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级电机系 吕恩民

1950年的春天，我们高中即将毕业，正在选择上哪所大学，我们的班主任毛鹤龄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考清华大学，因为我和挚友何德全的成绩一直名列前毛，但是作为年轻人，心里还是有点不拖底，就征求毛老师的意见，毛老师真是好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她笑眯眯看着我们，说这样吧，明天我带你们到清华大学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大家在清华大学集合，毛老师领着我们两个18岁的小伙子进入清华大学，这是第一次进入到这所大学里，真是开眼了，春天的清华大学郁郁葱葱，充满着生机，一切都是那么欣欣向荣，大学生们在校园里穿梭，几个人夹着大三角尺一边走路，一边辩论着什么，教授有的穿着长衣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手里拿着教案，赶往上课的教室，这大学也太漂亮了，大礼堂、大广场、图书馆、二校门、水木清华等等看的眼花缭乱，我们两个下定决心就考这所大学。

毛老师当时30多岁，还未成家，30多年后我在鞍山电业局做局长，出差在锦州电业局讨论500kv变电所的设计方案，那是国内第一条500KV输电线路和变电所，水电部的总工程师毛鹤年主持这个会议，我当时就想他的名字和当年老师名字就差一个字，应该是不是亲戚啊，就问了一下毛总，毛鹤龄是您什么人啊，毛总回答那是我亲妹妹啊，世界真小，真是亲戚，而且是亲兄妹，自己介绍了曾经是毛老师的学生，打听了毛老师的情况，毛老师后来成家，有一个孩子，生活的很幸福。

回头说考大学的事情吧，当时我看了一部《解放后的新旅大》纪录片，对旅大这座城市有着很好的向往，就报考了大连工学院和清华大学两所学校，那部新闻纪录片，我结婚后和妻子说过，妻子说巧了，那部电影里有她的影像。大连工学院先发榜，到学校来招生，这时我将决策权交给了父亲，父亲坚持等待清华的入取通知书，放弃了大连工学院，就这样我就开始了在清华大学三年的学生生涯（为什么三年，后面再说），我的师大附中同学何德全、张慕津、王森、孙明达、李阿中等等很多人都进入了这所大学就读，何德全考的是当时那届的全国第一名。

秋天我们入学进入学生宿舍，这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我们几个刚刚入学的大一学生到大四年级宿舍听他们讨论，到了新斋宿舍，学生会主席瘦瘦的白白的，坐在二层铺上，慷慨激昂地发言，说的内容是我们一定要出兵，坚决抗击美帝国主义，保家卫国，其神态和口才让我们这些孩子激动万分，十分倾佩和仰慕。这位讲话人就是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他那年即将毕业了，在学校时就见过他那么一次。

当时爱国主义浪潮席卷全国，也冲击清华学子的心。激愤、怒吼、呐喊，一幕幕感人情景，全校师生高举红旗成群结队去海淀，石景山钢厂，黄土岗农村，深入农民、工人中宣传，感受他们在旧中国的艰难生活，听取他们对旧社会的控诉，大大提高了我们爱国主义觉悟。

为了战争的需要，参军参干的热潮席卷清华园，我和王森、张慕津、杨吟梅、孙明达、李阿中等等很多积极分子踊跃报名参军，真是要为祖国献身，回到家里我大爷直发牢骚，我认为他真反动，我们虽然积极报名，但是学校还是没有通过，班里同一大组的程穆、田垚同学首批参加军校，大家分别时依依不舍，参军不久，1951年1月25日收到程穆的来信和英姿飒爽军装相片，在信中说“离开了清华、我流了泪，我看见同学们送我一直追到校门，看着清华离开我的视线，清华，曾经是我废寝忘食追求的目标，但我却离开了她，真的，我是在那个时候，才感到留恋留恋，你莫误会，他丝毫不能动摇我的决心，个人事情不能与国家安危相比，没有东西可以动摇我，你是知道的”。

