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的花园

吴霖

郑敏先生寓所的窗外,有两个花园。一个向东,谓之:东花园;一个朝南,谓之:南花园。其中,东花园是她精心莳弄过的,她为之还写过许多优美的诗句。《清晨,我在雨中采花》,即是其中的一首,以此为题的同名诗集,近年已在香港出版。而这首诗,即得之于她的花园。

晚年的郑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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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秋风很强劲的某个黄昏,站在东花园中。繁茂的蔷薇,虽然没有了花的灿烂,却依然绿得深沉。北面,有一簇金银藤,花尚剩三二,香自然已远去。脚下,是一片贴地的野草,郑先生语出惊人地说:“这下面是一片郁金香!”这是她参加荷兰诗歌节的纪念。据说,在开花的季节,它们是花园中最醒目的一群:红的如燃烧的火苗,黄的如挥动的手绢,而黑的更名贵,一如沉静的黑纱……而现在,远不是它们辉煌的季节。花园里,有半人多高的月季花在开放着,它们全然没有春的娇媚,夏的热烈,有的,只是秋风中的孤傲;一枝与另一枝,保持着距离站立。虽然昨夜刮了一夜大风,今天又是整整一天,但它们却极顽强地挺着花朵站着。满身的刺,坚硬如铁,表示着它们的不亢不卑。

整个花园,用粗木乱棒围成,颇有些野趣。郑先生很心满意足地站在园中,仿佛一个很“富有”的主人。她说,她爱花,是和她一生的经历与记忆有关的。比如,金银花就属于她孩提时候的记忆。在西南联大上大学时,她曾在昆明的野地里,看见一种叫白菖兰的花。对她,那是青春的象征。以后,许多年许多年她再也未曾见过此种花。直到不久前,她竟然在北京的花店中,见到了这种洁白如玉的菖兰,她说她当时差一点就流出了泪水。

郑敏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1949年4月上海出版

郑敏与童诗白先生伉俪回国后,一直住在清华园。童先生执教于清华大学,郑先生则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她曾最喜欢师大园中毛泽东主席巨型石像西侧的月季。据说,那还是从辅仁大学继承下来的,多有名贵品种。在开花的季节,总少不了郑先生赏花的身影。可是,在那荒唐的十年中,这些月季却也曾遭受过灭顶之灾。那是“工宣队”进驻师大之时,在威风凛凛视察全校之后,“工宣队”认定,在毛主席像前种花栽草是很不革命的,遂命令统统拔掉,并种上白菜等等。自此,鸟语花香自不复存在,且因每日施肥不止,而将该区域弄成一片臭气笼罩。

其时,郑先生自顾不暇,大约是无余力再去种花弄草的。南花园中,原有一株葡萄,不料在尼克松访华时,却被有关部门勒令拔去,据说是叶蔓之下,容易隐藏坏人云云。郑先生还喜欢音乐,在她用英文打字机工作,也被怀疑是为敌特发报的岁月里,她依然敢在“革命老太太”随时可能破门而入的情况下,偷偷地倾听贝多芬。那美到极点的音乐,使她痛苦不堪的灵魂,得到了些许的安宁。此时,音乐是她的精神花园……

西南联大时期的郑敏

郑先生家中,在三四只花瓶里,都插着鲜花。有的还鲜艳欲滴,有的却已近枯萎。郑先生说:“诗和哲学构筑了我的精神世界。”她把她的诗神,唤作爱丽丝。爱丽丝伴她走过了青春,她的苦难深重的中年,而今天,爱丽丝又给了她神奇的力量,写下了许多真正的诗。郑先生从来不觉得老已将至,她只知道:“诗和艺术,是不知道年龄的。”在她的心目中,爱丽丝是一个非常宁静、安谧的小女孩,任何风雨也不能伤害她。郑先生把能幸运地从那十年里活下来,归功于爱丽丝的保护。是她的诗神领她从空中俯瞰这疯狂的下界和受难的人民。留在大地上的,是她的躯壳,而她的灵魂,则与爱丽丝朝夕相伴,在一片澄彻宁静之中……

出门左手,就是南花园。郑先生说,因为这里长着一棵大树,几乎种什么都不成。于是,她把这里称为自然植物保护区。即使如此,在早春里,浅蓝的二月兰也会碎碎地开满一地,白色的、紫色的丁香花会香飘数楼……

“我把这个花园交给了上帝。”郑先生身穿蜡染花布衣裳,天真地说:“上帝是我的园丁!” 199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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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与丈夫童诗白

