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湛
（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1925年）
（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
1917年11月，梁启超卸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一职，于1918年底，偕同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从上海启程，展开了酝酿一年的欧游计划。此次远行，历经伦敦、巴黎、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诸国，并于1920年3月归国。《欧游心影录》就是梁启超对这一年多来欧游经历的观感纪闻，从中可以发现梁氏心境的转变：目睹一战后欧洲空前失落萧条的景象，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西方社会，反观和重估中国固有文化，催生出晚年的教育思想。故丁文江等人为梁氏所作《年谱》，谓欧游“是为先生此后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起点”。
近人为梁氏作传，一般根据其政治活动、学术思想，将梁氏一生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特殊的贡献与影响。第一期自万木草堂到戊戌变法，是“通经致用”时期；第二期为立宪请愿到辛亥革命，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方法批评中国传统学术时期；第三期为参与内阁、兴师讨袁至欧游以前，是为“纯粹政论家”时期；第四期为入校讲学、专力学术时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步入晚年的梁启超，似已过了人生的全盛期。他虽在社会上仍极具名望，但政治上的黯淡收场以及思想上趋于保守，已不再如他早年一样能够引领风尚，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既有的认知，让人仅仅关注任公晚年的治学成果，却容易忽视具体的生活和经历，并从中体察任公心境的变化及其思想主张背后的情感寄托。
一、文献与德性：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梁启超在学术研究和讲学教育上夙具心得，欧游归国后，即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专心教育事业，着手承办中国公学，同时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又整顿原研究系的杂志《解放与创造》（改名为《改造》）。其中，讲学社的主要工作，是邀请国际学术名家来华讲学。在梁启超的领导下，讲学社先后请来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从“四大名哲”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可见讲学社的学术品位和工作成果。
尽管欧游让梁氏错过了国内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但到了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余波未了，大江南北仍充斥着“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口号，传统文化被视为不适应现代文明社会、保守落后的“旧文化”。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提倡，正是为了纠正这种极端的西化论。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们把西方科学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梁启超却要为传统文化发声。胡适后来就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胡适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大其词，其批评旨在说明，梁启超作为文化舵手、广大青年的引导者，他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可能会导向一种极端——蔑视科学的“不良”效应。
实际上，在崇尚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上，梁启超与胡适是志同道合的共事者，这一点就国学而言，特别体现在两人对乾嘉治学“科学方法”的阐扬上。早先胡适《戴东原的哲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已对戴震的“科学方法”及其哲学有一番深入讨论。在两人的努力下，学界兴起一股“戴震热”。1923年10月，梁启超发起“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一个月后，尚在上海的胡适致书表示愿赴此会。并言及东原遗像坊间不传，已托人向其族中求索（东原为休宁人，胡适祖籍绩溪，两人是徽州老乡）。在研究思路和学术评价上，两人都强调戴震反程朱理学、批判宋学的特质；同时认为在治学方法上吸收了传统考据学和西方科学，具有“科学精神”。不过据说到了纪念会那天，《晨报》特别印刷专刊，场内散发的全部都是梁启超一人的文章。开会时，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只给胡适留下十分钟，并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不知任公如此“霸道”，胡适作何感想。抑或两人事先有所商量亦未可知。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草稿）
