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去年六月，许渊冲先生以百岁高龄辞世。他的文学，尤其是翻译成绩，受到人们尊重。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日记，也受到了更多希望了解那所抗战时期的神奇大学，也欲了解作者的读者追捧。
笔者购存这册《西南联大求学日记》，冲着作者，更主要是冲着“西南联大”。因为与西南联大同时成立的“西北联大”，设在了笔者的家乡汉中，研读了解时，比对西南联大，是很有意思的工作。
翻读“日记”，在许渊冲的“大一”期间，尽管他是外文系学子，可中文书读得颇多。其中，巴金的著述以及译作，出现的次数很不少。这对了解当时学生的课外阅读和思想，了解巴金在青年中的影响，还是十分有意义的第一手资料。
书比蛋糕味更长
许渊冲的求学日记，如多数日记一般，并不周全。有时详细，有时简略，许多时日，大约因为匆忙或其它因素，失记的情况也不少，由此可看出人们共性的地方。
现存日记中，最早出现阅读巴金作品，是许渊冲入学后不久的1939年1月30日：“晚饭后读巴金的《春》，我发现要读的书太多，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求无涯之知，即使一天到晚求知，时间也不够用，何况还要劳逸结合？在我看来，求知是要求乐。如果知而不乐，那应该何去何从呢？”许渊冲此时，年龄不到18岁，青春洋溢。巴金的作品，对于青年，是极富吸引力的。当时巴金这册《春》，许应该是在图书馆借读的。因为当天日记中，他写道：“上午在图书馆读英文本爱伦·坡的故事……下午读英文本《圣经·旧约》，想了解西方人为什么信基督教……”在他的行囊里，没有巴金这册书的记录。
到了2月1日，日记中再次出现巴金著作：“读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第二部。果戈理努力要创造一个正面人物，结果却失败了。巴金的《家》也是一样，他想把觉慧写成一个理想的人物，但是写得太完美了，反而不像一个青年人。因此我想到：写反面人物容易，写正面人物却很难。为什么呢？”许渊冲的说法，虽然率性，却表达了那个年龄段阅读的直感，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拿刚阅读的果戈理作品与巴金作品人物相较，看来《家》并非当日所读，应该是先前读了，印象深刻，此时随手拈来。由此可见，许渊冲阅读巴金，应该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2月13日，日记中这样记述：“读鲁迅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两章。上街去买东西，看见奶油蛋糕，既好看又好吃，但是价格太贵，并且吃完之后，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买了一本巴金译的《秋天里的春天》，这是树椒介绍我读的，读了还可再读，比蛋糕味更长。”（“树椒”是许渊冲中学同学王树椒。）
购书前面的思想活动，可见当时学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在读书和满足口欲取舍时，还是更注重精神食粮的紧要和长久性。此日记出版之时，许渊冲对这一节进一步加以解说：“联大图书馆有两套《鲁迅全集》……我记得《毁灭》是在南院读的，译文和《死魂灵》一样生硬，但是人物写得生动，读后还记得内容的大概，巴金的译文比鲁迅流利多了，但是《秋天里的春天》讲的什么故事，我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我觉得应该把他们的优点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后来要做的事。”
读巴金像泛舟
购书第二天，许渊冲即开始阅读：“读巴金译《秋天里的春天》，译文流利，但是不能进行还原翻译。不如巴金写的《新生》和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更容易翻译成英文，可惜这两本书都留在赣州洵兄处，没有带来昆明。”这里所说“不能进行还原翻译”，是其手头有《秋天里的春天》的世界语原本吗？应该不是。因为当时许渊冲还没有学习或接触过世界语（后面日记有反映），他应该是由“译文流利”推测而来。此外，在大学之前，他就购存并读了巴金的《新生》，甚至说到此书“更容易翻译成英文”。这个尝试，许渊冲第二天就开始进行。
第二天（2月15日），许渊冲日记是这么三句：“读鲁迅《集外集》。逻辑考试得80分。翻译巴金《新生》序言一页。”头天说巴金此书容易翻译，今天真动手了。翻译依据原本，应该是从同学处或图书馆借得，因为他自己的一册，留在了赣州。虽然翻译巴金序言，仅记此一笔，可许渊冲对巴金作品的好感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近年此日记出版时，许渊冲还对《新生》有较深印象：“巴金的《新生》我只记得一句引自《圣经》的话：一粒麦子活着只是一粒麦子，死了却可以生出许多麦子来。这是鼓励人们为了新生，可以作出牺牲的名言。巴金的小说多谈恋爱与革命。什么是革命呢？在他的名著《家》中，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家庭，这好理解。但《新生》中革命的对象就不那么容易捉摸了。这就说明了我当时的思想水平。”看来，亲自动手翻译，留存的印象会持久深刻。
