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津这座城市，这里的人们会向您介绍“五大道”：到那里看看吧，那里有许多“洋味儿”建筑，会让您大开眼界。比如，您站在重庆道上民园大楼的围墙外，那院落的方孔式围墙，是依据百叶窗原理来建造的，看似有孔透光，实际上从外边不能对院内一览无余。夜晚，民园大楼敞亮的玻璃窗里会透出安逸的灯光，但是，在围墙外边，您只是一个过客，你窥不到玻璃窗里面，房主人坐在沙发上那优雅的身姿。

　　五大道与文学

　　天津“五大道”，被市政府有关部门确定为历史文化街区，同时也成为国内著名的“异国风情旅游观光区”。说“五大道”是历史文化街区，最直观的就是她浓缩和拥有丰富的、多姿的二十世纪初叶欧洲诸国的民居建筑，这里有英式的、意式的、法式的、德式的、西班牙式的，还有众多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古典主义建筑、巴洛克式建筑、庭院式建筑以及中西合璧式建筑，还有自由组合各种建筑形式的“集仿主义”建筑等等。于是，天津五大道又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苑”。

　　我是在天津五大道成长起来的，对五大道上发生的故事闻听多了，我感觉五大道不仅是历史文化街区，更是人文文化丰富的街区。这里住过多位作家，在五大道上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南海路上的梁斌创作了《红旗谱》、重庆道博爱里的雪克出版了《战斗的青春》、黄家花园西侧的冯骥才发表了《雕花烟斗》等等，这些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文学作品，字里行间保留着五大道的“生命轨迹”，跳跃着五大道乃至天津市的人文精神。对于作家和编辑们对作品倾心创作和打磨的故事，我听父亲讲过不少。《红旗谱》续集《播火记》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与出版，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红旗谱》与萧也牧

　　作家梁斌同志虽然属于河北省的作家，但是，梁斌在天津住了很多年。梁斌熟悉天津市的一草一木，也与这里的左邻右舍友好相处。梁斌住在天津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干扰少的情形下把自己亲历过的“保定二师”闹学潮、革命运动一点点铺开的历史写成长篇小说。为写出这部长篇小说，梁斌曾“三辞官”，他辞官的初衷只有一句话：不写好自己和家乡人民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我无颜见江东父老。经过梁斌的锲而不舍地追求与创作，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的红旗在全国文坛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界高高飘扬了。

　　《红旗谱》的红旗升起来，这里浸透着出版社编辑的大量心血。

　　梁斌同志发轫写作的时间比较早。1934年，他就在北平“左联”刊物《伶仃》上发表了反映河北“高蠡起义”的小说《夜之交流》。1942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及据此扩充成中篇小说的《父亲》。但是，写作过短篇或中篇的人，不一定能写好长篇小说。梁斌同志提笔把自己早期多年的积累，在1953年6月开笔进行《红旗谱》的创作，一年后完成初稿。

　　那时，梁斌的创作状态异乎寻常，他沉醉在《红旗谱》的创作中，不谙生活世事，每天伏案疾书。梁斌曾描述：“我的创作欲、灵感升到高潮，欲罢不能。黎明起床即开始写作，早餐时间到，我还没有写完一个节目，当我写完一个段落，饭时已过。午餐晚餐无不如此。”但是，文学创作不是凭着勤奋就能够成功的，梁斌同志拿着自己拼搏出来的《红旗谱》手稿到一些出版社去谈出版的事，也请爱好文学的朋友帮助看看稿子、提些意见。可是，很长时间里，梁斌同志没有什么收获，看过这部书稿的人不置可否，文艺界也无人问津。梁斌不灰心，还坚持修改自己的长篇小说，欲使之更精彩。

