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上曾出现过几对学术伉俪，给原本沉寂动乱的民国涂上了一抹亮色，像梁思成与林徽因、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还有钱锺书与杨绛等，尽管他们中有的曾出现过某些不和谐，其婚姻发生过心酸和疲惫。但相较之下，钱杨这对夫妻在岁月的淘洗和生活的磨砺中，愈发相濡以沫，波澜不惊地携手走过风雨一个甲子还多三年，如鼓琴瑟，其乐融融，令人艳羡。正如学者夏志清所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再没有一对像钱杨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誉的夫妻了。
1935年，新婚后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P&O公司的邮轮赴英留学。图片来源 北京晚报
风雨同舟六十三年
钱锺书和杨绛都是无锡望族之后，受家学濡染，满腹经纶。他们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喜结连理。1935年钱锺书考上“庚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年轻夫妻同往英伦求学。二人笃志虚心读书，天璧非宝，寸阴是竞，更有爱情相伴。“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钱锺书两年后获副博士学位，又至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一年。夫妻携幼女买舟归国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便赴云南执教于西南联大，国难当头，以教书育人报国。
1949年钱锺书又回清华大学任教授，杨绛则执教于北京大学。1952年二人调到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钱杨成为寥寥几个研究员中的两席。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文研所准备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入党，周扬问所长何其芳：“为什么不发展钱锺书入党？”钱杨二位闻之惴惴然。就在两年前，北京大学共有四人定为“反动教授”，用杨绛的话，“锺书和我居其半”。1953年9月，召开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惟钱杨成为文研所研究员中不能参会的两位。正当钱锺书发愁如何应对时，突然发展其入党之事，再无人谈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杨绛《我是一个零》）。
文代会之后，钱锺书突然被调去翻译《毛泽东选集》，这可是极荣耀的工作，只有领导认为极可靠之人，才有此殊荣。钱锺书是个认真严谨之人，发现书中毛主席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显然当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之误，毛主席欣然接受。
翻译《毛选》之后，老本行是研究外国文学的钱锺书，又被派到古代组“选注宋诗”。钱锺书出版的《宋诗选注》，获得很高声誉。
钱锺书所注《宋诗选注》。图片来源 北京晚报
杨绛也是才高八斗的人物，在钱锺书的《围城》横空出世之前，便在1941年后，相继创作出剧本《称心如意》（四幕喜剧）、《弄真成假》（五幕喜剧）和《游戏人间》等，翘楚剧坛。著名学者李健吾当时著文说：我将欢喜地指出，杨绛是中国喜剧里程碑式的剧作家。她的喜剧，善于在各尽其妙的人物刻画中，隐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滋味，而且有对中西文化历史的双向审视。
杨绛称自己是“一个零”，实为自谦。她不仅写喜剧，还精于翻译，有《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多部译著出版，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我们仨》等构思奇巧、想象大胆、寓意深厚、文笔洒脱，既折射出现实人生，又表现出作家的“艺术勇气”而脍炙人口。
《我们仨》杨绛 著。图片来源 北京晚报
