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胡适的隐形交锋

林建刚

1931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写道:“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这段话暗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首先,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前,学界影响最大的哲学史著作即胡适此作。陈寅恪评冯著,当然要与胡著做比较。

其次,文中陈寅恪提到的“整理国故”,也正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的名言。以“整理国故”者暗指胡适,绝无疑义。

再次,陈寅恪在这里提到的“穿凿附会”,举出的证据是“今日之墨学者”,也指胡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梁启超曾有公开评价,对胡适治墨子多褒扬,对胡适谈孔孟多商榷。针对梁启超的学术批评,胡适也有公开答辩。两人之学术争论,在当时学界影响很大,陈寅恪不可能不知。他认为“今日之墨学者”未免“穿凿附会”,是暗示胡适在谈墨子时,用西学来附会墨子。

是否如此呢?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写道:“可以见‘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原只是把天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作一个前提。”这里,胡适是用西方思想家边沁的功利主义(胡适译作乐利主义)来解释墨子。在陈寅恪看来,这未免就是穿凿附会。

陈寅恪对胡适墨子研究的关注,不仅体现在这段文字中,还体现在他的旧体诗中1954年,陈寅恪有一首无题诗:“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猧子吠声情可悯,狙公赋茅意何居。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此诗写胡适,已成学界定论。尤其是“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一句,写胡适早年提倡白话文,撰《红楼梦考证》,著书(指《中国哲学史大纲》与《白话文学史》)多上卷少下卷等等,可谓对胡适的精准描述。而前辈学者似乎少注意“弄墨然脂作计疏”中的墨。此处“弄墨”之“墨”,自然也兼指墨子,指胡适致力于墨子研究。

1955年1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正统派’观点是什么?……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家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

给冯友兰写过《中国哲学史》书评,并且赞美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得比冯友兰清楚的胡适,怎么可能不会看到陈寅恪审查报告一(即上册的审查报告)呢?以胡适的聪明才智,他能看不出此文内容其实在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吗?窃以为1958年1月10日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的一段文字,既是自我反省,又暗含对陈寅恪批评的回应:

“此书第九篇第一章论‘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我在那一章里述‘《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用的材料,下的结论,现在看来,都大有问题。例如《庄子·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知其伦。是谓天均。

“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环,莫知其伦’八个字,这里说的不过是一种循环的变化罢了。我在当时竟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

“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在这里,胡适又用达尔文的著作来附会《庄子》。而且,这一穿凿附会在当时还有很大的影响。马叙伦《庄子札记》暗袭胡适的这一观点而不说明,被傅斯年在《新潮》上写文批评,乃当时学界一大公案。

从学术上来讲,陈寅恪对胡适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而陈寅恪的尴尬是,他在学术上“褒冯贬胡”,孰料时移世易,冯友兰后来的言行举止,让他非常失望。1965年,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中写道:“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细品此句,似有“褒胡贬冯”之意味。

从1931年“褒冯贬胡”,到1965年“褒胡贬冯”,是陈寅恪变了吗?没有。1931年“褒冯贬胡”,体现的是“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精神,体现的是陈寅恪的“华夏文化本位论”。1965年“褒胡贬冯”,体现的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任时代如何变迁,陈寅恪都没有变。

(原文刊载于《今晚报》202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