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下简称“清华国学院”）之前，梁启超正筹备办一所“文化学院”，培养国学人才。最终因缺乏资金，未能成事。清华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与他一直以来振兴国学的想法不谋而合，故当即应允国学院的邀请。1923年初，曾有一个清华学生前往天津，告诉梁启超清华学生苦于无人指导国学，并向他请教哪些学者可堪清华国学导师之任。梁启超则告以无人可选——如此回答，是由于梁氏认为学问渊博者多，但教育未必得法。他心中实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教育理念，按照他自己的话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这套方法早先呈现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这是梁启超1923年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一次演讲。他指出，治国学应遵循“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两种门径。其中，“文献的学问”运用客观方法加以研究；“德性的学问”则通过内省和躬行的工夫来完成。科学方法和道德修养是梁启超晚年提倡的并行的学术宗旨。他在给清华国学院学生做演讲时，对这一学术宗旨做了更明确的说明：
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那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
梁氏坦言自己到清华国学院任教，是要借以实现教育理想和抱负。自从新文化运动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愚昧的代名词。梁启超试图打破这种偏见，一方面强调应在学术研究上秉持科学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宣扬磨砺人格的重要性，希望与一班弟子共建国学的精神，“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在那些受其启蒙的“新青年”看来，梁启超竟落入文化“保守”的窠臼。但是，与当时从未涉足欧美大陆、未尝了解西方文化的“旧派学者”相比，梁启超实在不能算是“传统知识分子”。三十年前鼓吹变法改革时，梁启超就以介绍西洋文化为务，启蒙思想，创造新民。只不过在详细了解西方文明之后，梁氏回过头来，比任何人都对本国文化抱有温情，甚至不讳言：“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他所谓的好与坏，取舍标准不在于本国传统还是舶来品，而在于文化价值本身。从这一点看，国学相比西方先进的科学，自有其特别的长处，这也正是国人建立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梁氏在充分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对中西文化比较后所进行的深刻反思，绝不是盲目排外一类学者所可企及的。他反对的其实更应该说成是一种“轻下批判”的态度，对国学也好，西学也好，都应予以全面周道的考察。
同样是在1923年，梁启超给国学研究的大课题列出一张详细的清单。这是他在策划创办文化学院时，刊登在报纸上的文化学院创办宗旨，其中写道：
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罗其宗别，磨洗其面目；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今日已到不容扃鐍之时代，而开采须用极大劳费。
以上述五事为基础，本国学术为“内发的心力”，培养国民“新元气”，进而“创造新中国”——这是梁启超由学术以至于经世致用的教育兴国方针。他观察到，当时全世界正处于“怀疑沉闷时代”，中国在精神和智识方面都足以贡献全人类。西方科学固须重视，但不应妄自菲薄，鄙夷传统文化。知识分子在任何时期都应保持头脑清醒，偏执的守旧或者盲目的崇洋媚外，都不是客观科学的态度。值逢举国崇尚西学，趋之若狂之际，梁启超即以发明整理本国学术为自己应负的教育义务，他说：“启超虽不敢自命为胜任，然确信我在今日最少应为积极负责之一人；我若怠弃，无以谢天下。”由于对本国文化抱有充分自信，故其从事研究，方能投入完全的热情和精力。也只有纯粹的不计个人名利的教育信念，才能不惧怕受到万众的非议以及自诩进步知识分子的诬蔑。梁启超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事业非他一人发宏愿即可促成，必须集合相当学力的同志，培养热心兹业的青年，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事实上，直到去世，梁启超一直都在贯彻这一理想，为此孜孜不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梁启超所划定的“两条大路”，在他日后执教清华国学院时，完全展现在课程讲义和指导研究中。历史是“文献的学问”中“最浩博、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也是他晚年投入最多的研究领域。至于如何研究历史，他认为应借助中国丰富的文献史料，加以西方的科学方法，“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梁启超在1922年即已完成《历史研究法》这部名著，几年后到清华及其他学校，又陆续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读书法及读书示例”等课程，这些讲义稿后来都刊行成书，成为梁氏晚年学术著作的主体。在国学院任教时，梁启超又设立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等研究领域，供学生选择专题完成指导论文。
针对“德性的学问”门径，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除了平日演讲中不厌其烦地宣扬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还专门系统讲授“儒家哲学”一课做理论的说明。梁启超认为，在哲学领域中，西方的形而上学虽有其独到之处，但讲到人生哲学，难望国学项背。所谓人生哲学，即以人生为出发点思考各种问题。儒家讲宇宙人生不可分，“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儒家又讲求“仁”的人生观和人格的社会群体性。即人类之间精神相通，通过内省的工夫进行体验，进而躬行实践，提升个体的人格，以此作为社会整体人格进步的动力。此外，佛教自传入中国，发展壮大，形成一套独特的哲学。虽讲出世，但中国的佛教在宇宙人生的问题上却与儒家哲学都追求“一大人格实现之圆满相，绝非求得少数个人超拔的意思”。儒佛也同样以“自由之精神”作为人生的境界，“把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在梁氏看来，人格修养不仅是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