1951年7月4日第二批吴辅仁、陈书鸽、彭文怡、周曾德、袁曾慰、程建宁等一起被批准参加军干校，在吴给我的留言中说“怎样才能使青春的生命开出灿烂的光辉？我的回答是：只有把自己完全献给全人类解放事业......”。这些人中有些人后来的命运多舛，前三位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甚至有的上了刑场，陪死刑犯枪毙，后来劫后余生都平了反。而最成功的要属程建宁，后来的军衔是中将，担任过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我们没有参军的学生们送走他们，当时的心情是羡慕和敬仰，他们能够为祖国献身沙场吧，我们也要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记得几位老师黄眉主讲电厂及变电所，王宗淦主讲电网稳定，刘仙洲主讲机械，王先冲主讲电工基础，张维主讲力学，孟昭英主讲电子学，孙绍先，主讲输电工程，杨津基，主讲高压工程，还有很多老师的名字想不起来了，老师们十分敬业，这时学校的教材已经不采用前几届用的美国教材，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的和苏联的翻译过来的教材，大家努力学习，老师们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疑惑。很多老师后来都成为院士。

这个时期国家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十分关注，经常国家部委的领导到我们学校现场给大家讲课，印象深刻的是伍修权，主讲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面对的局面，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激战的火爆时期，我们为中国志愿军胜利欢呼鼓舞，钱正英给我们讲了当时中国的能源形势，我第一次知道了三峡水电站这个远景规划，胡乔木给大家讲党史，讲述我们党从成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和解放。每次他们来讲课，大礼堂都满满的，有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来听演讲，大礼堂都装不下，回想那个时期真是激动万分，听到他们的讲述，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期望。

在日常学习生活过程中，我们接触最多的是高年级留校的辅导员，这时学校学生会主席已经换成了凌瑞骥，辅导员是张凤祥和徐士珩，他们三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徐士珩是最早接触的，他经常来到班里，大家都亲切称他“小白”是电四班的学长，中等个，清俊的脸，不胖不瘦，穿一身黄里透白的旧棉衣，和蔼、朴素、稳重。虽然仅仅相处了三个月，但是他对我的思想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自己思想处于茫然、有起有伏，情绪时高时低的时候，徐学长看在眼里，留意在心上，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说“应该是很有热情的，可是更可贵的是用自己的思想理解革命，要虚心地向别人学习，可是要实事求是地要求自己，肯定了进步才能改进缺点；不要以为自己不如别人而苦恼，踏踏实实地工作就会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话语不多，既有鼓励也有鞭策，我请他将这几句话写在我日记的扉页上，一直保留到今天，60多年过去了每次看起来仍是那么亲切中肯。后来他离开清华大学，到电力部电科院做领导工作，一位在政治运动中落难校友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他，他费尽周折帮助校友到电科院工作，危难之中见真情，落难校友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张凤祥一开始也是留校的辅导员，他对我的进步也帮助很大，记得有一次学校要组织了解社会活动，我是班里的政治干事，张这时已经在现在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前身北京电力设计院工作，我进城找他，不巧不在家，家人说他在附近洗澡堂（就是电影《洗澡》那种老式澡堂）洗澡，我就到了澡堂找到他，他在澡堂的休息室给我介绍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宣传的主基调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刚刚发行，全社会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讲的我心潮澎湃，恨不得马上投入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大潮中。后来他到了山西电力设计院工作，改革开放后考上留美公派进修，回国后回到北京华北电力设计院担任副院长，他被水电部长钱正英看好，直接提拔为水电部副部长，后来见到我谈起这段经历，他自己都有点受宠若惊，后来他也没想到他的同班同学朱镕基能够成为国务院总理。我在东电外事处和东电职工大学工作期间，他来到沈阳出差，每次都来看我，尤其是在职工大学的时候，当时学校的条件还是刚刚起步，比较凌乱，他一点没有架子，学校员工学生都十分惊讶，水电部副部长到这么个职工大学来，真是蓬荜生辉，那时仅仅在学校食堂请他吃了顿饭，这不是今天所能想像的。