钱锺书夸赞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要娶她，也从未想过娶别的女人。”杨绛幸福地说：“我也一样。”晚年，杨绛出版《我们仨》，写钱锺书、杨绛和他们的爱女钱瑗之间的爱，那么深沉又朴实，读之令人动容。
“我们仨”：钱锺书、杨绛和他们的爱女钱瑗。图片来源 北京晚报
钱锺书的隐忍是智慧，杨绛的快人快语也是以智慧为依托的，一柔一刚，刚柔并济，构成一种和谐的处世哲学，彰显二位学人的人格力量和人性魅力。他们夫妻极高的文化修养、纯粹的至性至情，让他们活得快活洒脱和长寿，夫活到八十八米寿，妻活到一百零五岁接近茶寿。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者也。
“文化昆仑”的传世之作
钱锺书的名头很大，有人称之为“文化昆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学者余英时说钱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最后一个风雅之士”，由他真正结束了中国古文时代。
钱先生本是以研究西方文学为专业的，在牛津大学受过严格训练，西方的文学典籍无不涉猎，对西方哲学、历史也烂熟于心。他也受书香门第家学的熏陶，二十岁已走上博雅考订道路，国学功底深厚，其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之造诣，人们只能望其项背。在清华大学读一年级时，浩博宽豁之通儒钱穆先生，早年作《国学概论》一书，曾请钱锺书在清华大学执教、名满学界的父亲钱基博教授作序，结果钱锺书执笔代作。钱穆读到署名“钱基博”之序，深为其宏观的史实与气度折服，遂在《自序》向“子泉宗老（钱基博）”致谢。后杨绛披露，此序系钱锺书代笔，“一字未易”，钱锺书时年二十岁，学界震惊。
上世纪三十年代，钱先生的《马克思传——一九三四年我所爱的书》一文发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上，引人注意。接着他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小说集《人·兽·鬼》等，但真正给他带来极大荣耀的是1946年完稿、次年初版的长篇小说《围城》。尽管内战烽火已起，上海经济萧条，但《围城》仍不胫而走，特别畅销。该小说以留洋回国青年方鸿渐为中心，描写了在抗战烽火连天的中国，一群远离战火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他们工作、恋爱，日常生活中勾心斗角、争风吃醋、尔虞我诈。钱锺书以精妙入微的笔触，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内心空虚、精神酸腐、灵魂卑微的精神状态，跃然纸上，并折射出那个病态的社会。他充分发挥知识渊博的学者优势，使小说充盈着文化气息，人物对话中，引喻广博，才情横溢，妙语连珠，趣味盎然，令人益智解颐，故被称为“学人之小说”。
当然，《围城》思想内涵既有丰富性、深邃性，也带有模糊性，所以一直评价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围城》丰富的内涵和卓绝的艺术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愈来愈多的读者认知和接受，不但风行海内，且走向了世界。
钱锺书译完《毛选》，回到文学研究所后，外国文学组没有收留他，所长郑振铎对杨绛说：“默存（钱锺书）回来，就借调古代组选注宋诗吧。”此非钱先生所愿，但他听任安排。学者皆知，宋代诗人多诗作更多，千百年来却无一部《全宋诗》，注定宋诗难选。他以一个学者探求学问的科学态度，下苦工夫搜辑辨认，遍读宋诗，两个寒暑中“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最终出版《宋诗选注》。选得精当，诗人小传和注释评说，也精彩绝伦。
原本是个冷饽饽，经钱先生一选一注，竟惊艳学界，胡乔木说：“选注精当，有独到之处，是一部难得的版本。”夸赞之声尚未落下，“拔白旗”运动寒风袭来，周汝昌等专家纷纷发声批判。钱先生又被调去翻译《毛选》，杨绛被弄去听批判。孰料，这边厢口诛笔伐，那边厢一衣带水的日本学界汉学泰斗、宋诗专家吉川幸次郎对《宋诗选注》非常重视，推崇备至。小川环树也交口称誉说：“由于此书的出现，宋代文学很多部分恐须改写。”于是国内对钱锺书的批判旋即偃旗息鼓，周汝昌等皆噤若寒蝉。何其芳一再请杨绛代向钱先生道歉。
钱锺书在学术上善于独立思考，从不“明道”，也不“救世”，更不做“媚时”学问，给中国文化留下一束独立精神的薪火。