二、来到清华：既开风气又为师
三江五岭钟灵气，惯会八方风雨。草堂万木开经筵，一时豪杰如许。扬南海，抑中山，高睨雄谈如龙虎。维新未遂，算滇南护法，马厂誓师，平生志半吐。
廉颇老，晚年息影清华，遍释群经诸史。春风桃李三千人，黔发朱颜玉树。凌云志，生花笔，甚似五星聚东鲁。鹅湖盛会，朱陆各扬镳，独步杏坛，呼王陈共语。
这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周传儒，为悼念导师梁启超所作的《摸鱼儿》，完整地呈现了梁氏一生各阶段的重要行迹。词的上阕总结梁氏从事政治的过往，下阕则是对其晚年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的描写。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国学门，简称“清华国学院”。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导师，五星繁奎，盛比鹅湖。梁启超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课，又在大学部讲中国文化史，同时为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实为一生用力最专、治学最勤、写作最富的时间。
清华大学始建于1911年，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1925年2月，先是“学衡派”领袖吴宓出任清华国学院的筹备主任。导师人选吴宓心中早已锁定王国维、梁启超两人。他最早接触的是住在京城的王国维，不久后，又赶赴天津，亲自谒见梁启超。梁氏当时住在天津河东旧意租界玛尔谷路的花园洋房（二楼房间即“饮冰室”，供梁氏写稿作文之用）。吴宓拟聘梁启超，不仅考虑到梁氏具有良好的社会和学术声望，与当时不少人的经历一样，吴宓少时即得梁氏“启蒙”，素有崇拜之心，他说：“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倾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两人一番洽谈之后，梁氏即表示“极乐意前来”。
清华学校坐落于北京西郊，其中游泳池、图书馆、科学馆和大礼堂为近代著名建筑。园内旧有建筑则有工字厅及古月堂，后临荷池，石山起伏，松柏环绕，名曰“水木清华”。位于东侧的清华学堂，即国学院师生上课讲学之地。梁启超执教清华后，入住于北院2号。北院在当时是校内造价最高、设备齐全的别墅式洋房，建校之初专为外籍教师居住，故又有“外国地”或“小租界”的别称。梁启超任教的年代，只有国内极少数最有声望的中国学者才有资格居住，可见清华对梁氏的重视。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建制后，办公室和各研究室均在二层西侧）
梁启超与清华渊源颇深，早在1914年，梁启超就假馆清华学校著书，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亦来自梁氏本年在清华的演讲。其中，梁启超勉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完全人格”，做“真君子”：
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笔者按：英文gentleman绅士的音译），即我国所谓君子者。……《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凡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钧元（钩玄）。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
所谓君子，应志愿宏大，具有坚忍强毅的精神，于逆境中不屈不挠，见义勇为；另一方面，还应宽以待人，气度雍容。于此乱世之中，作为留美预备部的清华学校集合四方俊秀，崇德修业，师友间切磋学问，互相促进。以本国学问为根柢，他日海外游学，方有能力学习西方知识和文明，进而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
1925年9月9日，国学院第一期正式开学。开学典礼于上午举行，下午全体师生到工字厅举行茶话会，会议由吴宓主持，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四位导师相继发言（时陈寅恪尚未到校）。在学生的要求下，梁启超额外做了《旧日书院之情形》的演讲。之所以在新式大学的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讲“旧日书院”，实是看到大学授课制度基本上只专注智识的培养，缺乏传统书院对个人修养的重视。梁启超在一年后的国学院茶话会上，再次表达了相近的观点：“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
（《梁任公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1926年11月12日）
每于暑期将近时，梁启超还会约学生同游北海，“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快雪堂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献上所获《快雪时晴帖》石刻，乾隆帝遂特增建快雪堂院落，并将四十八方书法石刻放置其中。1923年，为纪念蔡锷将军的“倒袁”功绩，快雪堂成为松坡图书馆的馆址（笔者按：蔡锷字松坡）。与蔡锷有师生之谊，且参与“倒袁”的梁启超任该馆馆长。不仅如此，快雪堂还曾是梁启超在北京城内的一处居所。他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就提及，自己一周之间一般在清华住四日，其余三日则入城住在松坡图书馆。北海公园及松坡图书馆直到1925年8月才正式对外开放，此年恰逢清华国学院成立，快雪堂不仅是梁氏师生的雅集场所，还偶尔邀请名师讲学其间。1926年暑假，梁启超即请张君劢同游，学生吴其昌记录称，张氏“为诸同学讲宋贤名理，盖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焉。”不难想见当日群贤毕至、偕游论道的情形。
