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田

“境界说”跟稍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关切明显不同。黄、梁等人的着眼点还是诗歌如何推动社会革新，而王国维不能忘情于绵延在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考虑的是重新激活其在当下的精神意义，以境界“化合”西方美学和传统诗论。

“境界（意境）说”历来被看作王国维对中国近现代诗学概念和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事实上，这不仅是王国维对历代诗歌艺术的一种概括尝试，也是他评估整个中国诗史的美学标准。关于境界，他最重要的几段说法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条二）“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条六）“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条七八）佛雏《王国维试论及其结构的综合考察》和叶嘉莹《〈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等研究，对“境界说”均有详细讨论。如前贤所论，“境界”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常被提及，明清两代更不乏发挥，但我们不能忽视王国维自己说过：“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意境二字，为探其本也。”（条九）王国维认为，有意识地以境界作为诗的本体，就境界的内在结构和特性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诗论体系的，是始于他自己。对此，罗钢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而“兴趣说”“神韵说”植根于中国古代“比兴”诗学原则，二者之间不存在“本”与“末”的关系；“本末说”本身恰是“近代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一种历史写照”。

这一辨析对理论话语生产背后的文化霸权的意识，是有启发性的。但是，我觉得这番看法片面地限定了王国维的思想资源，而忽视了王国维的生活世界对其学术的影响，同时忽视了他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内在承接。正如陈建华在对《人间词话》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王国维主张词人的生命体验与人格修养、自然之情的真切抒发、对外界的深刻观察、反对矫揉造作等，“形塑了中国人的现代文学观念”。他把康德的哲学认识论包裹进了“中国传统批评语汇与诠释方法之中”；他提出“境界”概念并不断加以阐释，正是试图从西方哲学-文化理论框架中摆脱出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激活资源、“寻求慰藉”的一次尝试。

王国维怕人误认为《人间词话》中的“境”专指景物，特别解释：“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条六）他强调诗人的自我在构建境界中的特殊作用，对景物做纯客观的描写并无境界可言，境界只能靠主体情感的对象化来实现，创作主体艺术地呈现出生命感悟和价值襟怀。在他看来，诗人行使自己的情感话语：“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条一一七）当主观情感内容超越了形象的绵密质感，诗歌造就了“有我之境”。而诗人放弃主观视角，与外物合一，则是“无我之境”。所谓“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文学小言》），而“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人间词乙稿序》）。

王国维强调“情”“真感情”在观照中的作用。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曾谓：“（古代）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遂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他借屈原的话，把情感称为“内美”。相对偏于技巧性的“修能”，“内美”尤为重要。所谓“内美”，即诗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深切关怀和感悟。这是诗词中成功的境界能够感人的根本原因，也是王国维最为珍重的。学者夏中义甚至提出，王国维之所以在“境界”之外，还提出“意境”这个词，一些地方用“意境”来替代“境界”，或许正是想通过“意”来突出“内美”。因为“境界”二字就其词源而论，似仅指人类精神高度，这就很难用来涵盖状物为主的写景之作了。而“意境”却无此嫌疑，因为“意”与“境”二字在此可拆开用，若把“意”等于境界之“内美”，则“境”就可作景物或景观造型解。概言之，“意境”是一种出乎个人真切悲欢体验而形成的境界，更直接说就是主体“抒情的境界”。

对此“抒情的境界”，王国维给予了很多描述和比较。在《人间词乙稿序》中，他以意境的有无和深浅来评价古今之词：

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绝，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息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境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

这样一番对于词史的衡鉴，显示出王国维独特的趣味。他认为五代北宋词成功，全在以意境胜，而南宋以降的词意境上已经无法相比。其实，南宋之词在咏物描摹上未必不如北宋，但王国维认为词中主体的精神世界变得局促和狭窄，不那么质朴雄健，也就丧失北宋词的“生香真色”了。王国维青睐于五代北宋词，跟他在自己的诗词和批评写作中反复致意的“诗人之忧生”“诗人之忧世”的情怀是密切相关的。他比况道：“‘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条二五）