凌瑞骥是电四班的老大哥，在他任学生会主席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在后来我们前往唐山电厂实习时，在动员会上的慷慨激昂的讲话，知识分子就要以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光明大路。

在清华大学，很多同学在师大附中就是中学同学，其中最要好的，现在的时尚的说法应该是挚友的何德全，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学习玩耍，我打排球时，他在旁边观战助威，他经常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父亲好像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为新中国建立还出过力，家里生活条件比较阔绰，他的母亲十分优雅气质高贵，我在他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吃了当时还少见的海蟹，也知道了吃螃蟹的方法，何人长得浓眉大眼，我的影集中，还有他的少年相片，头发乌黑发亮，前额很宽阔，面带微笑，很精神，大眼睛炯炯有神，白上衣身穿背带裤，当时是很时尚的，气质充满着贵族气息。上了清华大学，他到了物理系，我到电机系，这时还经常见面，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他被分到北京大学，我留在清华大学，从那个时候开始至今60多年没有再次见面，1969年文革期间，我刚刚专政出来在农场劳动，一天两位军人突然找到我，是国家军委派下来的外调人员，是外调何德全的情况，军人在那个年代还算客气礼貌，大体上了解了何的基本情况和在学校的表现，我实事求是地说了何的情况，来人十分满意地结束访谈。

改革开放后，各种同学会相继举行，但无论中学同学聚会还是大学聚会，我都没有见到过他，我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何可能是从事国家高级安全机密科技工作的特高级专家，由于工作性质的限制，因此各种同学会从来不参加，2000年左右吧， 儿子打来电话，说在电视上看到“何德全”正在讲课，我赶紧看电视，看到电视里的老同学，基本轮廓还是那样， 得知他一直在安全机密单位工作，有的同学在医院看病邂逅他，想和他说话，他挥手回避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在电视上露面真是不容易，据说是给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等政治局委员讲课，后来也没有联系上他。

张慕津也是师大附中的同学，由于师大附中校服的独特性，我们一起乘电车，就知道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他的父亲是师大的教授，接受新思想有关，很快被党组织发展为“民青”成员，进入到清华大学之后，我们在一个系，还住在一个寝室，不久他就入了党，还担任了学校团委书记，他的进步给予我无形的影响，热心于社会活动，对同学的热忱，对党的忠诚和刻苦学习的精神，都深深感染我，是我心中的榜样。毕业后，他一度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文化参赞，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改革开放后，中学和大学相应举行同学聚会，每次他都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

王森同学，也是师大附中同学，到了清华电机系也是同学，个子很高帅气逼人，性格开朗，人际关系和谐，不仅学习学得好，唱歌、文笔、演讲、体育样样都显示出其能力非凡，在师大附中就显示出他的能力，无论是合唱还是组织活动，到了清华大学，他成为我们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项工作多他来说，简直就是鱼儿遇到了水，才智有了更大的空间，他和我无话不谈，在上中学时遇到了一个心上人，后来对方到沈阳东北工学院上学，在大学期间，和北大联欢时，一位北大姑娘看上了他，他也动了心，问我意见，我说还是原来的那个好，这就成就了他们夫妻两个幸福姻缘。由于他父亲地下党的身份，明面上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社会关系复杂，因此迟迟没有入党，直到毕业后，经过党组织的调查考验，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任自动化系主任和校教务长等职务，可惜1998年7月10日不幸患病去世。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80年代中期我们同学聚会，我和他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留念，想起来过去30多年了。

2003年我们班毕业50年校友会，我和四位同学在清华大学主楼前面合影留念，我们五个同在师大男附中读书，同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同是师大附中“冈底斯”排球队队员，被大家称为“五星上将”。王森（照片是后来P上去的）、我、孙明达、张慕津、李阿中。只是可惜，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组织了金刚队，仅仅在清华大学比赛了一场，后来就没有参加比赛。我们几个是要好的朋友，不仅在学习中相互支持帮助，在思想进步方面，大家也是互相鼓励，清晨在操场上奔跑锻炼，北京夏日炎热的夜晚，我们坐在宿舍外的草坪上，谈天说地，无限畅想，那年月夏日里北京西郊的星空清晰高远，偶尔一颗颗流星划过天空，煞是好看，那是梦想的年代，拼搏的年代、火红的年代，