1906年，张君劢东渡扶桑，考入早稻田大学，期间结识梁启超。梁启超赴欧考察，张君劢亦随侍左右。1923年，文化界兴起一场“科学与玄学”论战，张君劢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针对丁文江驳之以“科学万能”的观点，张君劢回应说，科学是就经验界的知识而言，无法解决形上真理的问题，从而提倡一种“新宋学”。当时梁启超正在翠微山养病，因怕二人过用意气有伤和气，便充当调人，撰文表达客观中立的立场。他说：“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既批评张君劢轻蔑科学的态度，又否定丁文江对科学万能的迷信。特别是针对当时社会甚嚣尘上的科学至上、全盘西化的论调，梁启超提出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还应讲求“爱先生”、“美先生”。爱与美是作为生活原动力的“情感”。“‘科学帝国’的版图和权威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认为无法用科学方法分析情感、宗教和人生观的全部问题，其主张显然与张君劢强调的“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人生观一致。梁启超邀请张氏一同游北海讲宋明理学，亦不难窥见其中深意。
1927年，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南京、武汉等重镇，北伐势如破竹。此年的北海之游“以时故，诸贤因不能莅止”，梁启超遂亲自为诸生讲学。身处松坡图书馆，梁启超回忆起三十多年前，只有二十几岁的自己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的情景，当时的弟子如蔡锷、李炳寰、林圭等人，后来都成为革命先驱。梁启超想要借此告诉学生，做学问要先立志。当务之急，须先抱定为国家服务的意志，努力提高自身修养，日后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梁启超晚年好言阳明学精神，以此作为人格修养的一种途径。如他在给司法储才馆（梁氏担任馆长）的学员做演讲时，即以《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为题。他说，对于一般青年的修养，当下“最稳当最简捷最易收效果的”就是陆王之学。具体而言，其一是“致良知”，凡事遵循自己的良心，推致良心于事事物物；其二是“重实验”，行事上注重客观的实际；其三是“非功利”，不计较个人的毁誉、得失、利害，把为社会国家谋利益当作矢志；其四是“求自由”，即指本心不受外力的束缚和压迫，精神上追求绝对自由的境界。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外物的引诱，保持一种宁静淡泊、寂然不动的状态。
梁启超又以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江忠源等人作为做学问的榜样。在清代学术的研究上，梁氏最为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乾嘉学者“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推许。但他在宣传自己的道德理念以及为学子树立志向的演讲中，却多以晚清理学家为典范。这些理学家都是以儒家道术为根柢而成就勋业者，是时下国家急缺的理想人才。梁启超指出，曾国藩等人不仅通过军事行动救国家于危难之际，更使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到了李鸿章、袁世凯掌政，却网罗一班追求功名财富而不讲气节廉耻的人，致使风气日弊——这在梁启超看来，是清王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如今民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仅北洋政府唯利是图，不思进取；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也不过都是政治的投机分子，缺少真正道德高尚、为国家奉献的大政治家。道德修养的问题需要通过教育的改革和实践才能根本上得到改善，而新式学校大都只推求智识主义，于道德修养、磨炼人格上鲜少注意，因此难以造就栋梁之才。
在有关梁启超的诸多传记中，对他晚年的学术生活着墨较少（多仅就其学术著述本身讨论）。这或许是因为任公早前的事迹太过富有传奇色彩，从维新变法、逋日刊报，到参与立宪，再到讨伐洪宪及复辟，再造共和。相比晚年政治上的沉寂，以及在大学中著述教学的安逸生活，以往的每一桩似乎都显得更为精彩，更易引人入胜。就连晚年的梁启超也总担心自己“志气消磨了”、“怠惰了”。不过这种警醒鞭策，也是其自强不息的动力。他不断告诉自己：“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
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频繁游走于各大学和文化机构中间，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清华国学院则如“理想的实验场所”，梁启超可大展拳脚，与吴宓、王国维等志同道合的学者，一同来实践他的教育理念。他曾告诉学生，学校本就是个“社会”，与朋友如何相处以至一切应接事物，均是用力磨炼人格的机会。至于他自己，在传授知识、指导论文外，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希望学生受到他的熏陶感染：“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的暗示或模范。”梁氏希望教导出一些具备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由这些个体出发，进而感染身边的人。此种方法实际上正是《大学》讲求的修身以治世的为学途辙。“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有别于通过政治方针来作纸上谈兵，或者鼓吹某种口号式的“主义”，惟有遵循此种笨拙而踏实的方法，才能挽救和改造日渐沉沦的社会，最终形成一种实在的“新风气”。
三、“听讲不如读书”：学生眼中的大师课
梁启超文满天下，名声斐然，“舌端笔底带感情，使亲闻謦欬者如坐春风，披阅文章者如沃醇醪。”晚年落志江湖，游迹讲堂之间，不仅文科生，理、工、农、商科学生和不少社会人士都会慕名前来听课。很多时候连过道也挤满了人，甚至有踞于窗槛一睹风采者。他们都怀着崇敬而好奇之心，想要看看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文豪，究竟会带来怎样不同凡响的课堂？