不仅理想的“意境”绝对离不开主体的感情，而且在王国维看来，诗人的抒情不能仅仅限于“自道身世之戚”，而需要在一己悲欢之上穿透公与私的界限，把一种休戚与共的更深广的“痛”再现出来。而这也正是中国“比兴”诗学传统最为强调的。他评价李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条一五）接下来又说李煜能“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些评价都是从主体的精神和情感气质的角度出发的。若李煜没有经过从国君沦为阶下囚的人生跌宕，大概也不会洗净铅华，“感慨遂深”。于是，王国维以李词为“天真之词”又谓李词“以血书者也”。将之与宋徽宗《燕山亭》词作比较：“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条一八）李词虽涉“身世之戚”，但他所流露出深刻精微的感悟和反思，已不止是个体的自怜自悯，而突破“一己之感情”，进入“人类之感情”，揭示出某一种历史境遇中带有普遍性的情感结构。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说：“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意思是相近的。诗歌或者说广义的文学，正是因为与时代的文化政治发生了关联，才显现出阔大隽永的气象。“抒情的境界”因此成为对意义危机的一种担当、回应或想象性解决。

“抒情的境界”不仅在诗词评价中有效，王国维的艺术批评也不脱这一标准。在《此君轩记》中谈画竹要物我无间：“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蓄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所以然。故古之画竹者，亦高致直洁之士为多。”画作是画家内心世界的寄托，其人格节操显现其间。在《二田画庼记》中，借讨论沈石田（沈周）、恽南田（恽格）等人书画，进一步申说书画须“有我”的看法：“夫绘画之可贵者，非以其所绘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中。故自其外而观之，则山水云树竹石花草无往而非物也；自其内而观之，则子久也，仲圭也，元镇也，叔明也。”还是突出物我关系中主体“我”的意义。在《待时轩仿古鉨印谱序》中，他又批评“今之攻艺术者”心偷力弱，“其中本枵然无有，而苟且鄙倍骄吝之意乃充塞于刀笔间，其去艺术远矣。”看重的依然是艺术之中有没有主体的寄托和怀抱，以为好的绘画作品应当完全显示出主体情感，创造出独特的抒情境界来。

由此可知，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是根据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经验而提出的。他对诗歌中抒情主体与抒情方式的关注，特别是对“内美”的重视，使“境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一种抒情主体的感受力和表现力。唐圭章敏感于此，在讨论王国维“境界说”时，特别提出词中“情韵”的重要性。王国维虽然没有直接说到“抒情传统”，但后设来看，他关于“境界”的思考，为后来由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发起的“抒情传统”论述多所呼应。普实克发现中国抒情诗倾向于表现“自然窈冥”，中国诗人惯于以“景”传“情”，表现“芸芸经历大自然的同类体验之本质和精华”，并进而演绎出“抒情精神”的概念；高友工纵论中国抒情“美典”，以“内境”（inscape）来描述情景交融的境界，突出“心景”（interior land－scape）在中国古典美感经验中的意义；在方向上都是接着王国维的“境界说”延伸往下深入。普实克、高友工等未必受到了王国维的启发，但是这种不约而同的相似，让我们有理由在抒情传统脉络里重新思考王国维“境界说”的贡献。

把“境界说”放置于晚清民初的文学场域中去观察，不难发现，它跟稍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关切明显不同。黄、梁等强调“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着眼点还是诗歌如何推动社会革新，而王国维考虑的却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学遗产里寻找支持意识，重新激活其在当下的精神意义，以境界“化合”西方美学和传统诗论。而另一方面，“境界说”也跟彼时开始跨语际传入中国的西方写实主义话语大相径庭。一重主观情感，一重客观对象；一重心灵沟通，古今同慨，一重透明反映，立足当下；一重自我安顿，一重社会改造。王国维独标“境界”，而对处于上升期的写实主义不置一辞，表明他不能忘情于绵延在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萦绕于他心上的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抒情主体应该何去何从？而此后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吁请读者“宜深加玩味”；朱光潜向往“静穆”境界，引来鲁迅批判；宗白华在战乱中“论《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1940），谈“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抒情的境界”在现代中国的回响和争论，也是王国维关切问题的不断重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原文刊载于《文汇报》202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