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文学研究或评论，以符合逻辑陈述、理性文字表达为基本，这样才能从理论智识上服人。可一些人将其绝对化，这就使得有关表达陷入表达的窠臼。为了所谓“学术性”牺牲了可读性，殊不知，前辈学人早有珠玉在前。笔者近日读钱锺书《宋诗选注》，颇得趣味。

钱锺书与各版本《宋诗选注》

指出晏殊的“流弊”

近日再读钱锺书《宋诗选注》，又在其中评述注释里检出不少妙趣横生的譬喻。它们不仅对说事论理，起到极佳的启发作用，且文章更形象鲜活，极富可读性。文学批评那些所谓的评论表达框框，看来只有通才有识者方能自信打破。

晏殊是宋代词中大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等名句使其千百年来受人喜爱。在钱锺书笔下，他的诗却有些问题。原来，他有时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

譬如，把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的故事减缩成“楚梦”二字云云，这种修辞是摹仿唐代类书，尤其晚唐李商隐的“流弊”。晏殊学的这种毛病，钱锺书用了个譬喻来形容：“文艺里的摹仿总把所摹仿的作家的短处缺点也学来，就像传说里的那个女人裁裤子：她把旧裤子拿来做榜样，看见旧裤子扯破了一块，忙也照式照样在新裤子上剪个窟窿。”哈哈，摹仿的流弊一下就清楚了吧。

王安石是位大政治家，可他的文学成就也极受人尊重。就说诗，大家熟悉的那首《书湖阴先生壁》中“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一句；还有丰子恺常常题句的“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以及因为一个“绿”字让人津津乐道至今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等，都是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的明证。

但王安石的另外一些诗，却“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这之外，王安石还试着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介绍到这里，钱锺书脑子里冒出了《红楼梦》，他即刻说王安石的点缀行为：“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去的一首诗可能是他的《即事》。”“大观园”“稻香村”，多数读过书的人都熟悉。用它们作为喻体，效果是否异常显豁醒目？

因为王安石的引经据典，为宋诗的形式主义“培养了根芽”，钱锺书便在后面批评了这种倾向。当然，他也知道人们为何用典：“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这里，钱锺书忍不住设了一个譬喻：“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这不是很好，符合审美趣味么？可事情往往走向另一面：“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叠死人’或‘牵绊死尸’。”后面两个譬喻有些狠，可见钱锺书的不满程度。不时见到一些炫富人的家庭“豪奢”装扮如宾馆商店，见到钱锺书的提示，我们知道为何让人不舒适了。当然，过度用典的“病”，我们也知道“根脉”了。

关于苏轼的“闲话”

苏轼是宋朝一等一的文、诗、词大家。说起他，钱锺书也有一点譬喻。苏轼评价吴道子的画时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钱锺书认为，这两句话也可以现成用在苏轼自己身上。不过，认为苏轼的“豪放”，内中是要有耐人寻味的东西，“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一段时间，一些人恣意狂态运笔为文，自负“豪放”，钱锺书在这里用一个俗气的生活现象譬喻，其实表达了他对此种现象的态度。

苏轼诗文间，常常有丰富新鲜、贴切的譬喻，甚至成为其风格特色。这一点，特别受到也喜欢此种修辞法的钱锺书表彰。他还进一步指出，苏轼的诗里，还采取一种当时散文中用到的“博喻”之法，即“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他大约觉着这样说还不足以充分阐明其作用，便加附譬喻：“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服在诗人的笔下。”下面有具体例证，限于篇幅，略去不引。传记中介绍钱锺书小时候沉迷读旧小说，他的譬喻，也常常借此说事，看得出他喜欢的程度。

秦观名气不小，他的一首《鹊桥仙》，惹得后世念到今：“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相传，他是苏轼弟子中有颇高成就者。在说到“苏门”弟子时，钱锺书介绍了人们的一种排序：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张耒和晁补之两人写诗时，曾经把这“一门”五人写在一起过，钱锺书譬喻说：“仿佛是来了个‘全家福’。”既然是“全家”，钱锺书接下来就把他们当一家看：“一家人之间也往往分个亲疏厚薄，陈师道就觉得苏轼待秦观比待自己亲热，后人还代他抱不平。”这不是说“是非”么？可这几句生活自然的话，真把诗人们的性情描述得可触可感。

宋代时诗、词的内容和表达，还是大有区别的。秦观的诗照钱锺书的说法，内容较“贫薄”，气魄“狭小”，可修辞却“非常精致”。南宋时就有人说秦观的诗作“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可是，钱锺书以为，这样的诗作也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作为“诗境”而言，“时女游春”未必不好。正所谓：“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决不仅仅是一大间敞厅；不过，这些屋子当然有正有偏，有高有下，决不可能都居正中，都在同一层楼上。”

