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中
浦江清（1904—1957），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22年，入东南大学文理科学习，主修西洋文学，辅修国文与哲学。1926年，经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助教，研究西方的“东方学”文献，精通多门外语。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1946年回北平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7年病逝。浦江清教中国文学史达30年，桃李满天下。
浦江清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以治学严谨，从不轻易下笔著称。主要论文包括《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词的讲解》《词曲探源》等，均影响很大。其作品先后结集出版了《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无涯集》《中国古典诗歌讲稿》等；其未刊手迹《汉魏六朝诗钞》《元明散曲》等即将出版。
先师浦江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 (宋元部分)讲义，已由汉明师妹和她夫婿彭书麟先生整理定稿。我读到之后，非常高兴，多年的期望终于实现了。通读这本讲义，浦先生当年给我们讲课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而先生辞世已经将近五十年了，又不禁感慨万分。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
浦江清 著 / 浦汉明 / 彭书麟 整理
北京出版社
2018年8月
1954年的秋季，浦先生给我们讲宋元文学史，这是院系调整之后按照新的教学大纲，把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段的课程。第一段是先秦两汉，第二段是魏晋到唐五代，第三段是宋元明清，第四段是现代。浦先生讲授第三段文学史，也是他第一次开这门课，比以往的中国文学通史讲得细多了。当时他不到五十岁，正是学术成就丰硕、教学经验成熟的时期，可是他备课十分认真。从现存的几份讲稿，就可以看到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我作为班上的课代表，经常上他家去汇报同学们学习的情况和问题，总能看到他案头堆满图书资料，为我们准备教材。先生体弱多病，有时抱病坚持上课，一边按着腹部，一边讲课，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胃病又犯了。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发病，我们几个同学扶着他上了自行车，前推后拥把他送回家。先生家住燕东园，离校园相当远，平时总是骑自行车来校上课。那时三轮车也难找，更不用说汽车了。有时因病缺了课，稍微好转后，先生又要来给我们补课。我们当然感激和高兴。谁会想到先生因此积劳成疾，终于久病难治，我再回学校时竟听不到先生的讲课了。
先生讲课时感情非常投入，讲到好作品时反复吟诵而后讲解。记得讲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时，对她在靖康之乱中所受的苦难讲得声情俱备，令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只有表达了真情实感的文章才会是“文情并茂之佳作”，正如先生所讲的“非为文而造情者，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也”。后来我读到了先生的《西行日记》，知道先生在抗战时期也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觉得他对《金石录后序》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因此讲得如此生动痛切。
那时文学史和作品选读合成一门课，都由一位教师承担。先生一星期上五节课，非常辛苦。其优越性是文艺欣赏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先生在讲解作品时还长吟朗诵，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感性的领悟和艺术的享受。先生对戏曲有深入的研究和特别的爱好，自己又擅唱昆曲。在课堂上讲到戏曲名篇时，就会为我们唱一段作为直观教学。先生对戏曲的研究是全面的、立体的，从音乐歌唱、舞台演出、剧本文艺到历史文献，无不深究精通，有独到的造诣。他早有计划写一部对戏曲音乐和文学综合研究的中国戏曲史，可惜未能实现。这从讲义里戏曲部分的比重(约占十分之四)，也可以看出一点迹象。先生精通西洋文学，在清华研究院做陈寅恪先生助手后又潜心研究东方学，因此他在讲戏剧的起源和发展时是把中国戏曲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的。先生在扼要介绍了希腊戏剧和印度戏剧的历史之后，明确指出了“中国戏曲的特点”。他说：“中国戏曲文学，虽然产生得晚，但是中国人民自己所创造的，丝毫没有受希腊影响，也不是从印度搬来的。”讲义“只以剧本的文辞作为文艺作品来欣赏，只以剧本的思想内容作为文艺作品来批评”，也只能讲一些重点作家作品，但先生还是随时随地注意于戏曲史的传承。例如讲《窦娥冤》时一直联系到程砚秋排演的京剧《六月雪》。既说明了“《窦娥冤》有不朽的生命，一直活到今天的剧坛”；又指出“悲剧气氛冲淡了，不如原作之佳”。又如讲《赵氏孤儿》时分三方面说明了它在戏剧史上的传播，还指出它在国外的影响。再如讲元杂剧时，提到《牡丹亭》中《硬拷》一出的情节来自《金钱记》，《写真》一出的构思出自《两世姻缘》，《长生殿》里《弹词》一出模仿了《货郎旦》，都是贯通前后的考述。如果不是对整个戏剧史有全盘的考察，就做不出这样的论断。先生评论古代文学，很注意古为今用的问题，他说：“对于戏改、戏编工作，我们读古典文学的都有责任。”这也是对我们深切的教诲和期望。
我特别感谢汉明把先生以前讲“中国小说史”的讲稿补充收入了文学史讲义。在“宋元话本”一章里，加入了“小说的起源与发展”一节，就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勾画出了一个轮廓，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先生对宋元话本做过仔细的研究，也有很高的评价。讲到宋元话本的成就时，他说：“没有宋元话本就没有后来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长篇的章回小说；没有这些无名氏文人，就不可能产生施耐庵、罗贯中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宋元话本的重要地位即在于此。”他的教诲给了我深刻的印象。1956年，我在先生的竭力扶植下回到北京大学读副博士研究生，从此决定了我一生学习和生活的道路。1957年年初我报到后，先生给我制订了第一年的学习计划，指定我写一篇宋元话本的学年论文。不幸的是我还没有动笔，先生就猝病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失去了先生的指导，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小说史的讲稿，只能自己在暗中摸索，过了多年才写出了初稿。现在读了经过整理、补充的讲义，又得到了温故知新的收获，更感到先生的英年早逝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我莫大的不幸。
宋元文学史的课程着重讲了小说、戏曲，强调了宋元时期俗文学的兴起，但先生对诗词散文也有许多精彩深刻的论述。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的评论，先生都有独到的见解，极富新意。例如讲到苏轼与欧阳修的异同时，他说：“欧阳修是深受儒家哲学影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苏轼不同，他把文学和道统分开，而与艺术结合，他抱有爱好艺术享受以解脱政治苦闷的态度，不宣扬王化，并不处处表现他的士大夫的身份，接近于一般人民的思想。”先生对宋词的研究也兼论其与音乐的关系，有许多独到的见地。特别是从诗歌文体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词的历史地位，指出：“长短句是五七言的解放，同时词有格律，不但句法一定，平仄也讲究，又是一种束缚，在解放与规律中成为一个诗歌艺术的类型。”就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对诗歌的创作也有指导意义。文学史讲义的观点、论点有许多特色，汉明师妹在后记里已经作了不少精当的阐明，无需赘述。
汉明师妹要我为讲义写一篇序言，作为学生，怎能为老师授业的遗教妄赞一辞。夫子之墙数仞，在墙外者无以窥见宗庙之美，我虽曾有幸入门，深恨未能入室，只能回忆当年听课的一些见闻和感受，表达对先师的怀念和感激。对于这一门课，我还要学而时习之，求得温故而知新的快乐。
（转自“大家小书”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