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
方志彤先生（Achilles Fang，1910-1995）学问赅博，贯通中西，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担任汉学学术刊物《华裔学志》编辑，晚年讲学于美国哈佛大学。方志彤对中国文化造诣深厚，为人耿介独行，众多日后成为知名汉学家的学者都曾师从于他。但学界对他的关注似嫌不足。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从哈佛藏档案与学者口述中钩沉索隐，揭开了方志彤与哈佛大学汉学学者之间的一番学缘往事。本文原载《上海书评》2012年8月19日。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方志彤先生（1910-1995）
方志彤（Achilles Fang，1910-1995）是近代学问淹博、贯通中西的大学者，徐文堪先生称其为“百科全书式学人”（《不该被遗忘的方志彤先生》，《上海书评》2011年1月9日）。只可惜著述不多，而且为人傲岸、狂狷，身后又没有门人弟子为其树碑立传。他的生平我们只知道大概，具体细节则只能从同代学人的回忆录或者书信中钩稽出来。哈佛档案馆中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若参照美国汉学家的回忆录，能帮助我们了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方志彤在北京的交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哈佛在京的一批留学生在学业上提供了长期指导，可见出他对中西学术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
方志彤1932年从清华哲学系毕业。他本科阶段主修西方哲学，论文的题目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这一细节是他在1951年3月14日致庞德的信中披露的（见钱兆明教授编辑的《庞德的中国友人》，Ezra Pound's Chinese Frien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62页）。他1947年来到哈佛，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1889-1975）曾向美国政府出具证明，对他来美之前的经历有一简单介绍。这份英文简历应该主要是方志彤本人提供的，我在下面将他任职的机构以及职务尽量注出英文。从叶理绥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934至1936年，方志彤在广西省立医学院任教（Professor at the Provincial Medical College of Kwangsi）。1937至1947年，他在北平辅仁大学担任《华裔学志》的编辑（Editorial Secretary of Monumenta Serica），在这份当时最重要的汉学期刊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十年中间，他还有不少兼职，主要是1939至1945年之间，在中德学会担任教师（Instructor [Lektor] at Deutschland-Institut in Peiping），同时兼任《中德学志》的编辑。1944至1947年期间，他在辅仁大学和北平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都曾授课，还在清华大学担任兼职教员（part-time lecturer）。在此期间，他曾译注过一本德语教材，题为《德语津梁》，1941年在北平出版，北大图书馆有藏。
《德语津梁》
方志彤 注解
德意志学院中国办事处，1941年
方志彤于1947年9月15日抵达哈佛，参与哈佛汉英字典的编辑工作，身份是研究员（research fellow），接替李方桂的工作。叶理绥作为哈佛燕京社长，出具证明信（1948年2月6日），最能证明方志彤来哈佛时的身份和职责，现将这封信全文译出。
兹证明方志彤先生为哈佛大学研究员，为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汉英字典项目工作，起薪为一年三千美元。在职期间，远东语言系中有研究项目的研究生可向他请教，偶尔会有课堂讲学任务。
此项目估计至少要持续十年。方先生在此期间会一直为本社聘用，除非方先生本人或者哈佛燕京学社会有不可预料的情况发生。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叶理绥
1948年1月方志彤给美国驻加拿大领事馆官员致信，为的是要申请在美永久居留签证。从档案材料中可看出，当时除了叶理绥之外，哈佛的汉学家们都在帮方志彤忙活这件事。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1910-1990）当时是哈佛远东语言系副教授，后来在1956至1963年之间担任过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还曾任肯尼迪政府驻日大使。他于1948年2月4日出具一封证明信，信中说方志彤“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年轻学者，而且作为教师和辅导老师（as teacher and advisor），他对好几位在北平学习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哈佛留学生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帮助（rendered signal service）”。
