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核集团宣传文化中心核芯报道工作室 余诗君
黄劭显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中东墙上，有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名字——黄劭显。其生平简介中，“清正廉洁，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是他的女儿们特意为父亲定的评语。在她们心目中，这12个字最能概括父亲的一生。
作为我国核地质事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80年，黄劭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也是我国铀矿地质界迄今为止唯一的院士。上世纪50年代，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我国首先突破花岗型和碳硅泥型两种铀矿类型，提交了首批铀矿储量，建设了首批铀矿矿山。他在铀矿成矿方面的一些创新观点，为我国铀矿普查勘探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铀料供应都做出重要贡献。
作为“地下党”的大学生
1914年，黄劭显出生于山东即墨黄氏望族，自小受到“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良好家族传统的熏陶和影响。学生时代的他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为己任，早早投身革命事业；1932年，黄劭显跟随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姐姐来到北平，在今是中学读高中。彼时，他参加了共青团及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因参加纪念“五卅运动”抗日集会游行而被捕入狱，后由学校保释才出来。1934年，黄劭显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并担任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俞启威）的地下交通联络员，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停课。黄劭显随母亲和姐姐经西安去甘肃徽县，在西安期间，他曾尝试与西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同志接头，未能联系上（因是单线联系），遂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他又曾试图去延安，可是因为兄弟病故，他已成家中独子，被母亲极力拦下，在甘肃干了一两年公路工务段的工作。在听说西南联大复课的消息之后，他立即辞工，奔赴求学之路。
1939年，在战火纷飞的年月，25岁的黄劭显由西北跋山涉水，前往当时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复课。1940年，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后，他心怀“科学报国，实业救国”的理想，投身于祖国的地质事业。
当时队里唯一一个戴眼镜的
20世纪50年代，黄劭显（右一）进行野外地质勘查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底, 黄劭显调至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二办，后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三局）专门从事铀矿资源的地质普查勘探、调查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在此期间，他几乎跑遍了全国每个铀矿区、矿点。
1956年6月，黄劭显（一排右二）与三〇九队同事合影
1955年2月，我国第一支铀矿地质勘察大队——309大队秘密成立。黄劭显被任命为副总地质师（总地质师是苏联专家），开始为铀矿地质勘探事业东奔西走。
“他不太爱说话，对人很有礼貌，很客气，是老知识分子。他是队上当时唯一一个戴眼镜的。”“他为人正直正派，个人的想法有什么讲什么，从不隐瞒。他虽然是副总地质师，但很谦虚。每次开会的时候，总是坐在靠边的位置，没有什么架子。他听取别人意见的时候，也很虚心。当时是中苏合作时期，一些年轻的苏联专家比较跋扈，出言顶撞，他不争也不生气，总是一起商量。对人事方面的事情，他从不发言。”几十年过去，湖南核工业地质局（原309大队）的老同志们这样回忆黄劭显。
1957年，黄劭显从309大队调到二机部三局，但他依然常年奔赴309大队以及全国各铀矿点指导找矿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西藏、台湾，全国各省份都走遍了。”
“比例尺”问题由来
“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学风严谨”“淡泊名利”当年三局的同事们如此评价黄劭显。
我国铀矿地质探勘队建队初期，铀矿勘察工作采用的规范和方法都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在普查中按比例尺方式工作，是地质工作的传统做法。但“大跃进”期间，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气氛中，对普查找矿是否按比例尺找矿，发生较大分歧。在一次会议中，有人提出要采用“分片包干”“打破线距点距束缚”的“快速找矿法”。对此，黄劭显坚持实事求是，并发表了“没有比例尺就不能找矿”“不能做出科学评价”“快速找矿法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是抓了一点忽略全面，是不合乎辩证法的”等观点。
