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美红

阎裕昌

清华英烈纪念碑 

位于清华大礼堂西侧水木清华“北山之阴”有一座清华英烈纪念碑。碑高两米，正面黄铜铸造，上书“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八个大字，背面刻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献身的清华英烈永垂不朽字样及四十三位英烈的名字，我的祖父阎裕昌便是其中之一。对于祖父我是陌生的，因为我们虽有血缘关系却无见面机会。但对于祖父我又是那么熟悉，因为有很多先辈在回忆中提到他，而我也倍感骄傲地觉得这就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就应该是这样的。 

本是梅贻琦家中一名杂役，后被叶企孙提拔为物理系实验员

我祖父阎裕昌，号锡五，1896年10月13日生于北京郊区，幼年读过几年私塾。1919年23岁进入清华大学，在校长梅贻琦家做杂役。当年梅贻琦家有一辆小轿车，那时的车需充电后才能使用，很耽误时间。有一次，梅贻琦在给自己的汽车充电，阎裕昌站在一旁观看，把充电线路的接法记在心里，事后还画出了一个草图。后来，梅贻琦无暇充电时，不等他吩咐，阎裕昌便把电池充好了，梅贻琦对此很高兴，认为他爱学肯干，有培养前途。

不久，梅贻琦见叶企孙，说我家有个杂役，人很聪明，好学，你若需要可借你用两个月，放在我家屈才了。就这样阎裕昌便到物理系，在叶企孙的领导下上班了。梅贻琦再见到叶企孙，问阎裕昌怎样？自他走后，我家很乱，他若能回来才好。叶企孙说：“您再找人吧，阎裕昌太难得啦，我长期留用，不能归还。”

阎裕昌在叶企孙帮助下进步很快。1928年，清华学校发展为国立清华大学，阎裕昌到物理系实验室工作，愈加努力钻研，对解决各实验室不同需要的直流供电线路问题做出了贡献，得到叶企孙教授的赏识，1931年夏将他提升为实验员。

每上一堂课，阎裕昌都要在课前把仪器准备齐全，上课时配合教授所讲内容进行实验表演，课上细心操作，课下认真准备，不断改进完善已有仪器，筹划制作新的表演仪器。他听说北平城里某银器作坊有位姓丁的老工人，做的银质小火车头很精致，以酒精为燃料还能运行，即登门拜访，专门制作出仪器设备供教学之用。他在京西蓝靛厂火器营访到一位能制造土火箭的，也积极向系里推荐，得到系里同意后将其请进实验室，协助进行有关火箭的研究。大家都称赞：阎裕昌是一位难得的优秀实验员！

他虽然受到大家的称赞，对取得的成绩却不满足，总觉得有许多东西还不懂不会，需要努力学习，事实上他在工作中从未放松过学习。吴有训在1929年1月12日清华纪念科学社15周年会上吐露真情：中国现在物理实验室可以讲述者唯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而已，然而三校以清华为第一。此非特吹，乃系属实。而创建物理实验室正是与阎裕昌一代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由于清华经费比较充裕，物理实验室的设备在原来清华学校物理实验室的基础上发展较快。1930年已建成五个实验室，即：普通物理实验室、热学实验室、光学实验室、电学实验室、近代物理实验室。此外还设有制造仪器的金木工间和吹玻璃车间。据1931年的统计，全部实验室共有仪器3000多种，价值6万余元。1930年以后，系的发展方向着重发展研究部。1932年以后，叶企孙又通过大弟子施士元从法国镭研究所购到镭源50毫克，能产生阿耳法、贝他、伽马、爱克司等射线，从而使清华大学成为国内最早使用镭的研究基地。人们从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的功臣名单中发现，其主要骨干几乎都是清华大学培养的（包括西南联大），追根溯源不难看出研究实验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正是叶企孙默默做铺路石所致。

1936年夏，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生抗日救亡情绪十分高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清华大队长先后是凌松如和李昌，物理系学生葛庭燧等人担任中队长，组织了外围群众团体“实用科学研究会”，很多清华同学都申请参加。

