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慰庆 徐洪强

编者按：顾毓琇（1902-2002），字一樵，江苏无锡人。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也是中国电机、无线电和航空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学贯中西、文理兼修，在诗歌、戏剧、音乐、佛学等领域均取得了很高成就。抗战时期，他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1950年移居美国，历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等职，20世纪70年代起，多次应邀回国访问。本文是2015年8月徐红强先生在北京采访顾毓琇之子顾慰庆先生（1932-2018），在其口述内容基础上补充资料，撰稿写成，意在从子辈的视角追忆这位杰出的文理大师。 

1973年，顾毓琇夫妇和顾慰庆一家 

和清华的不解之缘

我的父亲顾毓琇，他的百年人生，见证了整个20世纪，也见证了我们中国近代历史。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从小就接受家族教育，秉承江东顾氏祖先顾炎武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遗训，热爱祖国。

父亲和母亲王婉靖育有五子二女：长子慰连、次子慰庆、三子慰华、四子慰中、五子慰国；长女慰文和小女慰民。我是慰庆，家里的二子，1932年出生于上海，1933年秋随全家迁至清华园内西院16号，并在清华上了幼稚园。

抗日战争胜利后顾毓琇全家合影，右起王婉靖、小女慰民、顾毓琇、四子慰中、次子慰庆、长女慰文、长子慰连、三子慰华

父亲和清华有很深的缘分。我们老家在无锡城，父亲是祖父的第二个儿子。我的祖父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送他的大儿子（我的大伯父）到上海同济学医，送我父亲到北平考进清华学堂，送我的叔叔到上海南洋公学求学。1923年，父亲公费到美国留学，进了麻省理工学院，专门学习电机工程，后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在留学期间，他发明了“四次方程通解法”和用于电机分析的“顾氏变数”，当时就已经闻名国际电机界、电工界，后来他被公认为国际上的电机权威。

1932年，母校清华大学要成立工学院，但是没有电机系。清华的校长梅贻琦是我父亲的老师，要我父亲回清华创办电机工程系，于是我父亲就成为清华第一任电机工程系主任，隔了一年他又担任了工学院院长。在清华担任工学院院长期间，我父亲为了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创办了两个研究所，一个是航空研究所，一个是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之前先成立了航空工程组，航空工程组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就包括钱学森，以后这个工程组就变成了航空研究所。钱学森实际上是上海交大的学生，但他公费留学又是用的清华的名额，后来他和我父亲之间的交往也很多。

同年，我父亲受张学良的委托，组织清华师生做了8000具防毒面具。以后受傅作义的委托，又做了10000具防毒面具，并亲自送到前线，祝贺傅作义取得百灵庙大捷。原来我们中国的防毒面具都从国外进口，防毒面具用的橡胶在华北严寒的地方会冻裂，所以我父亲就组织人员研究，用两层布中间夹橡胶，然后接口的地方就学习香烟厂制造香烟的机械技术来打出眼睛、口鼻部分，同时用椰子壳来制成面具里面的活性碳，这样就把我们自己的防毒面具做成了。随后华侨捐赠的椰子壳源源不断地运到清华园，用于做防毒面具用。防毒面具做成以后，我父亲还组织很多学生志愿者，从有烟雾的房间穿过，实验这个防毒面具管不管用。

在重庆的艰苦岁月 

卢沟桥事变以后，我祖母和我母亲带了我们家4个小孩，坐火车南下逃难，逃到了上海。我父亲到重庆以后，我们家才从上海先到香港，然后再到了重庆，当时我才5岁。到了重庆以后，开始我们家住在通远门嘉庐9号。

1938年3月，我父亲到了重庆后，担任了六年半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政务次长。在这期间，可以说他走遍了大后方的大专院校，对中等教育、普及教育他也很关注，视察了好多省份，如福建、新疆等。他还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团长，率团访问过印度。在印度，他曾去看望过远征军。远征军的孙立人是我父亲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我父亲参观了孙立人的新军训练站，然后会见了美国的将军，包括和蒋介石闹矛盾的史迪威。另外，我父亲还曾陪同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兰州等地的学校进行考察、访问。在抗战时期，我父亲为了战时的教育尽心尽力，客观地讲，他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1939年重庆大轰炸，我记得是5月3日、4日，我们家的房子周围起火燃烧，旁边有的房子被炸塌。这样，我父亲就把我们一家连夜迁到了北碚。到了北碚后，就是住在农村，当时我的三叔叔、四叔叔，他们随中央工业实验所搬到了北碚，中央工业实验所后来也被日军飞机给炸掉了。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租了一块农田建了3栋茅屋，叫“三顾茅庐”，请于右任先生题的字。我母亲在那个院子里自己种菜、种花、种玉米、种向日葵，还养鸡、养鸭，当时也过了一段田园生活。