　　苍天不负有心人，梁斌在创作长篇小说艰苦的路上遇到了“贵人相助”，这个贵人就是文学素养深厚、创作功底扎实的作家兼编辑萧也牧。20世纪50年代初，萧也牧创作了《我们夫妇之间》这篇新中国第一篇城市小说，发表在1950年第1期《人民文学》上，成为他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刚一发表，《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就发表了推荐文章，上海昆仑影片公司也很快将它搬上银幕。但是，到1951年6月这篇小说就受到《文艺报》的批判，萧也牧从此放弃创作，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并担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

　　正是在出版社工作的萧也牧，首先发现了梁斌《红旗谱》的价值，并倾注心血予以润色、编辑，才得以让《红旗谱》的红旗飘扬起来。

　　编辑《播火记》的编辑们

　　《红旗谱》红遍了神州大地，受到鼓舞的不但有作者、读者，还有出版社。当时，位于天津“四面钟”附近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找到梁斌，请他把《红旗谱》续集给天津一份出版权。梁斌把客人送到自己家门口的南海路上，答应了百花出版社的请求。

　　为了向读者奉献出最好的文学作品，让《红旗谱》的续集仍然红旗飘飘，百花文艺出版社派出了精干的编辑人员，组成了强大的专项编辑组。这里有小说室负责人诸有莹、资深出版家李克明等。诸有莹编辑的家在五大道边缘的耀华中学旁，李克明编辑的住处是在马场道再向南一点儿的路上。当时，为了协助作者写好《红旗谱》续集，他们的许多业余时间都用在跑去与梁斌面谈稿子上。那个时候，他们各自从家里出发，在曙光电影院门口碰头后一起去南海路的梁斌家里。

　　我的父亲周艾文是与诸有莹阿姨坐对桌的小说编辑。我亲耳听到了许多《红旗谱》续集《播火记》诞生前后的故事。

　　诸有莹编辑是不可多得的女才子，当她还是“花季少女”的川妹子时，凭自己的努力在1943年考进了当时西南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师学习中国文学。

　　西南联大不仅给了诸有莹享用一生的文学语言知识，还给了她陪伴一生的爱人——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的王绍祖，因为喜欢古典诗词而喜欢上了文学系的诸有莹。在西南联大校园，王绍祖不但有冰清玉洁的女朋友诸有莹，还有一个常常来找他讨论物理、数学趣味的小老乡，他们俩身高相仿，方言相同，都是安徽合肥县人，那位小老乡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杨振宁后来提出“非对角长程序”学说，或许还是从诸有莹常念叨的“花非花，雾非雾”“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哲学意念里得到启发的呢。

　　老编辑李克明更是文学界的宿将。1939年，李克明还在当学生时，就很爱读《冀中导报》上刊登的孙犁、梁斌、远千里等作家发表的文学作品。1941年李克明就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儿歌《小星星》。从此，李克明对文学的热爱和写作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晚年时，他曾结集出版了100多万字的文集，其中许多作品都映照出渤海湾、冀中平原这片热土上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的华北人民热爱生活、砥砺前行的景象。李克明编辑是冀中饶阳人，离梁斌家乡蠡县很近，两地风俗乡音相似、民情风貌接近。李编辑在《红旗谱》续集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对作品里的人物语言、行为习俗等方面向梁斌提了很多好的建议。梁斌在小说里都采用了，他也很感谢这位“文学界老乡”对自己创作上的帮助。

　　李克明在编辑《红旗谱》续集时倾注的心血最多。他在后来写作的《播火人与〈播火记〉》一文中回忆到：“梁斌同志《红旗谱》续集的小说，同样也是一部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和很高艺术水平的作品，我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接受了出版的任务，编辑部的同志们都十分高兴。我和诸有莹、白岩三人高兴地接受了责任编辑的任务，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诸有莹是二审，白岩手头还编着其他书稿，所以，和梁斌联系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就主要由我来做了。”