年轻的心，常常随风飘忽。这次翻译了巴金作品序言后许久，许渊冲又是四下阅读。直到4月22日，日记中又出现巴金名字：“买巴金的短篇小说集《将军》，这是国文课指定的课外读物。”从日记记述可知，“大一国文”课，由“中文系教授每人授课两周”。教授朱自清是之一，陈梦家亦是其一，作文由浦江清教授批改，其他人尚未出现在日记中。尽管不能肯定巴金短篇小说集是哪位教授指定为课外读物的，但巴金作品在当时学院中的影响，由此还是能看得清楚。
到了5月21日，尽管“寝室里别人说话吵得你不能读书，一个人一间房，回忆又在你脑海里跑马了。”“但还是一口气读完了巴金的《雾·雨·电——爱情三部曲》（200-524页），写一群青年为信仰而牺牲，内容比《家春秋三部曲》革命性更强一些。”“有的批评家说得好：‘读茅盾的文章，我们像上山。沿路有的是瑰丽的奇景，然而脚底下有的是绊脚的石子；读巴金的文章，我们像泛舟，顺流而下，有时连收帆停驶的工夫也不给。’说得不错。读后我想在书上题几个字：‘事业的安慰才是真正的安慰，爱情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点缀。’”这段话，虽然感触不够深刻，却是一个学子认真阅读了巴金作品，并将前后观感进行比较得出的。一个十八岁的学子读巴金的感想，还是值得珍视的。
与巴金见面
当年（1939年）6月10日，许渊冲将包括巴金作品在内的几部书，寄去了家乡友人处：“《雾·雨·电》《秋天里的春天》《踪迹》寄去赣州洵兄。”一部巴金创作（《雾·雨·电》），一本巴金翻译（《秋天里的春天》），看来此时学生手头书虽然不多，可巴金的著译，青年还是喜爱阅读的。《踪迹》是朱自清的一本散文集。许渊冲买到此集后，还请教授朱自清亲自签名题字。这样的“近水楼台”条件，一般读者不易得到。再往后，7月8日：“晚上买朱光潜《文艺心理学》，Turgeniev's First Love（屠格涅夫小说《初恋》，丰子恺的英汉对照本），巴金译的A.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有书可读，又有时间，非常高兴。”购到巴金翻译的《丹东之死》，何时阅读，阅读情形，日记中未见记述。
寄走了巴金著作及译作，成了一个收束归拢的表示。许渊冲“大一”阅读巴金作品，似乎到此告一段落。后面肯定有阅读情形，不过没有记录下来。虽然许渊冲大学后来几年，没有阅读巴金作品或翻译的记述（他的日记，极不周全，有两年都是从10月份才开始记起，中间缺失的时间很长。所以我们不好说没有读过巴金作品，只是说没有记录罢了），可他却与巴金，有了直接交往的机会。
1940年8月10日：“巴金先生来联大看他的未婚妻陈蕴珍，就是比我低一班的萧珊。在我们同班的卢福庠陪同下来到师范学院开座谈会，我和万兆凤等几十个人参加了。”“他（巴金）穿蓝布长衫，非常朴素，说一口四川话，非常随便。但对文学青年很热情，说话很谦虚。他说：‘我不懂文艺，只知道写我所熟悉的东西。现在写得不好，几十年后生活比较丰富，思想比较成熟，或者可以写得好些。先要做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外国作家我喜欢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请他（巴金）题字，他为每个人都写了一页。”许渊冲还给巴金提了一个问题，即普希金小说《杜布罗夫斯基》中主人公的情人为何要嫁给老公爵？巴金回答是宗教的关系。许渊冲听了，不太满意。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对西方不太了解”。这次许渊冲见巴金，留下很好印象：“他（巴金）对每个人的问题都详细回答，对青年人真好。”
仅从当时的日记看，巴金作品在青年学子（购存阅读），甚至教师（指定巴金作品为课外读物）中，影响很大。“西南联大”，存在于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这个时段，学子老师们的阅读状况，许渊冲的日记中留下了真实、可供研究者应用的资料。作家巴金作品，这个时期依然为读者喜爱，可见这些作品与当时人们的抗敌心情合拍。这一点，往深处说，亦可成为作家作品可否经受不同时期依然“耐读”的一个检验标识。这是笔者记述许渊冲“大一”阅读巴金作品的一个重要缘由。当然，仅从不完整的日记看，后来数年，许渊冲没有阅读巴金作品的记述，可从他的阅读书目看去，由于他读的是外文系，随着时间推移，老师布置的阅读作品，以及他自选的阅读作品，大都是外文原版，这应该也是许渊冲很少阅读本国作家作品，未再记述阅读巴金作品的具体背景。
（原文刊载于《北京晚报》2022年0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