这些实事求是的观点，为黄劭显招来了厄运。“比例尺”问题成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他的主要罪状。“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当过“猪倌”“牛倌”“伙夫”，随世事沉浮……但作为核地质领域绕不开的专家，他也一直没有停止工作。
“比例尺”问题，在1961年贯彻《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和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后，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
“我是李四光的学生，怎么会反对老师？”
“我有幸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十余年……当时正值‘文革’，左倾思想盛行，不尊重技术和人才……技术决策和研讨科技业务工作很少请黄总参加……但黄总却心胸广阔，泰然处之，每次让他参会研究工作，他都敢于直言不讳。他曾多次强调，科研工作要加强野外地质观察，注意搜集第一手实际资料，要重视基础地质工作。”黄劭显曾经的下属，原中国核工业地质局副总工程师黄世杰在《忆黄总》一文中写道。
20世纪70年代，黄劭显（前排左二）与三所同事合影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原科技委副主任夏毓亮在《深切缅怀黄劭显院士》一文中回忆：“我和黄劭显的接触是1973年他调来北京第三研究所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黄总的光明磊落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各单位递交的报告中，有关地质构造方面的论述几乎都是地质力学观点。而黄总提议：不能都‘地质力学’、‘新华夏系构造’控矿吧？科学上应提倡一点百花齐放嘛，这才有利于铀矿地质的发展。当时，黄总的观点受到几位参会者强烈反对，甚至上纲上线，说黄总反对李四光地质力学学说。虽然黄总是孤军作战，但他不屑一顾，极力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厌其烦说明理由。”
那次会后，黄劭显对还很年轻的夏毓亮说：“我是李四光的学生，对他特别尊敬，我怎么会反对老师呢！科学上我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这番话令夏毓亮内心里对黄劭显“更加佩服、尊敬”。
这些说法在黄世杰的文章里也得到佐证：“20世纪70年代后期曾有行政命令，研究构造要统一用地质力学的观点，黄总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他一再强调要根据中国地壳活动性较强的特点，坚持从实际出发，不要生搬硬套国外的观点，要实事求是，不要跟风。他自己一生淡泊名利，也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不要过多地追逐名利地位。”
一生只招过两个研究生
1982年 1月，经批准，核工业北京第三研究所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作为所在工作单位当时唯一的院士，黄劭显成为该所首位铀矿地质研究生导师。但他一生中只招收过两位研究生。随后因为他身体不好，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托付给专业对口的科室。
“黄总带的研究生是1979年从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转过来的，其研究方向是自然界铀同位素的变异特征及其意义。他把我叫到跟前说：‘我对铀同位素的变异不太熟悉，请你协助该研究生的工作好吧？’我立刻说：‘谢谢黄总的信任，我一定努力。’”夏毓亮回忆。
后来，单位教育科建议以黄劭显的名义再招几个研究生。他本来可以让单位其他专家代为培养，但他一口拒绝了这个提议。
“我父亲说：‘我亲自带不了，我不能误人子弟。’后来我劝他说：‘别人帮着带带也没什么关系，你下矿到队里时带他们去也算你带呀。可我父亲特固执，他说那不行。”二女儿黄祖英回忆说。
“工作狂”与家人生活时间很少
家人记忆中的黄劭显，听起来更像是“工作狂”。除了沉心工作，他平常与家人感情互动极少。他“太死板”“太实诚”“太不苟言笑”，家人们都这么说。
“有一次，有个事急需通知父亲。因为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母亲让我去单位找他。当时，父亲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几个人开紧急会议。我进去叫了他一声，他就向我摆了一下手，说：‘我在开会。’就不再理我了。我没敢再多说就走了。中午他一回家就很不高兴地批评了我一顿：‘像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在我工作的时候来打扰我。’”小女儿黄祖红回忆道。
“在我们的记忆里，快乐的时间实在不多。他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在一起生活时，他和家人交流也不多，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系吧。”黄祖英说。