　　李克明对编辑《红旗谱》续集书稿，有这样的记述：“我们三个人同去梁斌住处取来《红旗谱》续集的稿件，其中一部分是曾经在《新港》杂志上连载过的剪贴本，一部分是手稿。于是，我们三人共同动手，分头做起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稿、发排、校对工作。在将近两年几十次的接触中，我们不但和梁斌建立了深厚的工作情谊，而且对梁斌纯朴、开朗、诚恳、虚心的品格有了深刻的体会。梁斌对我们在审稿中提出的包括细节、文字甚至标点符号的大大小小的意见，都认真地斟酌、思考，大都接受了并按其修改了原稿。为了帮助我们认识关于‘高蠡起义’的性质，他还与我们共同学习《毛泽东选集》中的有关论述，使我们认识到这次起义虽是在‘左倾’路线领导下进行的，导致了失败，但是，起义英雄们的事迹和精神是永存的，应当进行歌颂和肯定。梁斌写作文学作品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既批判了错误路线，又歌颂了农民革命英雄朱老忠等的大无畏精神。这样，既能鼓舞青年一代学习老一代的革命战斗精神，又能使读者从错误路线导致失败的描写中得到教训和教育。”

　　这些当年编辑《红旗谱》续集的真实记录，至今还能映照出百花出版社的编辑们是如何倾听作者梁斌恳谈自己对小说的总体构想，以及编辑们怎样一丝不苟地审稿、提出修改意见的点点滴滴。

　　文学作品“永恒的火”

　　百花出版社的编辑对待梁斌《红旗谱》续集的稿件，格外认真与细心，这是必然也是必须的。因为，梁斌同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旗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首先肯定和编辑、出版的，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萧也牧对《红旗谱》的编辑，肯定是锦上添花的。读者们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来出版《红旗谱》的续集，也是抱着名正言顺、先睹为快的心理的。因此，中国青年出版社有着优势。

　　天津百花出版社的编辑处在劣势的位置上，只有加倍努力、分外认真这一条路可走了。诸有莹阿姨后来谈到编辑梁斌《红旗谱》续集的事情时，就强调：“当年，我们天津编辑只有比北京编辑更加勤奋、更加细致，才能有希望编好这册书，才能更多地取得梁斌同志的好感与配合。”天津编辑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在审读梁斌同志这部《红旗谱》续集长达两年多的日子里，天津的编辑发现作者对“《红旗谱》续集”的写作主旨原本也是要沿着《红旗谱》的思路，把“政治斗争”的色调写得红红火火的，但是诸有莹、李克明、白岩这些天津“百花社”的编辑有了更深远的创作构想，他们与作者梁斌商讨：华北农村真实的生活，驴拉石碾磨麦子、北方女人盘腿坐在炕上唠嗑等现实生活的场景和生动的情节才是文学作品“永恒的火”。

　　虽然，小说的主线是反映地主老财的阴险、狠毒，对普通下层农民的盘剥，觉醒的农民们奋起团结起来反抗地主老财的这种压迫与剥削；但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是几千年人类生活的规律，下层农民中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也是文学作品绕不开的主题。怎样写出华北农村青年男女恋爱的特定场景与谈情说爱的特殊习惯，也是反映真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于百花出版社编辑提出的这些诚恳的审读意见，梁斌同志都认真听取了；他十分尊重这些宝贵的建议，在小说写作与修改过程中，把这些意见一点一点地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中。

　　如果把梁斌同志的两部长篇小说《红旗谱》和《红旗谱》续集放在一起阅读和比较，我们会发现第一部《红旗谱》的大体内容：“在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锁井镇，恶霸地主冯兰池为霸占以前48村为防汛筑堤集资购地48亩地的凭证——古铜钟而生出了歪心眼，他阴谋砸碎作为公产凭证的古钟，销毁凭证；正义的农民朱老巩挺身而出，反抗地主的无理侵占。地主冯兰池设计害死了朱老巩，逼死了他的女儿，逼得他15岁的儿子朱小虎离乡背井去闯关东。几十年以后，朱小虎带着两个儿子回到锁井镇，滹沱河畔的复仇斗争慢慢进步到对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政治斗争上，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引导贫苦农民团结起来，走上了集体反抗地主恶霸盘剥压迫的正确道路。另外，写广大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反‘割头税’的内容也是轰轰烈烈的。”