为了扩大影响，同学们决定举办一次民众招待会，向群众宣传科普知识和国防科学。这项倡议遭到学校一些人的反对，后来通过叶企孙的反复说服和担保，物理系才同意借给仪器，在同方部请熊大缜（熊大正）做关于太阳、空气和水的讲演，阎裕昌配合演示。当天晚上还放映了一场科技电影，由学校在礼堂前面的草坪上临时搭了一个大架子挂上屏幕，熊大缜和阎裕昌一起在大礼堂二楼窗口向外放映，上千名清华人和校外老百姓席地而坐看科普电影，受到一致好评。

抗战初期，伪装成乞丐把“国宝镭”护送到天津，为此受到辐射

阎裕昌护“镭”路线示意图 

1937年七七事变后，8月24日清华奉命南迁。为保护北平校产，成立了清华平校保管委员会，阎裕昌也为委员会其中一员。他同美籍教授温德等人一起担起保护校产的重责。

阎裕昌长子阎魁元回忆，1937年某一天深夜，阎裕昌把我和大弟弟阎魁恒叫到院子里，让我们看一件宝贝，说着拿出一个保温杯大小的铅罐，打开盖后让两个儿子快速看了一眼，马上盖好放在一旁，回屋后问他们看见了什么？儿子答，没看太清楚，但比萤火虫光大些的蓝光一闪一闪。阎裕昌告诉儿子：这是镭源，别处没有，不要乱说，要保密，而且这东西有毒，不能多看，会伤身体。

我家在距清华大学西门约一公里远的成府槐树街8号，离北大小东门80米，是个独门独院。那天晚上，在孩子们都睡下后，阎裕昌便把那镭放在后院墙角处的废砖堆里，用碎砖头盖上。

阎裕昌将镭藏在家中，思来想去，觉得珍贵的镭源必须尽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便思考着如何将镭送到天津叶企孙处。

1937年10月的一天，天津英租界13号路戈登道19号，天津清华大学同学会小洋楼院内，走上十几级台阶，进到一楼右手第一间临街的会议室。会议室内，病愈后有些清瘦的叶企孙先生就住在这里。

清晨5点，一个衣衫褴褛，头顶破草帽，一手拄木棍，一手提着个瓦罐的乞丐出现在台阶上。何水木（叶企孙学生）正要打发他离开时，“乞丐”说：“我从北平来，有要事要见叶先生。”“你是何人？叫什么名字？”“我叫阎裕昌。”叶先生一听说来人是阎裕昌，急忙迎了出来。“乞丐”快步走上台阶扔掉拐棍，摘下破草帽，大声说：“叶院长，我是阎裕昌啊！”叶先生上前，激动地说：“阎裕昌，真的是你呀！让你受苦了，快快进楼里歇息。”

阎裕昌双手紧抱着瓦罐正要上楼，何水木说了声：“那个破瓦罐子，您就别往楼里拿了，我替您把它扔掉吧！”

阎裕昌一听，当即道：“你懂什么！这个破瓦罐可是我拼着性命带来的！”

在一楼会客室里，阎裕昌双手捧着瓦罐递给叶企孙，同时自豪地说：“叶院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我们清华实验室里的稀有金属镭就存放在这个瓦罐里。”

叶院长、熊大缜、何水木都感到震惊与兴奋，叶先生激动地说：“阎裕昌，你为清华，也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你用性命运来的‘镭’先原封不动藏到地下室去，我们再找机会派人带去昆明，交给梅校长。此事关系重大，就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一定要严加保密！”

阎裕昌简单地向叶先生报告了一路假扮乞丐从北京到达天津的过程。当晚，叶先生做东，为他接风洗尘。而后，镭源由叶企孙托美国教授华敦德携至南昌，华敦德因受到辐射而患风瘫，阎裕昌显然也受到伤害。而后，清华迁至昆明，招阎裕昌去那里工作，当他准备好行装正待动身之际，遇到了从冀中回来求援的王希（汪德熙），他是来寻求解决烈性炸药起爆难的问题的。叶先生用信任的目光看着阎裕昌，然后便请阎裕昌随王希到冀中走一趟。阎裕昌很激动，因为他很早就想到冀中根据地去。他是带着伤病（肺病）到冀中的，在抗日第一线奋战直至被日寇杀害。