他的衣服几乎全是妻子做的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他好像在哪个大队当领导，在工作上帮助了别人。事后人家拿了礼品来答谢他，他跟人家说：‘你来看我，我很高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东西我坚决不能收。’但人家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值钱的礼物，都已经拿来了，坚持把礼物放下就走了。我父亲就拿着礼物追出去，但那个人已经到院子外面了。我父亲就直接把礼物挂在院子的栅栏门上。我母亲劝他‘人家已经送到家里来了，也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我们改天想办法再回礼就是了。’但这种事情从我爸爸的角度是绝对行不通的。”黄祖红回忆说。
黄劭显与夫人吴淑懿在家中合影
“我父亲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任何奢求的东西。他唯一一件体面点的衣服是为参加老同学聚会，从王府井买的那件。其他都是母亲给他做的。家里的衣柜还是邻居的儿子结婚时淘汰掉的，一套沙发用了几十年。一直到他去世，生活始终很俭朴。但他对事业，可以说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对工作的那种专注和执着，那种劲头，令我们这些子女都非常敬佩。”黄祖红说，“他人很沉默，性格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木讷。平时跟我母亲也没有多少话说。我们姐妹4个他除了学习上过问一下，生活上的事情他极少关注，一切只围绕着他自己的工作。”
“受父亲的影响，我母亲也从来不占单位一点便宜，公私特别分明。那时候我们在外面插队、工作，我妈写信用的信封信纸全是外面买的，没有一封是带有我父亲单位标志的。”黄祖英说。
“他的老同事曾‘抱怨’，跟着黄总出去，工作上能学到东西，但是生活享受方面就别想跟着‘沾光’了。因为每次干完工作后，人家想弄几个好菜招待一下黄总，他却总是不等正式的菜上来就随便吃点主食或小菜就走了。”黄祖红笑着说。
也有温柔的时候
“我父亲在309队当副总时，每次回来，路过孝感时，倒是记得给我们带些孝感麻糖，回来就交给我妈了。他也不说什么，我们吃到麻糖就特别高兴。”黄祖英说。
1960年春节，黄劭显全家在北京和平里合影
“当我去干校探亲结束要走时，父亲对母亲说，给她多带些钱。短短一句话我至今难忘。因为，当时他的工资发放是不正常的，仅仅发给他十几元的生活费。我走的时候，父亲送我到几十里地外的地方去坐火车。我记得当时下着大雪。在南方，落下的雪花在地上就融化了。我们父女俩深一脚、浅一脚在乡间的泥水中走着。父亲那时的背影我终生难忘，这就是父亲对子女的爱。”三女儿黄祖鸽在《永远的怀念》一文中回忆。
美国人也很佩服他
除了工作接触，在生活中与黄劭显相熟的朋友不多，原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陈肇博就算一个。他曾与黄劭显是三所的同事，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们还共用一个办公室。
在三所任职期间，黄劭显已是花甲老人，但他还是不顾年老有病，经常出野外，此间还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在黄劭显的女儿还存着父亲的40多本工作日记。
“我来三所工作时还是很年轻的技术员。黄院士当时是地质处的处长，我只是听闻他的名字，跟他没有什么接触。‘文革’后，我从干校回来，黄院士也得到平反并调到三所当副总工程师（注：当时是降级任命，此时三所为县团级单位）。有一次，我们去东北赤峰研究一个矿床，他还跟随指导。我是学俄文的，他英语比我好，我跟他一起学英语。后来我被提为副总工程师，就搬到他的办公室，俩人面对面一起工作。那时候我们才有了密切的接触。”陈肇博回忆说。
1981年，陈肇博接到邀请参加美国的一个铀矿地质学术会议，组织上经研究决定黄院士与陈肇博两人参加。美方表示欢迎。
1981年5月，黄劭显在美国矿点考察合影
“当时国家经费紧张，在美国时我俩合住一间屋子。外国人很奇怪为何两个男子要住一间屋子，那时我30岁左右，黄院士60多岁了。我解释说他岁数大了，我得照顾他。”陈肇博回忆，“其实我们就是为了省钱。”
“黄院士非常注意节约，说国家外汇很宝贵，尽量少花，并嘱咐我把各种收据保存好，做到节约用钱，账目清楚。他爱抽烟，但在美国他一盒烟也没买，都是自己从国内带去的，他说那边太贵了。”陈肇博说。
为了省钱，黄劭显与陈肇博一日三餐尽量不去餐馆，而是在超市多买些方便食品带回住处吃。
后来有一次检查出国费用情况，二人这次美国之行比标准费用节约了三百多美元。
“美方安排我们参观了四个铀矿床。黄院士参观时很认真，还经常用英文提问，与美方技术人员交谈。当时那几个矿床都在开采，有时要换防护服下很深的矿井，辐射相当强。虽然黄院士年龄较大，身体也不太好，但是他仍然坚持下井，而且观察仔细，手抓矿石，靠近眼睛认真看，完全不怕放射性，让美国人也很佩服。”陈肇博回忆说。
想去看非洲的地质却未能成行
作为地质专家，黄劭显无疑很想到中国之外的地方去参观考察一下。但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出国经历。
“他一直对非洲的地质状况很感兴趣，却没有机会去过。那时正好我们在非洲阿尔及利亚有一个反应堆工程在建。当时核工业部副部长刘玉柱知道黄院士的心愿，帮他协调了一次去非洲考察的机会。”陈肇博说。
但因身体原因，黄劭显的这次非洲之旅没能成行。
赴美参会期间，黄劭显对美国西部铀矿床进行了全面的参观与考察，回国后倾心投入，欲编写“美国西部区域地质概况”一书，但由于劳累过度，突发脑血栓住进医院，自此半身麻木，遗憾再无法写作，其女儿手中现有当时手稿数十页。
现存黄劭显工作笔记
“黄院士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解放前的地质调查，后来的铀矿勘探工作因为涉密，也没有再公开发表什么科研成果。但要论贡献，他是最初把地质工作从技术上搞出一个框架的三位核地质老专家之一（另外两位分别是三所总工程师佟城、三所总地质师高之杕）。”陈肇博说。
1989年8月，黄劭显于北京病逝，享年75岁。“先人已去，后人奋进，唯有如此。”原政协主席俞正声于黄劭显百年诞辰回信中说。
（转自“中国核工业”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