方志彤在北平帮助过不少哈佛留学生，柯立夫就是其中一位。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是《元朝秘史》的英译者，当时是哈佛的助理教授。柯立夫在1948年2月5日也写了一封证明信，开头便说：“我自1938年始便认识方志彤先生，那年我和他在中国北平结识。三年间我们过从甚密，有时甚至每天见面，由此培养出深厚的友情，并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深厚。”柯立夫明确说“我最初是方先生的学生”，然后盛赞方志彤的人品和学问，说他是“通晓中国文化传统博大精深之处的君子”。赖世和和柯立夫这两封信，都是写给美国移民机构的证明信，因为信中最后都有套话，证明方志彤未加入过任何与美国政府为敌的组织，对美国和美国人民都非常友好。柯立夫的信，虽是官样文章，但在提及方志彤的地方，都能让人感到他对这位方老师充满尊敬和热爱。
方志彤辅导过的哈佛博士生当中，和他关系最紧密的是伊丽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1912-1987）。她一直执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发表的著述很有限，却留下一部口述史。她用了相当篇幅讲述自己在北京求学的经历，其中有不少关于方志彤的记述。这部口述史的标题是《伊丽莎白·赫芙：教师、东亚图书馆创馆馆长，从厄巴纳经北京到伯克利》（Elizabeth Huff: Teacher and Founding Curator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y from Urbana to Berkeley by Way of Peking），由Rosemary Levenson采访、记录并整理。标题中三个地名概括了赫芙一生的行迹：她生于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Urbana），在北京求学，最后扎根伯克利。这部书成于1977年，但没有正式出版，只有少量铅字打印本分送各大图书馆，所以鲜为人知。鉴于有关方志彤的生平材料极为稀少，所以赫芙的口述史便显得弥足珍贵。故而我将与方志彤有关的段落译出，以广流通。由于是口述史，采访者忠实记录了赫芙的谈话，所以我在翻译过程中也尽量突出其口语特征。
伊丽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1912-1987）
Teacher and Founding Curator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y from Urbana to Berkeley by Way of Peking
Berkeley, CA,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1977
赫芙生于1912年，小方志彤两岁。她先在伊利诺伊大学读本科，1934年入Radcliffe女子学院读研究生（后该学院并入哈佛）。1937年，她获“哈佛-燕京奖学金”，在日本和印度支那游历之后，于1940年9月来到北平，住在灯市口的佟府夹道胡同。书中记述她在京听课的情况，比如她曾去辅仁大学上余嘉锡的课，是班上唯一一位洋学生。余嘉锡总怀疑她的中文能力，所以凡讲到重要之处，都要在课堂上直接问她懂不懂，结果害得赫芙不好意思再听下去了（94页）。赫芙原计划两年后返国拿学位，但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日宣战，她被日本鬼子送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关押。抗战胜利后，才于1945年10月返回北平，而回哈佛要到1946年了。
赫芙一到北平，就请了两位语言教师。一位是满人，教口语，因当时中文口语教师大多为满人。另一位由柯立夫推荐，带她读史书、《文选》、陶渊明和杜甫。这两位老师的责任心可大不一样。赫芙回忆，口语课没有课本，只是随意谈天，开场白一般是“你好”或者“你喝茶了吗”。这位满人老师公事公办，钟点一到就准时下班。而另一位教师则不然，他课后还要逗留很久，会和赫芙一起逛书店，还爱跑到南城去吃饭，他们最喜爱的馆子是恩承居（以上见91-92页）。这位帮助赫芙补习古文的高级辅导老师，正是方志彤。
赫芙认识方志彤是柯立夫介绍的，她回忆说：“柯立夫听说《华裔学志》那边不想让方志彤走，但要减他的薪水，或者缩短他的钟点儿。他在那边肯定拿薪水。他还有间屋子呢，而且……哦！《华裔学志》要是没了他，真不知道怎么办下去！他负责把所有文章通读一遍，以防出错儿。柯立夫发现了他，请他作辅导老师。我猜方志彤从前没给人辅导过。我来了，柯立夫就把他介绍给我；海陶玮来了，又介绍给他。所以我们所有人方志彤都教过，现在他在哈佛也是在教很多人”（96页）。这听起来像一场接力赛，方志彤如同接力棒，被研究中国文史的哈佛学生一棒一棒传下去。就现有材料看，他接连辅导过柯立夫（1938年抵京）、赫芙（1940年抵京）、海陶玮，还有芮沃寿（Arthur Wright，1913-1976，1941年抵京），把这几位哈佛出产、未来卓有成就的汉学家都给包圆儿了。
1939年，方志彤（左一）与中德学会成员在北京
说到赫芙，方志彤不仅负责指导她古文阅读，连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替她定了。叶理绥一开始建议赫芙研究元代画家倪瓒，因为日本藏有倪瓒不少真迹。而高罗佩则建议她研究整个中国文学和艺术中梅花的含义，可是方志彤对高罗佩的提议大不以为然：“等我不得不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方志彤已经在教我了，哦，他对梅花儿那个题目简直烦透了！他一旦瞧不起什么东西，自己也就有了主意。他跟我说：‘美国没什么好书。西方写中国文学，也没什么好书。’他说得没错儿，确实没有特好的书。他又说：‘要不你就翻译黄节的《诗学》得了。’”（100页）就这一句话，替赫芙拿了个大主意。这事看出赫芙对这位中国导师真可说是言听计从，而方志彤当时不过三十出头，那种孤傲的性情、那股大包大揽的劲头已初露端倪。
