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蓉

　　1933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为适应时代需求，拟开办选修课“中国新文学研究”，系主任钱玄同急于聘请有声望的授课人。他希望五四运动闯将、新潮社著名作家杨振声（字金甫、今甫）来任教。他在1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十时三访杨振声，他坚决不肯来，允为再代邀朱佩弦，我并且再托启明代邀，且看下文如何也。”文字间流露出钱玄同急切的心情。

　　此时杨振声已经担任组织编写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的工作，同时，应天津《大公报》之聘，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对于钱玄同的盛情邀请，他已分身乏术，只好答应再次代邀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学者、诗人、散文家，1929年春，他在清华大学国文系首次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分总论、各论两部讲授。总论即新文学之历史与趋势；各论分诗、小说、戏剧、散文、批评五项，每项先讲大势，次分家研究”。当时，朱自清的新文学课就已名声在外。1929年6月3日，周作人（启明）就曾让俞平伯代向朱自清索取《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两三份，他说：“虽然佩公说在改订，但有师大学生要求甚急，便请将未改订的给他们一看亦大可作参考，故望此次能带回几纸也。”周作人索要讲义十分恳切，又恰好是替“师大学生”索要，事情就是这样巧合。

　　明知能够聘请朱自清到北师大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是最佳人选，然而此时的朱自清已是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既要处理行政事务，又有教学任务，还要完成各报刊的约稿，因此，他不得不婉拒北师大的邀请。幸好1933年11月4日情况出现转机，钱玄同“得杨金甫书，知佩弦已允教‘新文学’，甚喜”。次日星期天，钱玄同早“八时半至欧美同学会访朱，云久未来……下午三时访杨金甫谢媒，知佩弦未进城”（《钱玄同日记》）。他急于与朱自清面谈，敲定授课事宜。

　　1933年11月7日，钱玄同到清华园登门拜访，《朱自清日记》记载：“午钱玄同先生来，谈师大事，此事经今甫推荐，余已允诺，惟再作冯妇实无甚意味，只为补足预算耳。”可知朱自清终于答应“重操旧业”，去北师大国文系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不仅给了杨振声面子，帮钱玄同解决了难题，也为自己增加了收入，以补贴家用，真可谓一举多得。同月18日，朱自清践约走马上任。25日，朱自清第二次上课时，钱玄同特意下午再到学校，“与朱佩弦面洽也”。

　　朱自清的这门选修课被安排在每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这个时间上课，在当时的‘大学堂’里是很稀奇的。平时就常有人缺课，何况在星期六下午……出人意料的是选课听讲的特别多”（张清常语）。这既因为朱自清名声响，有号召力，也因为“中国新文学研究”内容丰富多彩，有吸引力，还因为朱自清教学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有感召力。12月2日的课，因为听课人太多，只好改“在大礼堂上课”（《朱自清日记》），创造了当年该校选修课的奇迹。

1934年6月16日，朱自清安排了结课考试，他也圆满结束了在北师大的授课，做到了善始善终。

（原文刊载于《今晚报》202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