此譬喻用在这里，一方面说明艺术殿堂可以容纳下如秦观这样的“婉弱”诗作，同时也以为这般作品不大会在“重楼复室”中占据“正中”位置。一个现实的譬喻，让人在具象中，对文学的丰富及宽容，有了和洽的理解。

妙评宋人用典

黄庭坚是宋代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家。他的一首《清平乐》，把人们惜春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诗自言学习杜甫“无一字无来历”，结果钱锺书评述是“‘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绊脚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

此譬喻把爱用典的毛病从读者角度挖苦得够呛。因为这样爱用典，即使读者了解典故，知道他表达的意思，可“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自己曾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批评譬喻成“隔帘听琵琶”，钱锺书却说：“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的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

对此种情景，钱锺书批评：“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通过这几个譬喻，对宋人用典过度的毛病，人们可以有一个基本认识，对黄庭坚的诗作，你该有一些大概印象了吧。

宋诗中有一首《绝句》，把一种情境描述得十分难得：“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

作者陈师道，在宋诗人中，也颇有名气。宋人前朝压着大唐，诗的疆土被深广开掘。后来者在唐诗中“讨生活”的很不少。钱锺书就说陈师道“模仿杜甫句法的痕迹比黄庭坚来得显著。”尽管“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黄庭坚深刻，可惜表达得很勉强，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种减省字句以求‘语简而意工’的理论害了他。”这样说似乎不够形象，钱锺书索性打个譬喻：“假如读《山谷集》（按，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末读《后山集》（按，陈师道号后山居士）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该譬喻虽然用了生活中的可感情景，可说的是两位名诗人的作品印象，感觉到位又不由得引人发噱。

黄庭坚《行书惟清道人帖页》

评“以理为诗”

宋诗人韩驹，算不得大家。可他的一首《夜泊宁陵》，称得上情景交融：“卞水日驰三百里，扁舟东下更开帆。旦辞杞国风微北，夜泊宁陵月正南。老树挟爽鸣窣窣，寒花垂露落毶毶。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共蔚蓝。”

钱锺书说苏轼的小弟苏辙将韩驹比作唐代诗人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虽然韩驹讲究写诗“字字有来历”，可他算得高明，语气注意承上启下，用典却不迁就典故，所以作品“也就不很给人以堆砌的印象。”

和其他喜欢用典诗人比较：“他的同派仿佛只把砖头石块横七竖八的叠成一堵墙，他不但叠的整整齐齐，还抹上一层灰泥，看来光洁、顺溜、打成一片，不像他们那样的杂凑。”读了这个譬喻，对如何用典，似该有一个恰当的认知了吧。

宋人刘子翚，是位理学家。理学家作诗，有为难的地方。诗要形象思维，理学家却要用它说理，很容易就作成了“讲义语录之押韵者”，与好作品隔了很远距离。钱锺书指出其中问题后，用了一个譬喻说：“道学家要把宇宙和人生的一切现象安排总括起来，而在他的理论系统里没有文学的地位，那仿佛造屋千间，缺了一间；他排斥了文学而又去写文学作品，那仿佛家里有屋子千间而上邻家去睡午觉；写了文学作品而借口说反正写得不好，所以并没有‘害道’，那仿佛说自己只在邻居的屋檐下打个地铺，并没有升堂入室，所以还算得睡在家里。”这个譬喻在钱锺书的讲述下，渐渐发展成了故事，把道学家作诗的尴尬困境描摹得活灵活现。

评论评论家的诗

杨万里的《小池》大家都熟，真个尖新鲜活，画面引人。作者杨万里是宋代当时就很出名的诗人，按照钱锺书的研究评价：“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游）和范（成大）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我们读到杨万里诗作，常常可见其中用到一些俗语，为诗歌添了几分民间气息。

可钱锺书在研究之后却看出，杨万里运用的俗句口语，其实也不随便：“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里载着的——口语。”就是说，这些似乎平凡的俗句口语，其实也是有“来头”的，“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不过他做的一般人看不大出来。对此，钱锺书用了一个生活现象做譬喻：“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不过，杨万里的成功还是有别于当时一些过度用典诗人的，用钱锺书的又一譬喻：“……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杨万里的诗歌，长期以来为人喜爱，在大自然中，以天真慧眼发现妙绝情景，用清新之笔描绘出来，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关键吧。

严羽是位评论家，他的《沧浪诗话》影响深远，在明清两代发挥了很大作用，被推为宋代最好的诗话。此书以“禅道”说诗，排斥当时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风习。提倡“不说出来”，而达到“说不出来”的“神韵”境界。

