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

钱锺书（右）与夏鼐 

夏鼐阅读钱锺书的著作，更多是在精神层面“接触”钱锺书，二人的直接交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共事。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上,钱锺书与夏鼐属于同时代人。二人同庚，且生活经历颇有相似之处。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年以公费留学生身份赴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1930年，夏鼐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4年考取公费留学生，并于次年赴伦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二人都聚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甚至还一度同时居住在东城区干面胡同宿舍。夏鼐曾任该院考古研究所所长，20世纪80年代，二人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二人的肖像还挂在“社科会堂”的墙壁上，令晚辈后学景仰。

钱锺书、夏鼐虽在清华园有共同经历，但是或因不在一个科系，或因学级相差一级，二人当时并无直接交往。《夏鼐日记》中最早出现钱锺书的名字，已是1949年。彼时钱锺书的文章也从未提及当年的夏鼐。后来流传的所谓“清华三才子”（另一位吴晗），或“清华文学院四才子”（另两位吴晗、季羡林），更多是后人“追认”的“重塑”。不过，钱、夏二人在清华园有间接性的“关联”。当时清华校内有一份重要学生刊物——《清华周刊》，1933年3月，夏鼐任该刊文史栏主任，钱锺书为编辑之一。半年后，夏鼐辞职不再担任此职，钱锺书在夏季毕业后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49年7月，夏鼐在温州老家休养期间读钱锺书《谈艺录》。他所读《谈艺录》共377页，可知为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6月版。1949年7月15日，夏鼐写下评语：

此君天才高而博学，其文词又足以发挥之，亦难得之佳作，惟有时有掉书袋之弊，乏要言不烦之趣。至于290页以孟东野之“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强以星心非谓星有心，乃指星形类心，实属勉强。又袁随园、潘德舆二君误以孟诗为咏吹角，由于不检原诗而仅据苏东坡所引，然苏氏云“今夜闻崔诚老弹晓角，始知此诗之妙”。盖孟氏此诗咏晓鹤，而晓角之鸣，情景亦相同，故东坡由此悟彼，并非即以此为咏角也。鹤喙、牛角皆形近新月，而天晓时星光渐隐，鹤声或角声清澈霄汉，足以见此诗之妙,或许苏氏将“似开孤月口”作为“似吹晓角”解，是否得孟氏原意虽成问题，然不能以为苏氏误以全诗为咏角也。“孤月口”非谓月有口，乃指口形似月，说虽可通（依此例则星心乃指心形类星，非指星形类心），然原意似双关，鹤口之形似月，然亦兼谓天晓时孤月之口，能说出夜星之心情。钱君之说，似尚未达一间。

众所周知，夏鼐的学术成就主要在考古学、历史学领域，他并不以研究古典诗词名世。但是夏鼐几乎无书不读，且经常会在日记中记上阅读感受，甚或提出不同观点。夏鼐关于《谈艺录》的阅读评论非同寻常，因为综观《夏鼐日记》，在读书之后用如此长的篇幅记下他的阅读观感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也说明他阅读《谈艺录》后确有深刻感悟。此处他对孟郊的一句诗的分析与钱锺书不同，提出新见，正好可以反映他有很高的文本阅读力和鉴赏力。遗憾的是，钱锺书、夏鼐二人当时并不相识，并且夏鼐的这一观点没有发表，钱锺书也未得知，否则可能会被采纳到之后出版的订补本《谈艺录》之中。

夏鼐阅读钱锺书的著作，更多是在精神层面“接触”钱锺书，二人的直接交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共事，昔日的清华学子在此时迎来了各自学术事业的新阶段。1953年11月6日，夏鼐在郑振铎办公室遇及钱锺书夫妇。1963年1月25日，癸卯年新春正月初一，夏鼐与钱锺书互相至对方家中贺年。此后他们的频繁接触，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五七干校”之共同经历、同赴意大利参加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五七干校”的经历拉近了夏鼐与钱锺书之间的距离。钱锺书后来搬至学部6号楼居住，夏鼐赴学部开会时，也多次至钱锺书处，与他交谈（1974年6月2日、12月20日，1975年6月10日、8月14日、9月3日、10月16日，1976年2月26日），二人的频繁交往可见一斑。

“文革”后，钱锺书、夏鼐进入了各自学术人生的辉煌时代，多次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不仅深入推进了当时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而且使西方学术界对他们个人的学术成果也更加了解。其中一项重要活动是二人于1978年赴意大利参加学术会议，夏鼐在日记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夏鼐与钱锺书就曾商谈出国文展说明书的英文译稿问题（1972年7月16日、1973年2月11日），为出国文展活动作出贡献。1978年7月15日，夏鼐“赴院部，参加关于意大利学术代表团的问题的会议”。此次会议决定许涤新为团长，钱锺书、夏鼐和丁伟志为团员。是年8月31日，代表团启程赴意大利。9月5日上午的会议发言环节，先由匈牙利汉学家陈国（B.Csongor）报告《由语言文字来了解近代中国》，然而钱锺书“对于他认为《水浒》《西游》中的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提出异议”。其次，钱锺书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很受欢迎”。钱锺书报告完毕后，英国范登龙（Van der Loon）“表示希望不要忽视像报告中提及的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的增订工作”，法国于如柏（Robert Ruhlmann）询问“古典文学中的形象思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否介绍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况”，钱锺书一一作答。访问团成员丁伟志20年后撰写了《送默存先生远行》（收入《桑榆槐柳：丁伟志随笔》，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回忆钱锺书在此次会议上所展现的博学与才华、机敏与高洁，感叹钱锺书是“出类拔萃的大学问家”。此次访意代表团回京后，还在9月29日院部全体党员大会上作了访问总结汇报，由许涤新作全面报告，钱锺书、夏鼐和丁伟志加以补充。此后，钱锺书、夏鼐也一同参与接待国外来华的有关人士。如1978年1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在北京饭店宴请归国华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主任马大任；1979年1月19日，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代表团F.Denassli等三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1979年7月13日，许涤新宴请意大利兰乔蒂教授，钱锺书、夏鼐均陪同接待，有效促进了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