第一印象总是外貌上的：五十余岁的梁启超上课常穿着青褂长袍，衣履朴洁，他的样貌不甚出众，短小精悍，发秃如镜，呈苍老态。但目光如炬，奕奕有神，“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令人记忆深刻。他讲话时严肃而诚挚，手势和表情十分丰富，笑声爽朗。但有的回忆，则区别于那种文质彬彬的印象，形成一种反差：“下午的课常迟到五分钟，走上讲台，匆匆忙忙，面红耳热，呼吸喷出酒气。第一、二时中间的十分钟休息，全部用于吃烟，他的烟瘾很大，一空闲就摩挲烟盒，连手指头都熏得黄黄的。”
梁启超讲课有时像说书艺人，手舞足蹈，酣畅淋漓，别具一种感染力。他所征引的作品大部分都能背诵出来，“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熊佛西则把梁氏讲课的情景描摹的绘声绘色，他说：“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
据梁实秋回忆，有一次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整首诗经他朗诵之后，再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箜篌引》是写一白首狂夫渡河而死，其妻遂援引箜篌而歌，其声凄怆，曲终投河殉葬的故事。梁启超上课的情景令梁实秋印象深刻，以至二十余年后，自己偶然在渡河时，“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衷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梁启超讲课时常滔滔不绝，上下古今详征博引，口渴时便喝口热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之通告）
然而，很多人的记述却与梁实秋的说法恰恰相反，他们被梁启超的新会口音困扰，一节课下来，大部分内容难以明白。梁实秋说梁启超“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这或许因为梁实秋具有非凡的领悟能力或者语言天赋。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梁启超的口音是十足的减分项：“先生拙于口才，其声调，骤听之，国语也，惟夹杂新会土音及广州方言。北方学生，无法记录，瞠目静听而已。”当时在北京的大学中教课的广东籍名教授还有黄节，黄氏讲授六朝诗，印发的讲义十分详细，因此虽有口音，学生听讲不致困难。梁启超不仅自己不携书本，亦不发讲义，只口授大意，让学生笔记。学生们不得已，只好下课后群趋粤籍同学处借抄笔记。
梁容若于二十年代初，听梁启超讲“清初五大师”，也有如下描述：
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去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熟于学术史的单不庵先生，常常能随时提醒他。他懒于写板书，他的广东官话对于我们很生疏，所讲的问题，事前又没有预备知识（这时我对于黄黎洲、王船山、顾亭林、李二曲、朱舜水等的书和传记全没有读过），所以两小时讲演的内容，听懂的实际不到六成。当晚在日记里写“见面不如闻名，听讲不如读书”，因而联想任公先生南北奔驰，到处登坛讲学，究竟是否收到比著书更大的效果，怕要大成问题。
笔者因在香港读书的缘故，有一段学习粤语的经历。其实北方人最初接触粤语，仿佛听一门外语，茫然无措。但若坚持一两个月时间，摸索其发音规律，在听的方面不难有所掌握。只不过，梁启超一般每周只上一、两堂课，很多记录者也不过偶尔蹭课或来听讲座，一时间无法熟悉口音，无足怪哉。
除了口音问题，梁启超还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在说话时常加上“啊啊”、“这个这个”，语讷讷不易出口，使人怀疑他患有口吃。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董事时，开设“中国文化史”课，据说开学时听者多达一两千人，要在“风雨操场”上开课。但几次开讲后，来听课的人就越来越少，只有一百个左右，便挪到教室里进行。实际上，旁听他课的人，很多来一次或几次就被“劝退”了，虽然梁启超自己要背负一部分责任，但更大程度上，很多人只是想亲眼瞻仰梁氏的丰采，或者来评判一下这位大学者是否名副其实。满足了好奇心，便不必再受“不知所云”的煎熬。这大概是“名人效应”引发的必然结果，梁启超对这一状况心如明镜，他清楚地知道：“他们不是要跟我作学问，只是要看看梁启超，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有的看一次就够了，有的看两三次就够了。”梁启超多少会为学生不能真心求学而动气，但他并不失望。他常拿时务学堂的往事激励自己：尽管只有四十多个学生，但中间却出来像蔡锷、范源廉、杨树达等人才。学生贵精不贵多，从前如是，以后亦如是。
对于常年追随梁氏左右的弟子而言，口音的理解便不再是妨碍，如此始可以感受梁启超授课的精髓所在。在这些弟子的描述中，梁氏讲课给人以天才横溢，兴会淋漓之感。最令他们叹服的，在于梁启超的博闻强识：“既汪洋若千顷之波，莫测涯涘，又扼要勾玄，深入浅出，使人人可游溯，处处可有得。”梁启超一生最后一位及门弟子黎东方回忆说：“回想起来，像梁先生那样渊博的人，才真正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上下五千年，南北东西一万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二十四史，两通鉴，十通，五记事本末，《太平御览》，《图书集成》，难以数计的诗集、文集、笔记、传记、碑志被他顺手拈来，我田引水，都成了他的妙论和注脚。”相比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王国维的治学精深，梁启超则可谓博大。面对王国维，学生感受到的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面对梁启超，则觉得“犹河汉之无极也”。
另一点常被记起的，是梁启超“生龙活虎一样的超人精力”。年轻的时候他便已习惯夜间写作，经常彻夜不眠。清末所作《国会期限问题》两千言，乃一晚所成；《论锦爱铁路问题》、《横滨商会会报发刊辞》及续写《美国东方政略记》未成稿，三篇合计八千言，自向晚至次日清晨一气呵成。二十年代，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讲学和讲课，一年到头总不肯歇息，就连星期日也是如此。1921年应清华学堂邀请，为学生讲《国学小史》前后连续五十余次。1922年到北京、济南、南京、上海、南通、武昌、长沙等地做巡回演讲二十余次。在南京一地，除每日到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外，还分别为学校各团体及法政专科学校、第一中学、女子师范等校讲演。即使忙碌至此，还要每周抽出时间，到佛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1923年，病中读《陶渊明集》消遣时发现问题，发奋三日作成《陶渊明年谱》。同年，为纪念戴东原二百年诞辰撰文，用一昼夜时间完成《戴东原先生传》；又连续34小时不眠不休，写就《戴东原哲学》……张君劢称“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可以说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
