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民

我对孙犁老人说过：黄秋耘是您最早的知音。孙犁说：是。还有吕剑。在1961至1962年，黄写过三篇评论孙犁作品的文章，从整体文学风格，从《风云初记》的艺术特色，从《津门小集》的素描功夫，几乎是跟踪式地欣赏、评论孙犁的新作。在时代大锣大鼓的震天喧闹中，孙犁的作品没多少人注意；黄秋耘跑出热闹的剧场，在冷寂的荒野听见了津门的真唱，以他的艺术修养、文学趣味写下了那个时代稀缺的文学评论。

黄秋耘的父亲是一家西药大药房老板，家里希望他学医。但是，他受亲戚的影响，志在文学。1935年，他同时考取清华等五所大学，最后选择了清华。

从香港到北平上大学，正碰上“一二九”运动。在学生时期，他就加入共产党，和李昌、韦君宜等一群同学闹起了革命。上清华，本来是想学习中国文学，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群热血青年就投入伟大的救亡运动。在回忆录里，他有一节记述闻一多先生给他们上课的情景：

“闻先生上课是不拘形式的，别的教师都在日间上课，他偏偏把课程排在晚间。我还记得，每当华灯初上，或者皓月当头，他总是带着微醺的感情，步入课堂，口里高吟着：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接着，他就边朗诵，边讲解，边发挥，时而悲歌慷慨，热泪纵横，时而酣畅淋漓，击节赞赏。与其说，闻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翔实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吸引着我们，无宁说他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的悲悯感情激动着我们。”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北平，黄秋耘和同学南下，参加了实际的革命工作。按他对自己性格的认识，他有“太软的心肠和敏感的气质”，但他以后干的工作，却都是冒险、危险并有刺激性的地下情报工作。当我只是读了他的散文还不了解他的情况时，曾对认识他的谢大光兄说：黄秋耘的散文是忧郁的。谢笑着说：其实他人不是这样，他是军人出身。黄亦文亦武，在革命队伍里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同时和许多文化人交往，是以武身操文事。回忆录有一章专谈他当年在东江游击区时和乔冠华的交往。乔嗜酒，当地有米酒，只卖给会说广东话的人，他帮乔买，乔纵横捭阖，善于识人，说他最多只能当个幕僚，不是独当一面的材料。有评论家说他是“真诚的激情”；到他转入文行，进入新中国的作家协会编报刊后，他的兴趣、修养就显露出来了。

1956年，他有一篇著名的随笔，题目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他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地方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甚至还很贫穷。他在北京郊区，亲眼看到农民还在吃窝窝头咸菜，而有的作家却成了特权阶级，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支持过革命的农民没有和作家共享胜利果实，出现强烈的反差，黄秋耘愤怒了。他当年离开清华园，同一群热血青年参加革命，为的是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得解放，为什么北京的城郊差别如此大？他的良心命令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要求他写这样一篇犀利的文章。没有意外，这篇文章给他带来麻烦，好在他资格老，有过特殊经历，并没受到太大的打击。他的性格，在受难的日子里与忧伤的文学作品发生亲和力。经典之作《丁香花下》《雾失楼台》就是他过去经历的甜美的忧伤。

《丁香花下》是他一段真实的经历。1936年，他参加了有名的北平学生的抬棺游行，被军警打伤。在军警的追捕中，他跑到天安门附近的北池子南口，急忙进入一个小院躲藏。小院里的一个女中学生给他包扎伤口，又让他换上她大哥的衣帽才让他离去。回到学校后，他给救过他的女孩写信，约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丁香花丛前交还衣帽。一个18岁的男大学生和一个女中学生相约在丁香花下，感恩的情怀和朦胧的爱情并发，相遇的美好和分手的忧伤同在。黄秋耘生性腼腆，在女孩面前不敢进一步表示，匆匆目送女孩离去，留下了永远的惆怅。20世纪90年代初，清华大学的学生曾把这位老校友的作品改编成话剧上演，剧名还是《丁香花下》。这篇散文，是作家生命史里活力迸射、闪闪发光的一章，也是他忧郁的因子。

《雾失楼台》的情节比《丁香花下》曲折。黄记述，在精神郁闷的日子，他困在自家的小院里，老是听见邻居家的窗口传来小提琴的演奏声。有些曲子，他是熟悉的。他住在北京典型的四合院，隔壁邻居住在一栋二层小楼，好奇心怂恿他登上邻居的小楼，小楼里父女俩的命运引起他长久的关注。“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由于命运和音乐，一墙之隔的邻居间产生心灵的共鸣，演奏小提琴的女孩，读过他的作品！

黄秋耘的一本随笔集，名为《锈损了灵魂的悲剧》。走过漫长的生活道路，见过许多扭曲了的人与事，这是黄秋耘回归人心的拷问，也是对灵魂的追问。

（原文刊载于《今晚报》2021年0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