一九三九年的郑敏考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想攻读英国文学,但在注册的那一瞬间,忽然改进了哲学系。她自述原因是:“深感自己对哲学几无所知,恐怕攻读文学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当时联大哲学系天际是一片耀眼的星云,我心想,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天象……” 在同一篇文章中,郑敏认为在联大的四年中,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汤用彤的“魏晋哲学”、郑彤的“康德”、冯至的“歌德”是构成自己知识结构的梁柱和基石。在另一篇文章中,她加上了冯文潜的“西洋哲学史”。

西南联大人在讲到西南联大的精神时,往往脱口而出就是“自由”二字。何兆武说这个“自由”外延很广,也包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与郑敏同一年入校的何兆武,进的是土木工程系,以后几乎每年辗转一个系,中文系、外文系,一九四三年毕业时,他是历史系的在册学生。他曾问哲学系的女同学顾越先:“女同学学哲学的很少,你为什么上了哲学系?”顾的回答是“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想解决人生问题的人很多,但真正进入哲学系的人却极少。而女生,则少之又少。从西南联大一九三九年哲学心理学系注册名单看,全系新生只有区区十二人。 至一九四三年毕业时,减为七人(王启文、郑敏、彭瑞祥、曾本淮、马启伟、张精一、马德华),必须注明的是,这七人中有五人为转系而来。因此,从入学至毕业始终坚持在此系的,只有两人:郑敏与王启文。王启文是学心理学专业的。从毕业名单上推测,郑敏是惟一的女生。

顾越先是郑敏同系、同年的好友。但从哲学系毕业名单看,并没有她的名字。或是转系,或是失学,原因不详。顾越先的父亲顾寿颐是清华第一届学生,与梅贻琦同学。她在九十岁时曾回忆联大岁月的趣事:她和同屋的郑敏为了上课不迟到一路小跑,看见前方有一先生也在奔跑,定睛一看,正是教“西洋哲学史”的冯文潜教授。于是,师生次第挥汗奔跑,成为美好的一景。

郑敏、顾越先都曾回忆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课,给自己带来弥远的影响。还有一例:吴讷孙(又名鹿桥)曾对李赋宁说,在联大二年级(一九三九年)时,有一时期感到生命空虚,毫无意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忽然想到要最后拜访一下冯友兰先生,请教人生的真谛。经冯先生一席开导,吴讷孙改变了消极厌世的思想,从此发奋读书。吴讷孙一九四二年从外文系毕业,在一九四五年,他完成了一部六十多万字的小说《未央歌》。小说以西南联大和昆明的风光民俗为背景,时间大致为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三年之间(正是郑敏在校期间),故事主角伍宝笙、余孟勤、蔺燕梅、童孝贤……

青年时代的郑敏

郑敏在联大期间开始写诗,影响她最大的是冯至。她在《恩师冯至》文中写道:“在国内,从开始写诗一直到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的形成,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先生。这包括他诗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层次,哲学深度,以及他的情操。” 郑敏写诗的触媒,应该就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冯至《十四行诗》由桂林明日社出版之时。与西南联大时期活跃的诗人们不同,郑敏的诗歌处女作发表较晚,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大公报》文化副刊上,冯至是主编。因此,在联大期间,郑敏的诗歌创作仅限于一个极小的范围,既少为人知,在同时期的文学社团中,也似乎鲜见她的身影。

冬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最活跃的团体之一”,且“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 (杜运燮语),社员中有穆旦、巫宁坤、汪曾祺、萧珊、刘北汜等,在杜运燮一九八四年写的《白发飘霜忆“冬青”》的文字回忆中,并没有郑敏。穆旦、杜运燮、郑敏和袁可嘉四人,作为西南联大的代表,在一九八○年同被舆论列入了一个叫“九叶派”的诗歌流派。与另三人在校期间就以诗名横行不同,郑敏的诗,起步于昆明,在抗战胜利后进入诗坛,直到1948年浮海赴美留学。

鲲西(王勉)一九三八年毕业于蒙自时期的社会学系,他曾写过《西南联大与现代新诗》一文,内中对联大诗人群体进行了一一简评,如冯至、卞之琳,对穆旦着墨尤多。也提及了闻一多、杜运燮、赵瑞蕻,甚至燕卜荪、温德和翻译燕卜荪《南岳之秋》的王佐良。甚至提到了现在已经被人忘却的诗人周定一的《南湖短歌》。但对郑敏,没有提及,未置一词。

王勉说:“抗战八年在昆明,我已卒业并在广播电台工作,但和联大的师生保持密切关系。而我怎样得识冯君培先生(诗人冯至)已不记得了,这时冯先生的《十四行集》由陈与元任主编的明日社从桂林运来,书是用土报纸印的,我得了一册并写书评在电台播出。自此我以晚辈的身份成为冯先生家中的常客。和我社会学系师长若吴景超师、潘光旦师不一样,冯先生给予我的启迪是在文学与艺术这些领域,听他讲歌德、里尔克,尤使眼界大开的是为我展示德加(Degas)的画册。这是我首次领略西方美术的纷繁的美。” 王勉与冯至相识并交往的时间,恰与郑敏在诗歌上开始写作并紧随冯至同时。