钱杨缘何很少提及鲁迅
钱锺书与杨绛一生很少提及鲁迅。钱锺书以学者眼光，审视鲁迅作品，常以曲笔，不点名发表意见，从未见攻讦之态。比如，曾借批评《儒林外史》，沿用蹈袭古人旧材料多，缺乏创造性为题，顺便论曰，“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若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会知“近人”系指鲁迅无疑。只有一次也是终生唯一一次指名道姓批评鲁迅，是1933年鲁迅与林语堂反目，攻击其“小品”时，钱态度鲜明地站在林语堂一边，先是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表达不屑，接着说，“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指出鲁迅之论，未免偏激。钱之批评出语锋利，却有分寸。
1986年10月9日，在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受邀者秦兆阳身体不适，让我出席。已成为社科院副院长的钱锺书致开幕词，他说鲁迅是个伟大人物，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越多；“中外文化”是个很大的题目，题目越大，可发生问题的范围就越广。中外专家汇聚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思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
钱锺书的开幕词，简短而精妙，听者会心一笑，掌声也热烈。可后来有人著文，说钱锺书的致辞“换来的是一片沉默的抵制”，纯属造谣，不怀好意。至于有人抓住钱先生所说“伟大的人物是不需要赞美的”，加以攻讦，更无道理。“百年往事丹心里，千古声名直道间”，批评者只是不满钱锺书未对鲁迅大唱赞歌而已。
杨绛更少提到鲁迅，与1925年“女师大风潮”有关，正与该校学生许广平谈恋爱的鲁迅，次年写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批判该校校长杨荫榆是“上海洋场上恶虔婆”、军阀鹰犬，而杨荫榆正是杨绛的亲三姑母。
随着社会进步，有些历史被抹去尘埃，渐显真容。后来“女师大风潮”亲历者许广平回忆杨荫榆说：“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过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此话已为杨荫榆为人为校长说了公道话。而杨荫榆在日寇侵占苏州时，“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日军官只好“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从四邻抢到的财物”。日寇为了报复，将杨荫榆哄到一座桥顶上，向她开了一枪，抛入河里，又连开几枪，河水被鲜血染红。
杨荫榆的死，算不上壮烈，或借用鲁迅所说，“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但是我们却可在杨荫榆淡红的血色中，依稀看到一位女性的善良天性和勇毅。其殒身不恤的事实，与刘和珍何异？钱锺书与杨绛自然会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自有自己的爱憎，对流言或不屑，或轻蔑，也是人之常情。
钱锺书与杨绛。图片来源 北京晚报
将世俗生活过出诗意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文学出版界也呈现新气象，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批批被禁锢的中外优秀图书陆续出版，其中就包括《围城》。正在准备期间，胡乔木致函社长韦君宜，说《围城》《清宫秘史》都应考虑出版。于是社里即派人去钱府商量《围城》出版事宜。
《围城》于1947年初版后，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重版过两次，读者争相阅读，成为当时文坛热门话题。那之后《围城》无端被视为“反动小说”，一禁就是三十年。听到《围城》拟要出版，钱先生的态度令访者极为吃惊。他波澜不惊地说：“那个旧东西，不要再出了。”钱先生的表态，与许多作家到我社希望出版或再版自己作品的热切之情相比，反差竟如此之大，这与他一贯淡泊名利的禀性有关。经过劝说，他总算同意重版，却明确表示：“以前的东西，原样为好。”这又与一些作家跟风趋时，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相反，让作品保留原始状态，存一个“真实”。这或许正是钱先生崇真尚实的精神之所在。