我们一起参加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一同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形成一个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的集体，在教室里，聚精会神聆听教授的谆谆教诲，图书馆里聚精会神地翻阅参考书，运动场上奔跑释放激情，锤炼身体，在春夏秋冬的阳光沐浴下，从精神和物质四面八方吸吮着营养。

在学校获得知识和活动以外，我们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到农村工厂去，1951年7月8日，我和本班10名团员，到农村去支持青年团的工作活动，经过2天培训我和本班同学沈以清，物理系的李庆忠、刘慈群、北京女一中两位高中学生万音和刘秀英，组成一个小组，我任组长，一行来到香山附近的门头沟的三个自然村，这里背靠青山，面朝田野、蓝天衬托的白云在山坳里游来游去，仰头看风景真是秀丽，可是低头与当地的农民接触，才发现农民虽然刚刚分到地，但生活仍是十分贫困艰苦，土坯房、一盘炕、一个饭桌，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吃的是粗粮和咸菜，衣衫褴褛，在他们略带疾苦的脸上，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非常高兴，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大学生”，我们心里也很高兴，在田间、河边、炕头上、屋檐下、我们和他们促膝交谈，他们也和我们有一说一，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些农民对新社会充满感激，解放前他们的生活真是十分艰难，我们虽然在城里不是很富裕，但和他们对比，还是很优越的，通过几天的接触，同行的女一中的万音，年龄最小，和我说“仅仅几天，我便为他们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精神所感染”.

我们是开展团活动的，按照统一部署，努力帮助青年团开展工作，兵分三路，两人一组分别去三个自然村，走街串巷，访贫问苦，办夜校，讲文化、讲形势。在“八一”建军节欢庆会上，我们写标语、练节目、张灯结彩，万音琵琶伴奏，我唱了《杨柳青小调》晚会气氛热烈，农民们都很高兴。

八月的北京烈日炎炎，我们来往于三个自然村，步行几十里，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天黑时穿行于青纱帐中，坑坑洼洼小路，摸黑跌跌撞撞，毫无惧意，同组的沈以清正在医治眼病，但克服困难，精神饱满，刘慈群是南方人，也克服胃口不适，坚持下来，刘秀英性格活泼，喜欢打扮，在大家的提醒，进行了改变，我们六位青年学生，在火红的年代中，经受了农村生活的磨练，锻炼了自己，了解了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

在一个月的活动里，清华大学和区委领导两次来看望我们，同学文学宓和唐泽圣给我们送来当时还是很奢侈的糖果，有一次王森和我住在漆黑的小学教室里，从下乡的收获到青年的进步，学习毛主席著作，党史，一直聊到深夜。8月10日由清华团组织杨吟梅带领下在颐和园组织我们下乡同学联欢，看见了近一个月未见的清华同学，格外亲切，大家围着一堂，倾心交谈，情绪高涨，还开了联欢会，一中的女孩子跳舞跳的真好，令人难忘，大家十分高兴。

8月18日经过了40天团活动，和当地农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解了农村生活，增加了自己的经历和责任感，我们六个也增进了友谊，结成团结和谐的集体。

回到学校，由于小组活动非常成功，学校安排我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讲述这次活动的经历和感受，那是我第一次站在大礼堂上台上，面对全体师生，汇报了这次活动经历和感受。一次难以忘怀的人生体验。

1952年8月13日，还是暑假期间，学校组织学生们到唐山电厂实习，从学校课堂象牙塔里走到现实书本描述的电厂，在火车上，同学们欢天喜地，说笑唱歌，走出学校，走到现实里，看看现实中的电厂是什么样子的。