在北碚也曾经遇到过日军飞机的轰炸。1940年5月27日，北碚第一次被日机轰炸。父亲得到消息，下午赶回北碚。先到医院探望被炸伤的朋友，然后才回家，幸亏茅庐和家人没有被波及。第二天清早，又过河去祭吊被炸而牺牲的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先生。6月24日，敌机第二次轰炸北碚，父亲刚巧在“茅庐”的院子里，因为他生病跑不动，没有躲进防空洞，结果炸弹就在附近50米外的山坡上爆炸了，掀起的碎片冲击到房子，玻璃都被打碎，我父亲被震得整个人摇摇欲倒，但所幸无碍。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我父亲虽身居上层，但清廉自守，又因子女众多，家庭经济并不富裕。母亲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我们小孩穿的衣服是大的穿了给小的穿，补了又补。父母有时带哥哥和我到重庆城里，住在三叔家，三婶见我们的袜子也是布满补丁，说也太节约了。

我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我和哥哥在重庆市区时，曾就读于川东师范附属小学，到北碚后，父亲请了一位女老师，住到家里，教哥哥和我学习小学功课。当时我们家离北温泉不远。父亲和四叔在清华时学会了游泳。据说当年清华学生为了准备乘轮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去留学，都必须学会游泳。到北碚后，父亲曾带我和大哥去温泉游泳，更多是四叔带我们去，教我们。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电脑，也看不到电影，可以说没有什么娱乐。父亲买来一台旧式留声机，我哥哥喜欢听音乐唱片，我不大有耐心去听。我父亲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好友梁实秋、吴景超先生当时也住在北碚。父母常带我们去玩，他们也常来茅庐。

1944年我父亲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我们就搬到了沙坪坝青木关。中央大学的校长原来是蒋介石兼任的，当时他其实是每个礼拜去学校一次，具体由朱经农负责。后来就让我父亲接任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我父亲一到任，就发表讲话：“教授第一，注重学术研究，提高学术风气，尊重教师地位，不能把学校变成一般的行政机关。”同时他还亲自给学生上两门课，一门是电工数学，一门是电机分析。在这期间，大后方有一个青年从军运动，他大力支持青年从军，并去慰问参军的学生，我父亲有几首诗就是欢送从军的青年学生的。

1944年顾毓琇任校长的中央大学（重庆沙坪坝松林坡）校舍

父亲经常请一些学者、名流到学校来演讲。有一次他请了冯玉祥。冯玉祥来时，我看见他一身布衣、布鞋，人高马大魁梧得很。当时在家里吃便饭，我父亲请冯玉祥题字，冯玉祥就画了一幅画，上面是一头耕牛，还有农夫在耕田，并题了一首诗。我记得诗句是：“耕者不能有其田，自问实在愧对你。”

两岸桃李一手牵

国共合作的时候，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面设有政治部，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是周恩来。我父亲在汉口就找过周恩来，请教战时教育的意见，以后在重庆跟周恩来、邓颖超接触过多次。1973年，我的父母从美国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十大”刚闭幕的当晚，接见了我父母和我们兄妹（当时我也在场），无拘束地畅谈了三个多小时。周总理当时就对我父亲讲：“你当时是国民政府难得的客卿，圈内人把你当圈外人，圈外人当你是圈内人。”意思就是外面不知道情况的人以为顾毓琇是圈子里面的人，圈子里面的人知道他是圈外人。因为他不是国民党员，是无党派人士，是客卿，是难得的客卿。在谈话中，周总理让我父亲问候陈立夫，说让陈立夫回来看看，来去自由。另外特别让我父亲转告陈立夫，说把陈英士（陈立夫的叔父）的墓修好了。 

周恩来总理接见顾毓琇（前排左四）、王婉清（前排左六）夫妇和子女。后排左四起：顾慰文、顾慰连、顾慰民、顾慰庆

我父亲与陈立夫曾乘同一艘轮船到美国去留学，1938年我父亲受蒋介石指派去担任教育部的政务次长，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建立了新的工作关系，两个人后来私交很好，可以讲是互相尊重。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和陈立夫的矛盾加深，陈立夫就到美国去养鸡，开一个养鸡场，我父母也在美国，他们之间常常来往。后来我父亲给陈立夫转述了周恩来总理的话。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共产党没有忘记陈英士这个对国民革命有功的人，并且把他的墓修好了，陈立夫非常感动。以后陈立夫就逐渐改变了反共的态度，晚年一直主张和平统一。陈立夫去世后，当时在台湾搞了一个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第一个副主任委员就是我父亲。 

父亲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海外都有许多朋友和学生，人称“两岸桃李一手牵”，为祖国和平统一做了许多实际有效的工作。他宣扬“和平统一兴中华，天下为公进大同”，深入人心。在美国华人华侨中，他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晚年仍亲自参加中国使领馆和侨学界的许多情系祖国的活动。为增进中美关系，也作出了不少贡献。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