郑敏晚年写过不少诗歌理论上的文章,但对自己的身世写得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很少。从现在能检索的西南联大人的回忆中,可能因为郑敏在校园生活中的不活跃,有关她的回忆,也是极少的。对自己的身世和家人,她采取了能省则略的态度。所以,要知道她的当年状况,只能采取旁征的办法。

我之所以引用王勉先生的回忆,首先因为他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当事人;其次,更重要的是,他正是郑敏的长兄。但在郑敏的回忆中,找不出直接论据,而王勉也极有意思,似乎兄妹间有过直接的约定,或是有间接的默契。于是,在王勉诸多涉及昆明年代的文字中,绝口不提郑敏其名,遑论挑明两人之间的关系。郑敏对于昆明年代,也有文字,但不多,不多的文字,主要是怀念当年的老师。对这位同时生活在一地的胞兄,也未着点墨。

王勉晚年以鲲西的笔名,写了很多回忆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的文章,颇得好评。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没有目睹西南联大的建校。一九三八年卒业后由昆明经贵阳北上重庆,找到我的第一个职业岗位。三年后重回昆明,联大已是校园完整的大学,我也因此没有赶上听钱锺书先生的讲课。但我却看到了联大录取的第一届学生。” 看到这里,不禁莞尔,仿佛话到了嘴边,又吞了回去。郑敏不正是一九三九年录取入学的第一届学生吗?!

他在《文林街上的教授身影》中写:“文林街恰如山阴道上,往来人多,你上街总会碰到熟人的。有位哲学系女生告诉我她上汤用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个子矮小,又是平头,一身布衣,研究佛教哲学,真像一个出家修行的人。但有一次她看见汤先生在文林街面馆吃鳝鱼米线,觉得很滑稽。” 看到此,哑然失笑,那个“哲学系女生”觉得“很滑稽”,是因为“文林街面馆的鳝鱼米线味美价廉,那时大学生生活苦,伙食往往不能果腹,因此常有人上这种小馆吃一碗米线充饥”。在学生的生活领地中突然见到大教授,且还貌似出家人,颇有些违和感,故有一笑。这位“哲学系女生”将所见告知了王勉,王勉则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形诸笔墨,汤先生的侧影因此得以传世。王勉此处讲的这位“哲学系女生”是其胞妹郑敏的概率,几乎是百分百的。但不知何故,正在呼之欲出的时候,他硬是将“郑敏”两字掩隐了起来。

一九九二年,曾有诗歌编辑请年过古稀的郑敏举出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一首诗,郑敏感到困难。提问者有些霸蛮,突出一个“最”字和一个“一”字,但不可否认这个提问是业内惯用的专业娴熟且漂亮有效的套路。郑敏最后给出的答案是——里尔克的《圣母哀悼基督》,她认为此诗“短短的诗行,简单的语言,却捕捉到一个说不清的复杂,这里是不可竭尽的艺术魅力……”此诗有数种汉译,这里当然首选郑敏先生的版本:

现在我的悲伤达到顶峰

充满我的整个生命,无法倾诉

我凝视,木然如石

僵硬直穿我的内心

虽然我已变成岩石,却仍记得

你怎样成长

长成高高健壮的少年

你的影子在分开时遮住了我

这悲痛太深沉

我的心无法理解,承担

现在你躺在我的膝上

现在我再也不能

用生命带给你生命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在秋光洋溢的清华园中访问郑敏先生。作为一个年轻诗人,我并未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谈诗。当她兴致勃勃带我参观了她的两个花园之后,我们的话题从植物花卉迤逦而去。言谈间,在走廊尽处的另一个房间,仿佛远远的出现一人,看不真切,但肯定是她的家人。郑先生大约看出我眼中的询问之意,主动告诉我:“他是我的爱人,叫童诗白,在清华工作。”看我用笔在本子上记录,又细心地补充说:“儿童的‘童’,诗歌的‘诗’,李白的‘白’。”好一个诗意盎然的姓名!

最后,她突然补充了一句:“他爸爸是童jùn”。对此我莫名所以,所以也根本没有追问这个jùn究竟为何字。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童jùn”者,童寯也。中国第一代留美归来的建筑大师。

(郑敏先生1920年7月生于北京。谨以此贺诗人百岁寿辰——作者) 

(来源:《北京晚报》2020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