1982年6月7日，夏鼐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之约，前往院部。抵达时，他发现钱锺书也应约前往，不知何事。胡乔木、钱锺书、夏鼐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清华大学校友。经胡乔木说服，钱锺书、夏鼐同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钱锺书、夏鼐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事，也引起了其他学人的关注。1982年11月21日，夏鼐至罗尔纲处闲谈。罗尔纲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加邀夏鼐和钱锺书为副院长，“以为深为得当”。1983年4月12日，夏鼐获钱锺书来信，谓：“顷得沪友寄来简报一纸，与兄皆金榜挂名，王先生于弟素昧平生，赐联亦未知闻。渠似与兄雅故，联语或已登记室矣，仍寄奉一粲。越客千丝网，或有漏洞，可备拾遗。”所谓“简报”，乃是年3月27日王蘧常之联语偶存，共八联。一为：赠默存兄书：

熔铸百家，远惊海客（谓所著《管锥编》名重海外）；

雕锼万象，独得骊珠（指《围城》等作，“骊珠”见《庄子·列禦寇篇》）。

另一首则为：书寄夏鼐学弟：

真积力久，终昭懋绩（真绩云云，见《荀子·劝学篇》。君长考古研究，英国聘为皇家院士）；

藏修游息，犹忆茅茨（藏修云云，见《礼记·学记》，光华初建，君来学，讲习茅舍中）。

王蘧常不仅祝贺夏鼐、钱锺书“金榜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而且还指出了二人在学术界的成就与盛名。

随着钱锺书、夏鼐的密切交往，钱锺书的很多著作对阅读广泛的夏鼐来说更是必读书目。1978年11月9日，夏鼐在外文期刊上读到“有关于钱锺书旧作《围城》的评论”。直到1981年11月1日，他本人也读了这部小说，认为《围城》是“新儒林外史也”。简短数字，却直指《围城》要旨。1982年5月9日，夏鼐阅读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5月25日，他阅毕该书，感到“其一生功力，俱见于此书中，不朽之作也”。综观夏鼐“阅读史”，他对所读之书很少有如此高的评价，这也说明他对《管锥编》的认可度很高。1983年2月4日，夏鼐与钱锺书夫妇交谈，辞别时钱锺书夫妇还“各赠近著一册”给夏鼐。读《谈艺录》后，夏鼐记下了大段评论，然而读《围城》《管锥编》后，夏鼐所记评论虽仅数字，但均一语中的，这也是夏鼐本人文学鉴赏力和学术洞察力的一个缩影。当然，夏鼐在自己不熟悉而钱锺书专精的领域，亦非常尊重钱锺书的观点。1985年1月31日，夏鼐和友人谈及红楼梦研究的最新情况时，指出“现在红楼梦研究已成为默存诗人所讽刺的‘红楼梦呓’”。

这种精神交流有时或许是互通的，钱锺书在相关会议场合对夏鼐的观点也表示支持。1982年4月21日，夏鼐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参加《历史研究》编辑部庞朴召开的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人类科学与文化史》的会议。有与会学者强调“我院意见应不限于中国部分，要对全书有发言权”。夏鼐“以为这不是权不权的问题，除中国部分之外，我们对哪些方面有发言权，就提意见好了，人家不一定听，这可不管他，但是我们也要有自知之明，对外国的部分，没有把握的地方还以藏拙为妙”。对于夏鼐的观点，钱锺书“亦以为然”。

夏鼐日记中关于钱锺书的记录，主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补充相关史料，还原钱锺书在若干历史事件的作用，进一步丰富学术界关于钱锺书的形象认知；从钱锺书与夏鼐的接触中，展现彼此的学术态度和工作风范。钱锺书、夏鼐的生活经历颇为相似，但性格亦有相异之处。钱锺书与夏鼐的交往，也是20世纪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一个缩影。不管是阅读书籍式的精神交流、干校“共患难”式的生活经历，还是“文革”后二人的频繁交往，无不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生活写照。评论《谈艺录》时，夏鼐称钱锺书为“钱君”；新中国成立之后，夏鼐主要称他为“钱锺书同志”，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有时也称他为“钱公” “默存学长”“默存诗人”等。在夏鼐心里，他对钱锺书仍保有一份尊崇。称谓的变化，不仅是夏鼐内心认同的映照，而且反映了社会时代特点的转变。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评论或史学研究，夏鼐日记中的钱锺书形象更体现出了历史的丰富且多样。除了对《谈艺录》《管锥编》等，夏鼐日记中关于其他学者著作的评论以及“学术交锋”也俯拾即是，仍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文刊载于《文汇报》20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