当时文人都作诗，谈理论的严羽也不例外。他作诗符合他的理论吗？钱锺书有描述：“批评家一动手，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大家都觉得严羽的实践远远不如他的理论。”这种现象很常见，说下去，钱锺书形象描摹、譬喻一起上来：“他论诗着重‘透彻玲珑’‘洒脱’，而他的作品很粘皮带骨，常常有摹仿的痕迹；尤其是那些师法李白的七古，力竭声嘶，使读者想到一个嗓子不好的人学唱歌，也许调门儿没弄错，可是声音又哑又毛，或者想起寓言里那个青蛙，鼓足了气，跟牛比赛大小。”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发笑。现实中常有作家怒怼批评家“你给我写一篇来看看。”批评家当然有回应，可钱锺书的描摹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种有趣情景的印象。这大约是严羽诗作的整体情形，可入选《宋诗选注》这首，还是可观的：“天涯十载无穷恨，老泪灯前语罢垂。明发又为千里别，相思应尽一生期。洞庭波浪帆开晚，云梦蒹葭鸟去迟。世乱音书到何日？关河一望不胜悲。”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沧浪诗话》

犀利点评宋诗弊处

以上引述的，是钱锺书《宋诗选注》中较为完整的描述譬喻。其实，翻开这部著述，还可见一些精短的譬喻句子。譬如说到宋末人周密时有：“‘四灵’等人的诗使读者想起花园里叠石为山、引水为池，没有真山真水那种阔大的气象，周密的诗更使人想到精细的盆景。”诗人刘克庄写诗先搜集典故成语，作出一些对偶来，来了题目即可拼凑成篇。这样完成的作品，用钱锺书的描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滑溜得有点机械，现成得似乎店底的宿货。”“滑溜”与“机械”的矛盾合组，恰好能够把此创作手法的弊病刻划出来。似乎不足，后面还有譬喻：“一个瘦人饱吃了一顿好饭，肚子撑得圆鼓鼓的，可是相貌和骨格都变不过来。”局部、整体间的不和谐状态，让人一目了然。

在《宋诗选注》中，还有选注者钱锺书许多譬喻散在介绍注释中，我们不及捡拾。可从这有限的介绍中能够见出，钱锺书对于宋人过分用典，搬弄成句，很是不满。本来，人们从生活中获得的各种感受，是写作的基本源泉，可搬弄古人的句子作诗为文，显然是把“流”当作“源”，隔开了生活，不足为训。对此，钱锺书当然还得譬喻：“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性感冒。”

不仅一般诗人，大诗人、流派也一样，“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毛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他们给这种习气的定义是：‘资书以为诗’，后人直率的解释是：‘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宋代诗人的现实感虽然没有完全沉没在文字海里，但是有时也已经像李逵假洑水，探头探脑的挣扎。”这般譬喻评价算轻的。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钱锺书把这种倚重古书作诗的方式，借古人的话，指责为“盗窃”。他譬喻说：“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得像个写学位论文的未来硕士博士，‘抄书当作诗’，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

“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不妨还添上宋词——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骂得猛，犀利，够惨。

陆游像

前人珠玉，或有启示

说了这许多，我们不禁产生疑问，钱锺书为何如此喜欢运用譬喻？不仅文学作品的小说散文，连大家一般认为应当用谨严、逻辑理性文字表述的学术文章，也不管不顾，喋喋使用譬喻不断。这里，我们不妨逸出《宋诗选注》，用钱锺书的其它文章来帮助解答。他写于1962年的名篇《读〈拉奥孔〉》中，讨论了诗歌与绘画的各自优长，其中特别指出：“一个很平常的比喻已够造成绘画的困难了，而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特点。”

在对譬喻的构成、性质和“情感价值”以及效果来了一番引证论述后，再次强调：“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这应该是他大量运用譬喻的心理认知支撑吧。此外，凡研读过中国古典文论者，都能够在其中感受到大量鲜活生动譬喻的魅力，浸润其间的钱锺书，相信是他借力自信的又一来源。

我们今天特别拈出谈及此，还有给人们仿效的想法。眼下的大批论文，内容不去说，文字机械僵硬，通篇见不到略富文采的句子，几乎毫无可读性。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正是对著述传播中文采作用的总结描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之初，就有人称它为“好读”之书。数十年过去，它依然立在书架，让读宋诗者“绕不开”。文字活泼潇洒，灵动心性产生不断的譬喻，是其内容丰厚，渊博学识之外的魅人之处。

另外，笔者还臆想，钱锺书在学术著述里大量运用譬喻，是否与其打通文史藩篱的观念有些联系？文学手段进入文艺批评领域，似乎未尝不可。此为猜想，尚无找寻文本证实，可不妨作为一个可探寻问题在结束本文时提及。

（原文刊载于《北京晚报》20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