梁氏有一“特异功能”，在写作的过程中，同时间还可以做好几件事。据学生回忆：
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右手在写文章，左手却扇不停挥，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的问题。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床面，让他的助手取到另室，一篇华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无怪梁启超是一个多产作家。其实还不止此，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得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读的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他好像善于五官并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觉冷漠，反而从他的一颦一笑的问答中流露出热情。
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如此分神的情况下，梁启超的每篇文章、每回讲稿，还能做到切中时事而脉络清晰，内容充实，未见空言。
由于操劳过度，梁启超被查出患有心脏病。由此不准吃酒、吃茶、吃烟，亦不许读书、著书、演讲，但梁氏显然未能遵守。后又因误诊，被割去右肾。“自是之后，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之劳逸而定。医者惟嘱静养，每二三月则注血一次，以补所失，舍此而外，医者盖已无能为矣。”虽然身体状况不佳，梁氏自出医院之后，仍继续到各大学讲学，或伏案忙碌，奋笔疾书。“家人苦谏节劳，然以学问欲太强，不听也。”一直坚持到1928年，身体实在无法支撑，始停止授课和各种公务。即使病势沉重，仍与“死神”斗争。在人生的最后一年，梁启超集中精力搜集宋词史料，并写成《跋（宋）程正伯书舟词》、《吴梦窗年齿与姜石帚》、《记兰畹集》、《记时贤本事曲子集》等论文。临死前的数月，还拼着最后一口气，要撰述一部《辛稼轩年谱》。他常勉励学生“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在勤恳治学方面，梁氏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尽管身体状况不佳，又忙于教学演讲等事，但梁启超在短短数年间竟完成数百万字的著述，且所论都是言之有物，有感而发。当然，对于梁启超治学宽泛，写作迅猛，以至鲜少专精研究，也不免引来诟病。论者或谓梁启超“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故能风靡一时，但所论往往浅尝辄止，“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或批评梁氏论学喜与胡适等人“浪相角逐”，“其浮于笔，非失诸契勘，即泛泛立论，等身著作竟似过眼烟云。”但须注意，如此立论恐有苛责贤者的危险——所谓知人论世，吾人应留意梁启超晚年学术著述大半来自讲义稿，其所讲多属为诸生指示治学途径及方法的入门之学，故评价其学问功底，便不能单纯依据最终成型的学术著作，而是应该把视野放在更多层面，比如结合梁氏生平读书情况和学术交游的具体细节处把握。
四、“报国惟忧或后时”：未竟的政治计划
1901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作《自励二首》，诗曰：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立名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此诗流传甚广，其“牺牲悲壮之热情，救世爱国之弘愿，高尚纯洁之怀抱，清醒鲜新之头脑，勇迈前进之精神，少年激昂之沸血”，犹能体现人格的精神与魄力。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梁启超晚年的忙碌和辛苦不肯为外人道，只是偶尔在写给儿女的书信中吐露心声。正是在这些掏心窝子的话中，最易流露真情。如他描述自己刚搬入清华及校课忙碌情形，说：“校课甚忙——大半也是我自己找着忙——我很觉忙得有兴会。新编的讲义极繁难，费的脑力真不少。”研究院初办之际，“百事须计画”。与此同时，梁启超的“名人效应”给他带来事务性的繁杂琐事和人际问题，不得不花许多时间来处理。就在他入职清华不久，多家大学都希望聘请他去做校长，他写信絮叨此中烦恼说：
日来许多“校长问题”，纠缠到我身上，亦致忙之一。师大不必论，教职员、学生、教育部三方面合起来打我的主意。北大与教部宣战，教部又欲以我易蔡，东南大学则教部、苏省长、校中教员、学生，此数日内又迭相强迫。北大问题最易摆脱，不过一提便了。现在师大、东大尚未肯放手。我惟以极诚恳之辞坚谢之，然即此亦费我时间不少也。
两年后，清华功课有增无减，由于兼行导师制，每位教授担任指导十名学生，“这是由各教授自愿的，我完全不理也可以，但我不肯如此。”而梁启超同时间要指导十六人，出于责任感，亦“不好拒绝”。加之又接受了司法储才馆的任命，需要每周讲课指导，这些工作当然都是梁启超可以推辞掉的，但他不如此做，只是在信中吐吐“以后我真忙死了”之类的苦水。清华之外，又因为燕京大学的师生请他过去讲课，“热诚恳求”之下，“也不好拒绝”，由此也就“真没有一刻空闲了。”如果说指导清华本部的学生还在工作责任范围内，那么接受燕大的邀请，就只能以他的热心肠来解释了。
在学术上，他充满理性，推崇“科学精神”；但他又是极为感性的人。“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只要是真心求学，喜欢热爱他的演讲，他都不辞辛苦予以回馈，“兴致勃勃，不觉其劳”。有一年冬天，梁启超到旧众议院做了数次学术演讲，每次都是座无虚席。在寒冷的冬日，开不起火炉的情况下，全场肃静无哗，认真听讲，令梁启超大受感动。他后来在家书中写道：“我常感觉我的工作，还不能报答社会上待我的恩惠。”