在城里造出炸药，再把这些“肥皂”偷运到冀中根据地

1938年初春，阎裕昌经叶企孙教授的指引，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这期间，他改名门本中，意为：中国乃我中华民族之大地。北平沦陷后，叶企孙教授滞留天津，在清华天津办事处负责清华善后工作，协助清华师生及物资仪器向西南转移。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携手合作，用清华的钱资助清华学生和教职员，这批人有的秘密去了抗日根据地，有的在天津为冀中抗日游击队制造炸药、购买武器。阎裕昌便是他们中间最活跃的一位。他先是在天津帮助叶企孙办理清华师生南撤的事，继之参加了支援抗日游击队的秘密工作，到冀中后和清华物理系毕业生熊大缜一同工作。

熊大缜当时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长兼技术研究社社长，阎裕昌是技师，是技术研究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们和从平津等城市去的大学生一起，克服物资短缺，因陋就简，研究生产炸药，制造手榴弹、地雷等武器武装冀中军民。

阎裕昌为了帮助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人员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经常穿越敌人封锁线，来往于平津、保定之间。他常常把写有被访人姓名和地址的纸条藏在家中不易被发现的地方，还再三叮嘱妻子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出来。后来纸条上的人在阎裕昌的联系帮助之下，纷纷到达京汉路西侧的太行山去了抗日根据地。

清华物理系毕业生、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抗日之初在燕京大学物理系当助教，他回忆：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阎裕昌同志忽然来到我的宿舍，他曾与我一起养过肺病，所以很熟，彼此比较了解，我问他这一年到哪里去了，他说：参加了游击队，叶先生知道这事，我是奉命来要求你利用燕京大学作掩护为游击队做一些事：1.搞一些关键器材，如雷管和无线电元件；2.查阅一些资料，提供一些技术书刊；3.介绍科技人员去游击区工作。这些要求我当然义不容辞，于是彼此约定单线联系的办法。他说希望我去游击区看看，了解游击区的情况和要求。当时他告诉我，这个游击区在保定以东天津以西，去的时候会有领路人。

后来葛庭燧在阎裕昌帮助下，由北平化装成天主教司铎去了保定，由保定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还在熊大缜领导的军区供给部工作了一个时期，为抗日根据地做了不少事，后回到燕京大学。

吕正操司令撰写的《冀中回忆录》一书中记述了熊大缜（熊大正）、阎裕昌（门本中）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的事迹。那时冀中军区对他们的要求是：一、做雷管；二、做地雷；三、研究做地雷遥控起爆器；四、做烈性炸药。他们首先在城市试制出炸药TNT，装入木箱或纸箱子里，写上“肥皂”运到冀中。他们利用冀中遍地都有的硝酸盐制造火药，用铂丝（白金丝）发明制造电雷管，并进行了几次自制炸药的爆炸试验，效果很好。20多斤炸药就把火车头炸坏了，40多斤就能把火车头炸得粉碎。军区组织了爆破队，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用自制的炸药对平汉路进行了爆破。

创造地雷战奇迹的是他们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华北战场上抗日战争进入最惨烈的阶段。1942年5月1日日寇在冀中合围扫荡。李培刚回忆说：5月7日，阎裕昌带领部队把东西埋起来（坚壁），制药厂东西也多，一直到后半夜四点多，几乎搞了一夜才坚壁完。这时敌人已经包围了村子。5月8日，阎裕昌为掩护制药厂设备，不幸被日寇所俘，遭到严刑拷打，威胁利诱均被他严词拒绝。凶残的敌人最后用铁丝穿透他的锁骨游街让老百姓指认，问老百姓谁认识他，老乡们都认识他，是教他们做炸药做地雷的门技师，但没有一个人揭发他。他一路高呼：日本鬼子一定失败，日本鬼子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日寇把阎裕昌抓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受了多少残酷折磨。阎裕昌被俘后部队马上给保定、北平、天津敌工部去信要营救，但为时已晚！

