，不许浪费。一次吃饭我端着碗边玩边吃，不小心摔了一跤，父亲把我抱起，看我没什么大碍，心疼地说，以后吃饭要有规矩。然后将地上的碎碗片捡干净，让我把掉在地上的饭扫起来，请母亲帮我用开水淘洗干净，叫我吃完。

有一年母亲带我和四妹到北京爷爷奶奶家住，四妹也有过一次将饭洒在地上的事，我很自然地扫起饭请母亲帮忙淘洗干净，然后吃掉。爷爷奶奶非常高兴，说父亲教育得好，夸我懂事。

“五七干校”与住房之难

1968年，父亲被“发配”到位于云南蒙自淌甸石崖寨的“五七干校”。

1969年甘蔗丰收的季节，父亲去送甘蔗。一辆装满了甘蔗的东风大卡车，驾驶室已被其他人占了，50多岁的父亲只能爬上车厢，站在装满甘蔗的车尾挡板狭缝处。

途中，卡车被一根伸在路当中的树干挡住，年轻的驾驶员忘了他拉的甘蔗太高，已超出了树干，而且车上还有人，他猛踩油门想冲过去，树干一下将堆得高高的一车甘蔗推到车尾。父亲背向车头，对向他压来的危险还一无所知，就被甘蔗压得身体向前扑，双腿被车尾的挡板卡着。父亲大声的呼叫，驾驶员没听见，还往前开着车。路边的老乡看到这情景，忙跟着车跑并大声地叫着，驾驶员才停下车来。父亲已被压得不能动弹，脸色发青，疼得发抖。

在老乡们的帮助下，压在父亲身上的甘蔗被卸下，父亲被抬下车，腿部骨裂让他几乎休克。但“五七干校”的人见没有外伤，只是让父亲在医务室看看就算了。父亲知道自己伤得不轻，“五七干校”又不准回昆明治疗，父亲只得让我买些“虎骨膏”“虎骨酒”和一些专治跌打损伤的药，为自己治病疗伤。

1973年，父亲终于“解放”，回到了昆明。他没有一点抱怨，马上投身到工作当中，他要把那些丢掉的时间赶回来。

但家庭的后顾之忧再次给他增添许多烦恼。搞地质工作的人，四海为家，当时都没有私房，住房家具都是由公司行政科分配。父母回来时，家里的房子已被占用，只剩下一间北向16平方米的房间和一间用木板临时搭建的“厨房”。

父母回来时带的一些生活用品，一下将这间本就狭小的房间摆得满满当当。房间里除了摆放父母的那张旧铁皮床和父亲的书桌外，放不进我和四妹的床，父亲只好将他的书箱和书码成一张“床”，让我和四妹一头一个地挤着睡。房间太小，“床”又不舒服，我和四妹经常为睡觉的事吵嘴，父亲很无奈。现在想起来心里还一阵阵发酸。

最后的日子

父亲为了将失去的几年时间赶回来，每天起早贪黑，参加各种会议、主持各种讨论，还要奔波于生产一线连轴转，在昆明、安宁、易门等地之间奔波，经常当天往返，很晚才能到家，睡几小时又要出发。

1974年3月，又是一个蚕豆收获的季节，我下班回家远远听见家里传来阵阵音乐声。我快步跑进家，推门一看，年已花甲的父亲，破天荒在家，正一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青松岭》主题歌，用脚打着节拍，一边剥着青蚕豆。见我进来，他便用手示意不要打扰他听歌曲。

看到这个场景，我心里高兴极了，轻轻地走过去与父亲一起剥蚕豆。听完了这首歌，父亲才对我说：“今天到昆钢出差，回来时看到路边有卖青蚕豆的，就买了些回来，我们今天就吃顿‘蚕豆焖饭’吧！我今天坐车太累，浑身酸痛，我休息一下，今天就由你做饭了。”说完父亲就上楼休息了。

我做好饭，四妹也放学回来了。我上楼请父亲吃饭时，看到父亲躺在床上，他对我说：“刚刚上厕所时头晕得厉害，差点摔倒了。”

什么医疗常识都没有的我，不知道这是父亲脑溢血的前兆，父亲也不知道这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

第二天，父亲像平时一样，一早就起床了，他坚持要去上班，可才出门就不行了，险些摔倒。在我的一再恳求下，才同意我用自行车推着他到延安医院看病。但父亲的病没能得到确诊和及时治疗，第二天才住进医院。

1974年3月26日晚上，昆明下起了小雨，而后竟飘起雪花，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27日早上大约9点多，大姐夫骑着单车来告诉我们父亲去世的噩耗。

我记不起怎么到的医院，怎么看父亲最后一面。只记得父亲病床旁的呼吸机、心脏起搏器都没了，只剩下白色的墙、白色的家具、白色的床单盖着父亲，我欲哭无泪，呆呆地看着父亲。19岁的我从此失去了敬爱的父亲，体会到天塌下来的滋味。

父亲去世后，得到了这样的社会评价：“对现在来说，尽管熊秉信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算不上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但是，先驱者的不懈努力和创新，不仅对云南锡业的发展功不可没，还对全国的矿业生产和其他矿床勘探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让我们记住云南锡业发展的先驱熊秉信。”

1964年，在昆明的全家照（第一排左起熊有瑾、袁孟仁、熊有华、熊秉信，后排左起熊有德、熊有曾）。作者供图

（《中国科学报》2023-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