　　从中不难看出，写“斗争的激烈性、尖锐性”是《红旗谱》扣人心弦的地方。但是，天津百花出版社的编辑们敏锐地察觉到：如果《红旗谱》续集还是把“斗争的激烈性和尖锐性”继续推写下去——第一写作难度大了，“斗争”的高峰不容易再展开和维持在高点，第二容易让读者感到乏味，觉得作者的生活积累比较窄，没有全面反映冀中平原农村的生活原貌。在天津编辑的建议下，《红旗谱》续集的“斗争性”缩减了，而生活场景扩大了，人物性格也丰富得多了。比如：春兰和严萍帮助严志和家整理菜园梨园的场面就写得栩栩如生、暖意浓浓。在编辑与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小说里多处呈现了类似春兰姑娘乌黑美丽的长辫子和她灵巧、勤劳、洁白双手的描写……这些生活化的场面，慢慢形成了一幅幅优美的华北农村“春风杨柳万千条”的风俗画。多年以后，很多读者对《红旗谱》续集里这些生活现实的描绘仍然记忆深刻、津津乐道，这不能不说是天津编辑与作者梁斌一同奉献给读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既红又火的《播火记》

　　有了这些不同于《红旗谱》斗争性的描写，特别是增加了许多属于华北农村独有的一种“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农家生活以及厚重的“柳影人家起炊烟”的百姓家的生活烟火，“《红旗谱》续集”最终定名为《播火记》——斗争之火与生活之火，同时在《播火记》中红火起来了。《播火记》有前部小说《红旗谱》的“红”，也有自身作品的“火”，相得益彰、互为映衬！

　　为了《播火记》这部优秀作品早日同读者见面，在1963年夏天最酷热难熬的日子，编辑李克明高高兴兴地拿着《播火记》清样稿去见梁斌。梁斌不顾酷热，把书稿清样铺在桌子上逐字逐句进行校勘，《播火记》就这样在火热的夏天里“杀青”问世了。

　　很快，《播火记》这部小说火起来了。她像年年春天飞来的燕子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景象就与天津市里常见的春夏盛开的紫藤花一样美丽。

　　经过天津编辑穿梭在天津的“四面钟”到五大道的路上，与梁斌同志反反复复谈稿子，《播火记》里像春兰这样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的冀中女孩的“美”靓丽起来了；朱大贵、朱二贵这样性格有了发展和变化的人物也多了起来；小说的人物形象明显丰满了。《播火记》的“火”从“斗争之火”中，也明显多了一些华北平原妇女用灵巧的手做“烙饼炒鸡蛋”的炊烟之火。

　　阅读父辈们编辑的《播火记》

　　诞生在天津五大道的《播火记》，经过作家梁斌与诸有莹、李克明、白岩这些前辈编辑的呕心沥血，多了不少华北大地的地气与渤海湾的人间烟火。这《播火记》也就播得长播得远了。

　　我的父亲周艾文二十多岁就在天津市当文学编辑。最初他是领取新中国“供给制”的革命红小鬼，后来改为领取月薪的编辑。我爸爸也是“不谙生活世事”的人，有余钱就去买他喜欢的书。“文革”中，家里的书惨遭劫难——可能是注定的缘分，一册精装本的“天津版”《播火记》竟然成为劫后余生者。我翻看这册《播火记》的版权页和封底，各处都没有“责任编辑”的名字，也没有个人的笔迹；但是，我断定这册《播火记》就是父亲办公桌对面、该书责任编辑之一的诸有莹阿姨送给父亲的。父亲把“她”保存了这么多年！

　　责任编辑的名字虽然没有印在《播火记》的版权页上，但却深深印在小说《播火记》的字里行间——那刻印的已经不是铅字了，而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和全体编辑对出版好书、对读者负责的一片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