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吉辰

著名现代教育家梅贻琦先生 

在天津三岔河口的南运河畔，有一条窄小的胡同梅家胡同。

根据《梅氏祖谱》记载：从梅汝钰开始，子辈为“茂”字，孙辈为“曾”字，重孙辈为“贻”字，再下为“祖”字。梅氏家族“贻”字辈兄弟，多为文化名人，著名现代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于1889年12月29日出生于天津，是梅曾臣长子。梅贻琦是1904年天津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其弟梅贻琳、梅贻宝也都是南开中学学生。

梅贻琦早年家境贫寒，主办天津南开学堂的严修、张伯苓曾对梅贻琦关爱、提携有加，梅贻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堂，奠定了他日后学业有成的基础。因此，他对恩师严修、张伯苓先生很尊敬，怀有深切的感激之情。

梅贻琦（中坐者）与留美同学合影 

1908年，19岁的梅贻琦离开天津，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高等学堂，后“庚款”留学美国，1914年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一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当时，周恩来正在南开中学学习，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梅贻琦长周恩来九岁，二人交往十分密切。

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大学任教，任教务长。1931年开始任清华大学校长，年仅42岁，一直到他去世，享年73岁，毕生贡献于我国近代教育事业，被誉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梅贻琦先生的管理之下，清华大学步入快速发展时期。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经过他多年经营，清华大学成为大师荟萃的一所世界名校。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三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以校务委员身份负实际责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许多日后的世界级优秀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其中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贻琦回到北平，积极筹备清华大学的复校事宜。1962年5月19日在台湾病逝。

最难忘的是家乡天津

1915年，梅贻琦开始在清华大学教课时，只有26岁，不少学生都比他年长。当时，清华还算不上现代意义的大学，只是专门为派遣留美学生而设立的预备性质的近代学校，一切课程的设置都以顺利留学美国为目的，据说当时清华大学最高班的程度，只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水平……面对当时学校这样的环境，年轻的梅贻琦开始并不甘心情愿长期从教。

半年后放暑假时，梅贻琦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谈到当时学校的环境，表示对继续教书没什么兴趣，准备换个工作。张伯苓先生一脸严肃地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忍耐。回去，继续教书！” 梅贻琦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终其一生。这是他晚年对夫人韩咏华女士回忆的一段趣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幽默地说：“这可倒好，你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韩咏华生于1893年，也是天津人，韩、梅两家是世交。韩咏华也是张伯苓的学生。韩咏华晚年回忆当时在天津学习的情形时写道：“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我年级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梅贻琦）等人。”1918年，由严修、卞肇新为介绍人，梅贻琦和韩咏华订婚，次年结婚。梅贻琦最难忘的是家乡天津。

令人敬仰的现代教育家

梅贻琦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我国教育学家、清华大学校友傅任敢对梅贻琦有一段很中肯的评价：“清华之所以成为国际闻名的大学，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长的一生贡献，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梅贻琦的教育实践及教育理念，对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都和梅贻琦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其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个人修养，令人仰慕和敬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文化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统一。

周恩来总理生前多次谈到梅贻琦，表示欢迎梅贻琦先生返回大陆。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历经周折，最终于1977年从美国返回大陆在北京定居，受到党和政府热情接待，并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邓颖超专门请天津“狗不理”的名师做了一桌天津风味的家乡菜，宴请远方归来的韩咏华女士。韩咏华于1993年8月2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一百岁。

被誉为“清华大学永久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的铜像安置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中。

（原文刊载于《今晚报》2021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