钱先生并未提供《围城》的原版本，社会变动，几经迁徙，旧书早已无存，找到上海老友梅朵帮忙，仍难觅旧书，最后还是从我社藏书甚丰的图书室找到当年由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之一的初版本《围城》。得知此消息，我从未见钱先生笑得如此灿烂。封面设计出来，请钱先生裁夺，先生认真看了说：“太花哨，什么也不要画，写上个书名就行了。”钱先生与夫人杨绛有一“规矩”，钱的书，书名由杨绛写，杨的书，由钱写。钱锺书很在意“锺”字，他说：“贱名‘锺’字，皆改为‘钟’，虽无关系，亦平添后世校勘或考订者作为资料，复原如何？”字体简化后，“锺”与“鐘”皆简化为“钟”，但两字是有区别的：鐘，计时之器；锺，感情集中也。很多人忽视二字之不同，我社1991年出版的《围城》精装本，及华艺出版社之《中华文学通史》都将“锺”字写成“钟”字。钱先生特别强调，维护自己的署名权，理应得到尊重。
《围城》的再版，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它标志文学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围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版，首印十三万册，尚供不应求，盗版者也乘虚而入。同名电视剧开播之后，万人空巷，图书印数更是暴涨。
《围城》 钱锺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图片来源 北京晚报
该书的责任编辑黄伊拉我去向钱先生报喜。因事前电话约好，一敲门钱先生便开了门，微笑道：“欢迎大驾光临。”我鞠躬执晚辈礼，老人忙施礼点头：“二位编席请进。”钱先生家已来过几次，客厅不大却甚典雅整洁，玻璃书柜占满两面墙，另一面墙的字画下有两个单人沙发，靠窗下有一张书桌，摆放正校阅的书稿。每次到访，钱先生总是从里屋搬木椅，独自坐了，示意让客人坐沙发。话题自然与《围城》相关，先生偏头向屋里说：“黄伊和兆骞编席来了，请过来一下。”里屋也有张书桌，那是杨绛先生的。我告诉二老，有两家电视台想让我代请钱老做个专题节目，钱老以“上电视的人很多，不要找我”婉拒。我说，读者都想一睹先生风采，在《围城》热度如此高、京城人人谈方鸿渐时，是可以理解的。先生摆手道：“什么《围城》热呀，早该凉了。”
黄伊不干了，说您们的书不仅给我社带来丰厚利润，更带来好口碑和声誉，您们是我社的衣食父母啊。先生笑曰：“香港一位作家对我说，他们那里把我读成‘钱总输’，贵社出我的书，不赔钱，就念佛了。”
我向二老转述了我社姜秉祥副社长给我们讲的一件真事，说在交道口开了一家理发店，店名“围城”，装修豪华，价格昂贵，问小老板为什么起这个店名，他说：“我就是喜欢《围城》，不许吗？”杨绛先生先乐了，说姜副社长已致信锺书，说过此事，锺书复信姜：“你的尊头剃了没有？”得到的回信说：“我的头不值那个价！”从此，姜外出开会，大家都以“尊头”开他的玩笑。
杨绛先生还告诉我们，一位德国留学生（后来成了波恩大学教授、汉学家）要翻译《围城》，译本由钱先生看过，还给她取了个名字“莫芝宜佳”，她特别高兴。我不解其妙，钱先生也笑而不答，至今是谜。
1991年人文社搞四十周年社庆活动，我在筹备组当差，在整理历届社庆名人题字赠画时，见邓小平、郭沫若、茅盾、巴金、李可染、赵朴初等百余幅字画，光彩熠熠，灼人双目，惟没有钱锺书墨宝，于是去钱府求字。先生倒也爽快，挥笔写出苍劲而峻秀的八个字“百花齐放，千岩竞秀”。社庆在北京饭店西楼举行，艺苑名流、文坛巨匠的字画陈列大厅，来宾以极大兴趣驻足而观，因《围城》而闻名遐迩的钱锺书墨宝前观者甚众。
钱先生八十寿诞之际，我社派几个人去看寿星，带去一个大花篮并四大古典名著豪华本。进了钱宅，钱先生没有露面，杨绛先生接待我们，她高兴又有些歉意地说：“锺书不识抬举，他不同意做生日，我们连寿面也没给他做。谢谢你们看得起，来看望他。”钱先生不善热闹，独爱清静，青衿之岁到白首之年，一直未改。余英时先生说他“除了才高和勤学之外，很早就受前清遗老像陈衍那样的人影响很深”，是位淡泊洒脱的文人。能把人间烟火世俗生活过出诗意来，这是文人的最高境界。借此文缅怀这二位文学伉俪。
钱锺书、杨绛、钱瑗在三里河寓所。图片来源 北京晚报
（《北京晚报》202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