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
8月10日是中国近现代知名心理学家周先庚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周先生曾经担任清华大学老心理学系最后一任系主任。1952的院系调整时，清华心理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也因此，我有幸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入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与工作时，得蒙周先生的大量教诲与提携。2008年，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复建，我担任系主任一职。在历经近半个世纪之后，我成为周先生的继任者。这应该就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份与安排吧。回顾往昔，于公于私，周先生对我的人生成长和事业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与作用。谨以此文，缅怀纪念我的恩师。
1903年8月10日，周先庚先生生于安徽省全椒县金城港村；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周先生于1925 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院心理系学习实验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接受专业的实验心理技术训练，相继获学士学位（1926年）、硕士学位（1928年）、博士学位（1930年）。1929 年，周先庚先生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年会上宣读了利用“四门速示器”研究汉字阅读的论文，同年该论文发表在美国权威期刊《实验心理学杂志》上，对实验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1年周先生学成归国后，任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系教授，讲授实验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他以实验心理为主攻方向，用实验的方法和技术研究人的各种心理现象，同时也研究心理学各个领域的问题，如汉字心理、工业心理、教育心理、军事心理、社会心理、心理卫生和青年心理等。1932年，周先生与牟乃祚合作编写的《初级心理实验》手册，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自编心理学实验手册，影响深远。
1937年，周先庚先生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发起创立了中国心理学会，那也是中国最早的心理学专业研究学术团体。从1937年至1946年，周先生在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任教授和心理学组行政负责人，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系主任，1946年复员回清华大学，1952年在全国院校调整后，从清华大学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担任心理学教授。
因为周先庚先生在心理学术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与影响力，周先生于1950年在中国心理学会全国总会上当选四位常务理事之一，同年被聘为中科院专门委员和中科院心理所筹备委员。1982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编委，1984年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顾问，1985年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顾问，1986年被聘为北京心理学会顾问。1996年2月4日在北京去世。
杰出之人必有杰出之志、杰出之行与杰出之言，而这都是因为一颗杰出之心。历数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到八十年之间一众中国最杰出的心理学家，当周先庚先生莫属。但同时，由于这个期间中华大地上的沧桑巨变，周先生的事迹也于岁月钩沉中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事实上，从一些历史资料中我们能够看到，周先生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心理学界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工资单纪录上，周先生当时的工资和金岳霖、钱端升、吴大猷、黄子卿等知名教授同属于一类。可见周先生在三十四岁风华正茂之年已经成为学人翘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1949～1950年全国科学专家调查综合报告中对当时自然科学14个学科的高级专家进行了同行匿名的推荐投票，周先庚先生在67位心理学专家中排名第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大学心理教师发表、开课和教材编写情况的统计报告中的四项综合排名，周先生在所有教师中也是名列第一。由此可见，周先生在他人生最年富力强的阶段以一颗求真求实的科研究教学之心，已经赢得了极高的地位与赞誉。
的确，在我的印象中，周先生无比热爱心理科学，甚至把这门在中国当时发展得并不十分顺利的学科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坚守学术伦理，同时又鼓励勤奋创新。他一生勤奋工作，成就卓著，又淡泊名利，固守书斋。他为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青史留名。同时，作为心理学教育的导师与播种人，他于心理学讲坛执教58年，培养了大批学生。他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学人，其中杰出后辈层出不穷，如曹日昌、陈汉标、敦福堂、徐联仓、曾性初等一大批心理学家，还有一些学生进入了跨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如张民觉、郑丕留等人，当然，还有成为了人类学家的田汝康等。
作为中国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周先庚先生很早就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具备超前意识的洞见。他认为中国心理学的繁荣与发展必须遵循的路——“既要重视心理学理论研究和探讨，也要大力开展应用心理的研究与实践。”对于理论研究，周先生强调不要“为了实验而实验，为了搜集资料而实验，为了计算资料而实验”，而应是“为了求真理而实验”；并且早在1935年，周先生便在《心理学与心理建设》一文中呼吁，要重视和加强应用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心理学服务于社会实践，并且强调心理学应成为人民大众能理解、能接受的科学，他认为为大众所接受是推动心理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天回顾这样的谆谆教导，仍令人猛省，发人深思。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2023年7月）上，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欢聚一堂，对心理学要为民众服务，为鲜活的人类社会生活服务达成共识，提出心理学要走向人民、走向社会，为人类和全球的和谐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时，我们惊讶的发现，在将近九十年前，周先生就已经做出了和今天的学者们努力方向上极为相似的思考！
桃李不言，下自成奚。周先生能有如此见地，当与他的一生保持的一颗少年心所分不开。记得我和周先庚先生的第一次相识，居然是和老先生一起看电影。那是在197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师生在哲学楼观看一场英文版的原版电影。但是，在电影结束之后，不知何故，哲学楼的大门居然被锁住了。记得当场有很多同学在那里生气、骂娘、撞门。70多岁的周先生告诉我们别急，办法总比问题多，然后建议我们寻找可以出去的地方。我发现男厕所的窗户是开着的，于是我们几位同学只好从厕所打开的窗户那里爬了出去。当时，周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但也和我们一起翻出了这个窗台。不得不说，这太令我震撼了！一位学术地位如此崇高的大学者，竟然和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打打闹闹，一起翻窗台！今天来看，有如此鲜活心态的周先生，在面对人生起伏，岁月变迁中又怎能不超然淡定，积极乐观呢……
还有一件事，也是周先生对我结缘最深的就是清华心理学系复建。毕业后，我留校北京大学任教，接受的一份工作就是去帮助周先庚教授整理他的手稿、著作。所以，非常荣幸地每周有三天的上午去周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住房里跟他讨论学术问题。记得那是秋天的北京，阳光洒在身上，感觉特别的温暖，老先生的面容也非常的慈祥。老先生很怀念在清华与西南联大时的峥嵘岁月，我能些许感受到他做为当年清华心理学系调整前最后一任系主任心里所承载的遗憾与挂念。但由于自己当时也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并没有过多与周先生讨论这方面的事情。多年后我留学密歇根，执教伯克利，虽学术上小有所成，但总觉得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的感觉。
2008年，当我有机会回到清华大学复建心理学系的时候，周广业老师（周先庚先生的儿子）第一时间向我转达了老先生的一个遗愿。老先生前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能够独立复建，成为清华大学新的心理学系。我那时突然惊觉，原来在我青春年少时在周先生的膝边不经意的听他说起的清华故事，就这么在命运之轮的推动下成为了我肩上的新的责任与传承。
15年过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坚持文理交融的办学理念，为清华大学的学术成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根据最新的学科评估，新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在中国当前的心理学排名中位列第四位。新一代的清华心理学人已经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茁长成长。我想，周先生如果泉下有知，必会感到无比欣慰，也无遗憾了吧。
（转自“彭开平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