父亲对我们很少说教。父亲很忙，家里小孩也多，在我印象中没有听到他跟我们讲什么大道理。他一直坚持“身教重于言教”，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们。父亲平常很喜欢看书、看报，无形中就影响了我们这些小孩。我跟我哥哥从小也养成了读书看报、关心国事的习惯。所以后来我们参加革命也不是偶然的。父亲跟我们讲：看人要多看人家的优点，少看人家的缺点，不在背后讲人家的坏话。另外就是要一视同仁，不管这个人地位高低、有钱没钱，都要平等相待。当然这些话我父亲都不是一套一套讲给我们听的，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无形之间启发、影响着我们。父亲要我们好好地读书，但不赞成“死读书”，我们在学校里读书的成绩单，父亲要看，但他不要求我们的名次要多高，也不讲究我们的分数。只要我们努力，一定要做到真正懂。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用功，成绩一般还不错。

父亲清廉自守，对子女更不娇生惯养。我和大哥慰连读初中时，都叫我们住校，在山沟里过抗战时期的集体生活。父亲对我们的兴趣爱好给予自由，从不横加干涉。父亲自己是电机工程博士，当然希望子女能继承这个专业。我读中学时比较喜欢数理化，想长大后当个工程师，为此他感到高兴，而我的大哥却对工科不太有兴趣，父亲也不勉强，以后大哥学了农业。

抗战胜利后，父亲先离开重庆，我们跟着母亲还留在重庆。父亲临走时对我们讲：“抗战胜利了，你们更要好好地读书。在回上海以前，还应该继续学习，不能荒废。”因为当时船票很难买到，我们在重庆等船票期间，我跟哥哥还回到沙坪坝住校读中大附中。一直到10月份有船票后，我们才和母亲一起回到上海。

两个世界，一个家庭

回到上海后，当时我们几个小孩都进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我去的时候是初三，我大哥慰连是高一，我大妹慰文是初一。我和大哥、大妹看了许多进步小说和书刊。我们都很爱国，以为抗战胜利后我们国家会和平，会逐渐富强。但是现实却让我们越来越失望。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我们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这中间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开始我们是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我们先后加入了共产党，但是我们三兄妹互相不知道。父母虽知道我们思想左倾，对国民党不满，但是没想到我们会是共产党员。上海临近解放时，父母离开大陆，带着我三弟慰华、四弟慰中、小妹慰民，经台湾、香港去了美国。我五弟慰国以后也去了美国。我和大哥、大妹三个大孩子不肯跟随，从此父母与我们相隔了24年之久。当时祖母还健在，老人家和我三叔、四叔、姑母都在上海。我的外祖父在无锡，几个姨母也在上海。于是形成了“一个家庭，两个世界”。

一直到1973年，周总理接见我父母，我跟大哥、大妹还有美国回来的小妹一起在场，周总理风趣地对我母亲讲：顾太太，感谢你给我们生了三个共产党员。这时我父母才知道我们是地下党，是共产党员。而且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周总理说我们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和锻炼的共产党员，我父母才知道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吃了不少苦。

1973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顾毓琇夫妇

以后我们书信来往不断，“文革”结束后父亲来信更多。父母八次回国，我都全程陪同，由此也对二老有了更深的了解，常恨忠孝不能两全。1989年起我几次因公访美，顺便去探望双亲，但每次在家不过两三天。1993年后，我从工作岗位上退居“二线”，才有机会每年都赴美探亲。父亲逐渐年迈体弱，我大哥、大妹先后去世，在美国的弟妹也不在父母身边，我想多陪伴侍奉他们，但由于我当时还没有离休，又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共十年，父亲认为我在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应当“多为国家效力”，要我不必为他们而在美国多留，所以每次探亲只有两三个月。每次去时，父母都非常高兴，在美国的弟妹和小辈也都回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每次离开时，又不免伤感。我初到美国时，人地生疏，父亲还亲自到费城机场迎接，朋友们莫不为之感动，当时他已是90多岁的老人。我和家人曾几次动员父母回到祖国生活，我们感到对于这对老人，中国的生活条件比美国更好些，国内领导也曾几次向他们表示回国定居可给予各方面的优厚待遇，但父亲认为自己“一世清名”，不能接受特殊照顾。同时，认为留居海外更能为祖国“略尽绵薄”。2001年12月24日，按中国人的习惯算法，是父亲百岁生日。他坚持谢绝了外界的一切祝寿活动，只允许我和弟妹、子女家人到俄克拉荷马团聚庆祝。2002年8月，父亲病重。我赶到医院时他神志仍异常清楚，以微弱的声音询问国内的情况，还在关心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以及台海形势等大事，多次说对中国的事情包括和平统一大业要抱乐观的态度。

父亲一生实际是工薪阶层，晚年更是靠养老金生活，自己非常节俭，有些西装、衬衫都由我母亲缝补过。但稍有积蓄，就要拿出来办奖学金或捐给慈善事业。他在国内若干大学以亲友名义设立的奖学金已难以计数。父亲认为子孙都应当自立，除了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外，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但是我们一家出了五个博士，兄弟姐妹都在自己的行业取得一定成绩，这都得益于父亲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原文刊载于《世纪》2022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