群众喜爱“地雷战”电影的主要原因是这部片子描述的抗日战争特别令观众扬眉吐气，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主要英雄是阎裕昌、汪德熙、熊大缜以及幕后指挥他们的导师叶企孙。

当时阎裕昌家中还以为他去了昆明，和他失去联系达八年之久。1946年夏，晋察冀军区根据他的业绩和贡献，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营团级抗日牺牲将士追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阎裕昌的浩然风骨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赞誉。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一书中写道：门本中(阎裕昌)同志是爆破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到根据地后有人叫他门技师，有人叫他工程师。门本中(阎裕昌)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敌人用各种方法未获得半点效果。阎裕昌同志未吐露半点秘密，堪称民族英雄，革命军人的模范，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为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以祭祀神圣的祖国。这一功绩，将与地雷战的威名一起流芳于世。阎裕昌烈士虽死犹生。他的事迹是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洪流的一个缩影。

子承父业，也在清华物理系工作，热爱电子学

阎裕昌的家在沦陷的北平遭受汉奸监视，一次汉奸带鬼子去家里打探八路军底细，被性格刚烈的奶奶骂了出去。阎裕昌的家人为了避免被出卖，也举家前往晋察冀根据地的张家口，只是他们在那里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得到的却是阎裕昌壮烈牺牲的消息。

之后，我父亲阎魁元挑起了生活重担，下面两个弟弟，大弟弟14岁，小弟弟才4岁，生活的艰苦可以想见。阎家人在张家口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在南迁昆明的清华回北京后，他们才随众重返故园。

我父亲阎魁元接替阎裕昌继续在物理系工作，负责电路实验维护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和自己同龄的电机系副教授常迵，二人都对电子学感兴趣，很快就成了挚友。

“常老师个子瘦瘦高高的，看起来很睿智。”阎禄德(我哥哥)说，“我父亲当年负责实践，常老师做的是理论，二人君子之交，相互学习。后来我父亲去了照澜院合作社管辖的无线电修理部工作，常老师经常去那里和我父亲讨论，他也经常到我们家里拜访。”

父亲阎魁元酷爱电子学，日常工作也促使他汲取更多的知识。父亲是一位低调谦和质朴的人。小时候由他组装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伴随我们走过了童年时代。家里的葡萄熟了，他不让家人摘，而要先留一些给祖父的老师叶企孙先生。

父亲将阎裕昌的烈士证、照片等资料一起锁在自己的箱底，平时不让别人碰，直到2014年年底97岁肺炎入院，反反复复未见好转，弥留之际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就问:“我那箱子还在不在？”我哥说:“保管好着呢。”他点了点头，没过多久就闭上了眼睛。一张峥嵘厚重的革命烈士证、一些珍藏多年的泛了黄的历史资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遗物。

我哥（阎禄德）在父亲去世后，将这些资料捐给了学校档案馆。我是清华第三代人，经历过上山下乡，插过队，1974年4月在北京铁路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北京铁道部铁路医院东华门门诊工作，1987年12月调回清华大学校医院（现清华大学医院）。回忆零零碎碎，长记校训“行胜於言”。现在退休在家的我，每年四五月都按照父亲遗嘱“忠厚传家，一定永久祭先辈，教晚辈，是祖上遗教”，到清华烈士纪念碑前祭扫。

2012年，由开国上将吕正操长子吕彤羽担任会长的冀中抗日研究会与保定市抗战研究会倡导，保定人民政府支持建设了冀中抗战纪念园，位于顺平县永兴村白银坨风景区。在当年阎裕昌等人工作的军工厂原址上，建了叶企孙、阎裕昌、熊大缜纪念塑像。

 

（作者简介：阎裕昌孙女，1955年生于清华园，曾住清华大学南5楼，1987年任职于清华大学医院，技术职称为主管护师，曾任护士长。2006年荣获卫生部颁发的从事护理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原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22年0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