方志彤是位严师，他曾辅导过的这帮哈佛学生，对他始终存有敬畏之心。赫芙接受采访时是1976年，已经退休。她说退休之后，时间充裕，准备重新拾起当年的论文题目，但也只让一个人看了《诗学》的译文。下面这段记述特别能反映师生之间的关系。
赫芙：他来海陶玮家见我，对我说：“翻得真不赖。”我说：“别逗了。”他说：“明天早上找我一趟，我们一起再过一遍。”他指的是去他办公室。我就去了。当然，他做了批改。有些地方只是英文用词的拿捏问题。他是个绝好的语言学家，可英文毕竟不是母语，问题就在这儿，就比如我的母语是美国英语一样。他一共就划掉了两行。他一旦划掉什么字，肯定错不了。
采访者：怎么会呢？
赫芙：就那么一小行。我打字时用的是三倍行距，他把他的译法写在每行上面。我们就这样过了一遍，我【对他的修改】有点疑问，然后他说：“让我再想想。”他查了一两本书，再读了一遍，然后把他修改的字划掉，说：“你原来翻得没错，是我错了。”
采访者：我可从来没听说他会讲这种话。
赫芙：海陶玮也没碰上过这种事。他说：“假如他能对我也说这句话，那我这一生就完满了（had reached the ultimate goal of all life）。”（257-258页）
从这桩轶事可以看出，方志彤对自己的英文非常自信。大概也因为赫芙是有四十多年交情的老友，反正他是不怕给洋人改英文的。另外，赫芙和海陶玮这些旧日的学生，对方志彤的脾气非常了解，知道他学问严谨，极少出错，更没有认错的习惯。所以方志彤一直端着老师的架子，偶尔认个错，便引发大家不住的惊呼，对方志彤的崇拜可见一斑。
口述史中对方志彤的身世有一段说明，我觉得十分重要。有关方志彤的国籍和家世，流传着不同说法。海陶玮在《华裔学志》1997年45期上，写了方志彤的讣告，并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其中就说到方志彤生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其祖上是中国人，上学之前家里已授以中文古籍。在日据时代，学校上课全用日文，他日后的研究中虽会用到日文，但从此拒绝再说日本话。依这种说法，方志彤是有中国血统的朝鲜人。但也有另一说法，认为他本是中国人，朝鲜族，只不过生在朝鲜而已。
赫芙在口述史中的记载，和海陶玮的说法基本吻合：“他犯了个大错儿——他本是个聪明人，早该知道的——他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人（passing himself off as a Chinese）。他其实是朝鲜人。这可以理解，他很可能是害怕日本人。他十五岁时，在汉城附近，一伙传教士挑中了他，让他上了一年的预备学校（prep school），好像在福建，总之，是在中国。那是一所很好的基督教预备学校，他们觉得他应该好好念念书。他继续上学，自己一个人在中国闯，真是不简单。他十五岁去的那里。”（97页）谈到方志彤所受的教育，赫芙又说：“他学了希腊文（所以他英文名叫阿基里斯）、拉丁文和德文，跟着艾谔风（Gustav Ecke，1896-1971）学的。到了十七岁，他参加了考试，清华和燕京大学都录取了他。他选了清华。拿到学士学位之后，我想他就没在中国继续深造，最终他在1947年来了美国。他的博士是跟亨利·莱文（Harry Levin）念的，比较文学。他写了一部长得不得了的论文，关于艾兹拉·庞德，我真希望他能把它发表出来。”（97页）
《庞德〈诗章〉研究》
方志彤 著
中西书局，2016年
方志彤为躲避日本人迫害，不敢说自己是朝鲜人，这个说法在我读到的文献中尚未碰到，还需继续查证。当年曾跟方志彤在哈佛学习过的刘年玲女士（笔名木令耆）曾告诉我，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些台湾在哈佛的留学生对方志彤非常不敬，背地里叫他“老韩”。也许哈佛不少人知道他本是朝鲜人，所以对他教授中国文学便有抵触心理。但是方志彤自己坚持自己的中国身份，在哈佛档案中有明证。在他填写的“大波士顿地区留学生联合会”（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of Greater Boston）登记表上，“出生地”和“国籍”两栏，方志彤填的都是“中国”。档案中还有一份永久居留签证申请书，有方志彤亲笔签名。在这份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正式文件中，方志彤说自己生于山西省安邑（An-i, Shansi）。我们是相信赫芙、海陶玮，还是相信方志彤呢？至少目前看来，要想证实方志彤的出身和家世，还需更多的证据。
赫芙1946年从北平返美之后，不久就开始在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工作，直至1968年退休。在采访过程中，她基本不谈自己的感情生活。只有在临近结尾处，才说起自己年轻时一度有结婚的打算，但由于担心母亲会激烈反对，所以一直未婚。我们来看她的回忆：“她（赫芙的母亲）要比我父亲泼辣得多，但远不如他开通。我妈是又泼辣又固执，我爸很温和，也愿意接受新事物……我父亲会接受一个东方人当女婿（My father would have welcomed an Oriental son-in-law），我是说，对他来说，这个人属于哪个种族没啥区别。可我了解我母亲……她会伤透心的。她为我做了太多，这事她可受不了。我实在没勇气这样做。”（259页）
赫芙叙述这件事时语气轻松，让人感觉这不过是人生一段小插曲。但是这段紧接在方志彤为她修改《诗学》英译本后面，特别是联想到哈佛档案中保存了赫芙与方志彤大量往来通信（在拙文《钱锺书致方志彤英文信两通》中已有引用），两人一在美国东海岸，一在西海岸，可是通信之频繁、往来之密切，简直像是心心相印的心灵密友（soul mate）。又联想到他们两人在北平时逛书店、下馆子，交情非同一般，所以我冒昧地猜测，或许两人的关系要超过老友的情谊，赫芙提到的这个“东方人”，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位孤高、狂傲、严厉的方志彤呢？当然，这一点也仅限于猜想。
（转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