对于梁启超在二十年代政治和学术上的处境，梁漱溟有一番深刻的审视。他谈及五四以后的梁启超无论是在政治和学风上，都无法与早年相比：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
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梁启超似乎彻底忘却政治了。有关梁氏的各种传记，也常把二十年代视为他“为学术而学术”的时期。当然，这一说法渊源有自，1918年欧游启程之前，梁启超特地找张东荪等人谈了一个通宵，说自己“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换一个新生命。1923年，在东南大学“自由讲学”的讲坛上，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人都大谈政治，大谈主义。当有听课的学生问梁启超何以原先活跃于政治，现在却绝口不谈时，梁启超回应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面容庄重而又矜持，他似乎彻底和政治划清界限了。
真实情况却是，梁启超恐怕只是不再担任政要职务，或参与政党活动，但他并未与政治作绝对的分割。他在回国后其实不时撰文发表政见，如1922年奉直之战时，梁启超就曾发文表达解决时局的主张，其实质内容在于声援吴佩孚。因为在天津时听说“抵制吴说之谋极多”，因吴氏势孤，出于道义，故有所行动，而不夹杂任何利益考虑或私交偏袒。随后，梁氏好友陈叔通等人即相约，一同制止其再次“从政”。陈叔通在写给籍忠寅的信中这样说道：
此次政局之变动，弟绝对不信可以解决一切。报载任公加入所谓名流会议，深不谓然，仍以讲学为是，勿又以一时冲动，大谈政治，公能转达否？弟于私谊不能嘿嘿。任公肯自认在政治上为已失败之人，刻自忏悔，他日当有见谅于天下人之一日，否则不知所云，窃为任公不取也。
他们希望梁氏能保持沉默，一方面是对时局不抱希望，另一方面则是鉴于梁启超前几次政治上的失利经验。对于梁启超晚年是否应当从政，梁氏的友人学生分别持两派相反的意见，反对者多，亦不乏拥护者。特别是1927年5月前后，社会上如“国家主义”派、实业界及国民党右派的一些人，都希望梁启超能出面组建“一种大同盟”，以与南方的政党相角逐。梁氏的内心早已蠢蠢欲动，“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
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
内心纠结的结果，梁启超既不组织或加入党派（根据梁氏与国民党的过往，以及此时梁氏听说南方党派的种种传闻，他已根本不相信政党能救中国）；但也不能全然不谈政治，这会让他感觉在良心上过不去。他最终“决定自己的立场”，还是通过写作著书，“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通过论述他在政治制度上的见解，说明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他自信所开的方子确能根治中国的病症，是否会被患者所采纳服用虽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但参政的念头一起，便不可收拾。从现有的资料看，至少在五个月后，梁启超已有一系列更为详细的计划。他在10月29日的家书中说：
我现在虽没有直接作政治活动，但时势逼人，早晚怕免不了再替国家出一场大汗。现在的形势，我们起他一个名字，叫做“党前运动”——许多非国民党的团体要求拥戴领袖作大结合，（大概除了我，没有人能统一他们）我认为时机未到，不能答应，但也不能听他们散漫无纪。现在办法，拟设一个虚总部（秘密的）——不直接活动而专任各团体之联络——大抵为团体（公开的），如美之各联邦，虚总部则如初期之费城政府，作极稀松的结合，将来各团事业发展后，随时增加其结合之程度。
梁启超富有政见，勇于担当，但似不具备从政的天赋，这几乎在当时及日后都是世所公认的评价。然而却没有人敢说，假若不是因为疾病拖累，不是两年后便撒手人寰，天假其年，梁启超在政治上将有怎样一番作为？能否创造奇迹？
（梁启超先生，摄于1928年）
因此，若说梁启超晚年远离政治，埋首学术，是不恰当的。周传儒在1928年初曾写信给同学谢国桢，讲到自己的老师梁启超时，就感慨梁氏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回政坛，犹如“入井救世，徒自苦耳！”周、谢两人都是梁氏的入室弟子，二十年代中后期常伴其左右，对他的生活习惯和性格所知至深。他们完全理解老师不肯“放弃俗累”、积极入世的心情。其所以如此者，全在性格使然：“师座为人毫无城府，说话作文，对人对世，俱有一种热情，俗所谓菩萨心肠，生平自得处在此！自苦处亦在此！”到了1928年12月，梁氏病笃，诸同学曾联名致信慰问，其中亦言：
师座以一身关系国家前途，文化前途。今政治方面虽较黯淡，而全国学术待师座之整理，全国学子待师座之指导者极多。即就政治方面言，初亦非全然绝望，惟暂时不得不权安缄默耳。他日春雷陡起，万象或能更苏矣。尚望师座节忧寡虑，清心静养，留得梁木，为他日用。
梁启超的政治计划在国学院师生间已不成秘密，“急于成事”的他疏于休养，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对待疾病，他一贯如此随意，这一次也以为过段时日自无大碍，可惜不能如愿。
五、“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桃花扇》与辛稼轩
世人论梁氏晚年学术，往往只留意其史学，对其研究《桃花扇》和辛弃疾关注较少。实际上，只有知道梁启超在政治上始终抱持希望和热情，才能对他晚年尤好讲《桃花扇》及临终前仍在编纂《辛稼轩年谱》，有更深入的理解。在欧游结束后回国之初，梁启超最先着墨的是陶渊明的研究，这或许是因为陶渊明的生平经历与他当时离开政坛相仿佛的缘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梁启超是真的打算当一个隐士了。但他终究是心系家国的热心肠，永远都是站在时代潮流之中，不愿也无法做一个冷漠无情的旁观者。因此，《桃花扇》的家国兴亡之感、稼轩词的豪迈振兴气概，更能引起他真实的情感共鸣。
对于《桃花扇》，梁启超进行过深入的阅读和研究。某次友人拜访梁宅，见其书斋案头放有精本《桃花扇》，凡警句妙词均经朱红圈点，并在正文旁边加上许多顶批与注解（梁氏于1925年有《桃花扇注》出版）。某次清华国学院举办的同乐会上，几位导师都要献上拿手表演，当时王国维背诵了《两京赋》，赵元任则用茶杯演奏乐曲，还用全国各地的方言表演了一段“全国旅行”，（陈寅恪是个例外，不肯在聚会上说笑）梁启超则即兴表演一段《桃花扇》。梁氏去世十多年后，学者冯国瑞重回母校拜谒吴宓和陈寅恪，畅谈起往昔国学院的盛况，仍对梁氏的那次表演记忆犹新。在他所作《古月堂感赋陈（寅恪）吴（雨生）两先生》一诗中，就有：“当时耳热正酒酣，前席生徒共笑谈。杨柳笛中歌出塞，桃花扇底哀江南。”并自注言：“任公师唱《桃花扇·哀江南》一曲，同学各有和歌，余独不谙。”