到了唐山，我们住在山坡上的宿舍里，站在山上可以俯瞰层峦叠嶂的群山，潺潺流水的小河，耸立的厂房和烟囱，精神抖擞的工人，如同铁流涌进工厂，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表情，当时的唐山电厂总容量不到3万千瓦，链条炉，人工推煤，高大的锅炉、汽轮机，第一次看到这些现实中的发电设备，真是惊奇，但当时有一种感受，自己在城里享受电灯的光芒，一拉开关很方便，看到书本里的发电原理和发电厂图片，都是那么高大上，可现实中发电厂的工作环境真不是太好，十分艰苦，但是工人们精神面貌十分饱满，感受到新中国不受旧社会资本家欺辱，我们青年学生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流汗，真融入了工人的气氛之中。

厂长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厂长”路岩，后来曾任电力部生产司司长，党委书记是她的丈夫季成龙，后来曾任水电总局局长，他们都是延安来的干部，作风朴实、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常常看到路岩穿着工作服，深入现场和工人们打成一片，经常参加工人班组会，和现在的有的干部高高在上，即使下现场前呼后拥，有时就是作秀对比，真是天壤之别，那时的干部真是走的群众路线，了解群众疾苦和想法，他们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一直伴随我的一生。多年后路岩到鞍山电业局检查工作，我对她说“我在学生时代，在唐山电厂就认识了您”，老太太好奇地微笑说“咱们真是有缘分啊”仍然是那么可亲，可敬。

离开唐山电厂，来到北戴河工人疗养院，一路上风光秀丽，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一座座别墅像棋子一样摆在山峦上，一望无际的大海，看到工人们悠闲自在在其间漫步其中，真是感觉工人们做主人的自豪与幸福。

回到学校，我们的学习非常紧张，这时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年，非常需要人才，因此上级要求我们这届4年的大学学习，压缩到3年，因此4年的书，全都压在第三年彻底学完，因此学习十分紧张，社会活动相对就少了一些。

1953年3月3日，我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日记里写到“永远不会忘记高举党员的旗帜，终生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切乃至生命”

1953年的秋天，清华大学毕业，当时是分配制度，我被分配到东北电管局工作，依依不舍地告别母校，父亲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中秋之时我带队清华大学20多名毕业生，乘上北上的火车，我们班里冯和洁、李万达、郗常骥、连敦厚、孟英、刘大卫、孙嘉祯包括我八名同学一同前往，这八个人一直为东北的电力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说起李万达，非常巧合，我到鞍山电业局工作，家里临时住在独身宿舍里，了解到为宿舍服务的老人家范阿姨的儿子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一天早晨妻子确定了这件事，还说出了范姨儿子的名字，我一听马上找到老太太，说你儿子是我同班同学，范姨也很惊讶，告诉了他的儿子，李万达当时在阜新工作，马上回到鞍山，和我见了面，老同学多年不见十分亲切，相互说了自己多年经历和境遇，他是鞍山人，很想回到鞍山电业局工作，我二话没说帮了他这个忙，他就回到了老家，一直在鞍山电业局工作到退休，回到沈阳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都相互拜年祈福，2019年末在孩子们安排下，到鞍山还和他们聚餐聊天。

2018年4月12日，儿子陪我在清华大学和老同学聚会，张慕津、钱佳骊、吴维韩我们四个同学在一起聊天畅谈，站在我们班的纪念碑前留下记忆的影像，那一时刻似乎时空已经转换，我们几个好像回到了那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60多年前， 孩子开车陪我穿行在曾经青春年华的校园里，真是感慨万千，时光如白驹过隙，当时自己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工程师，为国家电力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回想起来毕业后的几十年来，自己没荒废自己，即使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培养自己的母校。

回首往事，美好的时光似乎就在昨日一样，不管时光如何变幻，世界如何改变，都改变不了每个学子对母校的情愫。清华园过去的青春，现在的靓丽，这里的未来永远充满青春的激情。

2020年10月5日星期一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