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1931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写道：“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这段话暗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首先，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前，学界影响最大的哲学史著作即胡适此作。陈寅恪评冯著，当然要与胡著做比较。

其次，文中陈寅恪提到的“整理国故”，也正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的名言。以“整理国故”者暗指胡适，绝无疑义。

再次，陈寅恪在这里提到的“穿凿附会”，举出的证据是“今日之墨学者”，也指胡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梁启超曾有公开评价，对胡适治墨子多褒扬，对胡适谈孔孟多商榷。针对梁启超的学术批评，胡适也有公开答辩。两人之学术争论，在当时学界影响很大，陈寅恪不可能不知。他认为“今日之墨学者”未免“穿凿附会”，是暗示胡适在谈墨子时，用西学来附会墨子。

是否如此呢？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写道：“可以见‘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原只是把天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作一个前提。”这里，胡适是用西方思想家边沁的功利主义（胡适译作乐利主义）来解释墨子。在陈寅恪看来，这未免就是穿凿附会。

陈寅恪对胡适墨子研究的关注，不仅体现在这段文字中，还体现在他的旧体诗中1954年，陈寅恪有一首无题诗：“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猧子吠声情可悯，狙公赋茅意何居。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此诗写胡适，已成学界定论。尤其是“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一句，写胡适早年提倡白话文，撰《红楼梦考证》，著书（指《中国哲学史大纲》与《白话文学史》）多上卷少下卷等等，可谓对胡适的精准描述。而前辈学者似乎少注意“弄墨然脂作计疏”中的墨。此处“弄墨”之“墨”，自然也兼指墨子，指胡适致力于墨子研究。

1955年1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正统派’观点是什么？……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家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

给冯友兰写过《中国哲学史》书评，并且赞美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得比冯友兰清楚的胡适，怎么可能不会看到陈寅恪审查报告一（即上册的审查报告）呢？以胡适的聪明才智，他能看不出此文内容其实在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吗？窃以为1958年1月10日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的一段文字，既是自我反省，又暗含对陈寅恪批评的回应：

“此书第九篇第一章论‘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我在那一章里述‘《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用的材料，下的结论，现在看来，都大有问题。例如《庄子·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知其伦。是谓天均。

“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环，莫知其伦’八个字，这里说的不过是一种循环的变化罢了。我在当时竟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

“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在这里，胡适又用达尔文的著作来附会《庄子》。而且，这一穿凿附会在当时还有很大的影响。马叙伦《庄子札记》暗袭胡适的这一观点而不说明，被傅斯年在《新潮》上写文批评，乃当时学界一大公案。

从学术上来讲，陈寅恪对胡适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而陈寅恪的尴尬是，他在学术上“褒冯贬胡”，孰料时移世易，冯友兰后来的言行举止，让他非常失望。1965年，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中写道：“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细品此句，似有“褒胡贬冯”之意味。

从1931年“褒冯贬胡”，到1965年“褒胡贬冯”，是陈寅恪变了吗？没有。1931年“褒冯贬胡”，体现的是“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精神，体现的是陈寅恪的“华夏文化本位论”。1965年“褒胡贬冯”，体现的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任时代如何变迁，陈寅恪都没有变。

（原文刊载于《今晚报》202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