梁启超的《桃花扇》表演常给听者以惊喜，原来一个致力史学，崇尚科学方法，而又长期从政的人，还有这样多愁善感的一面。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文人学者常到松树胡同聚谈，或研讨学问，或赋诗写文，或评论时事，颇极一时之盛。梁启超亦参与其中。某次由梁氏主讲，他便选了《桃花扇》传奇，用他的广东话，将《桃花扇》的时代背景、作者及其戏曲文学上的价值，一一加以解释分析，娓娓道来。最后还朗诵其中几首填词，“诵读时不胜感慨之至，顿时声泪俱下，全座为之动容。”某次课上，梁启超讲《桃花扇》中左良玉听闻崇祯煤山自缢，痛哭哀悼，正说到《哭主·胜如花》：“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突然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接下来讲到杜甫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梁氏竟又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他就是这么一个容易表露真情实感的人。但在梁启超身处的时代中，哪里有什么收复山河的捷报？他对于国家，感情上常是哀戚悲悯的，振奋之中总有种无力的挫败感。这或许可以解释，何以在《桃花扇》诸章节中，梁氏尤其钟情于“余韵·哀江南”。《桃花扇》虽是传奇，但“哀江南”独系北曲，被视为“散曲之冠”。内容是教曲师傅苏昆生在南明灭亡后，重游南京所见的凄凉景象，话兴亡之感，抒亡国之痛。梁启超喜欢在聚会上聊《桃花扇》，与人分享心得，且善于歌唱：“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在梁氏的演绎下，“其声雄浑悲壮”，听者无不为之感动。
如果说钟情于《桃花扇》，是因为厚重悲凉的历史感带来的情感共鸣。那么致力研究辛弃疾，除了喜好稼轩词的原因外，更多的是个人身世的投射。梁启超少年得志，风云政坛，再到落寞下野，壮志难酬——其人生轨迹与辛弃疾何其相似？且两人性情怀抱均相合，梁氏平日谈词，必及稼轩。至于撰写《辛稼轩年谱》的缘起，一是在校勘时发现明抄本《唐宋名贤百家词》所收四卷本《稼轩长短句》与坊间所传刻本次序不同，选择尤精，于是综合各本，详作编年，辨明原委。其二，是梁氏鉴于“稼轩先生之人格与事业，未免为其雄杰之词所掩。使世人仅以词人目先生，则失之远矣。”因此意欲给世人还原出“整个之辛弃疾”。
《辛稼轩年谱》虽系编年考证，但其中偶尔夹杂梁氏个人的情感体会，予稼轩词以同情之理解。如其讲《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以及“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等句，则谓此词是“满腹经纶在羁旅落拓或下僚沉滞中勃郁一吐情状。”又如解《水调歌头·再用韵李子永提干》，谓此词乃李氏为稼轩抱不平，稼轩反以达语开解之，其中有“君莫赋幽愤，一语试相开”、“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避写归来”等语，谓稼轩“皆达观中尚带痛愤也。”梁氏晚年作文感情充沛，能鼓舞人，其中辛酸苦闷唯有独自消解，其论稼轩词，实是借以自况。
诸考证中，梁氏于《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所论尤多。其中先引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的记录，说宋孝宗曾读此词，见其词意殊怨，然终未问罪。梁氏素以宋人说部之书多附会小说家言，不足凭据，却认为罗氏之论颇可采信。继而议论说：
词意诚近怨望……盖归正北人，骤跻通显，已不为南士所喜。而先生以磊落英多之姿，好谈天下大略，又遇事负责任，与南朝士夫泄沓柔靡风习尤不相容。前此两任帅府皆不能久于其任，或即缘此。诗可以怨，怨固宜矣，然移漕未久，旋即帅潭，且在职六七年，谮言屡闻，而天眷不替，岂寿皇（笔者按：宋孝宗）读此词后，感其朴忠，悯其孤危，特加赏拔调护耶？
以上所记，皆为梁氏读《鹤林玉露》后，结合词意进行的推断。除却详细的考证外，其中写稼轩政治上遭受排挤，抱负难以舒展，与梁氏自己饱受非议，壮志难酬又何其相似？
尤可注意者，梁氏将人生的最后时光，放在书写稼轩与理学家朱熹的交谊上。《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词序记载稼轩与陈亮同游鹅湖十日，约朱熹为紫溪之会而未果。梁启超感慨：“鹅湖胜游，朱、陆以后，复有辛、陈。此地真足千古矣。”为稼轩与陈、朱过往详加考证，前后约两千余言，为全书最长。
（梁启超手批稼轩词《贺新郎》“把酒长亭说”）
梁氏又于《跋四卷本稼轩词》一文末尾，认为谀颂宰相韩侂胄的《六州歌头》、《西江月》绝非出自稼轩手笔。在他看来，韩侂胄严禁理学，稼轩却与朱熹情同莫逆，似不当为此。朱熹去世时，“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唯有稼轩“为文往哭之。”（《宋史·辛弃疾传》，所作文即《祭朱晦庵文》）梁启超遂认为：“时稼轩之年已六十一矣。其于韩，不惮批其逆鳞如此，以生平淡荣利尚气节之人，当垂暮之年而谓肯作此无聊之媚灶耶？”对于韩侂胄酿造党禁、伐金失利究当如何评价暂且不论，至少梁氏无视稼轩受韩氏重用、关系深厚的事实，仅以其与朱熹交好，便推测阿谀韩氏的诗词尽出伪作，殊难服人。尽管如此，从动机上看，大概出于对韩侂胄奸臣形象的固有认识（韩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以及对朱熹抱有同情，梁启超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稼轩献词之事，因为这有损于他心目中拥有完美人格的悲剧英雄形象。
梁启超于1928年9月10日病笃，无法继续工作。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期间，托助理储皖峰帮忙搜觅稼轩资料，储氏每来省视，梁启超辄询问进展。无意中获得《信州府志》等资料数种，可作为著述之助，便不待病愈，携药出院，回天津执笔续草《年谱》。直至10月12日力不能支，一病不起。当时《年谱》方写至宋宁宗庆元六年稼轩六十一岁时，《祭朱晦庵文》即作于本年，全文已佚，《宋史》稼轩本传录有佚文四句存世，其文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此“生”字即为梁氏所书最后一字，他的生命至此走到尽头。辛稼轩与朱熹，一词人，一哲人，是梁启超最敬重的具有高尚道德人格的名士先贤。这十六字，犹如任公的辞世诗，也是他的墓志铭。
（转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