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运
陈寅恪先生并非不过问政治，而是密切关注时事，并大量阅读报纸。这一点不但当时他身边人的回忆文章和报道中常有提及，他在诗作里也屡次道及，尽管后来因双目失明他还坚持听人读报。所以当时报纸的相关报道在他生活与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
陈寅恪 洪业 顾颉刚
陈寅恪先生在师友和弟子的回忆文章里，几乎都是一副不涉世事、埋头学问的纯学者形象，似乎一直远离政治，如有学者认为：“寅恪先生做人处事有三守则，一不过问政治，二不谈世事，三不臧否人物。因此要琢磨他的政治观点，实在谈何容易！”而据吴宓1961年8月31日记，陈寅恪“专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威武不能屈’之事实，……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既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斯诚为人之所难及。”陈寅恪这时的“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过是他晚年态度而已，并非他早年的处事方式。周一良认为陈寅恪“关心政治，拥护清明的政治，痛恨腐败的政治。他热爱中华，反对对外国奴颜卑膝。在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各代政治所占地位极为重要，……但是，他本人又像历来某些士大夫那样，远离现实政治，不愿沾边”，认为他书生气质的养成可能与他父亲陈散原的影响有关。有学者认为这些论说“把陈寅恪说成只有‘文化’概念而无‘政治’概念的人”。“吴宓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记陈寅恪的谈话有一条说他‘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我后来便认定陈寅恪的终极关怀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不过我同时也指出他出身于近代变法的世家，对政治既敏感也关心。因此在他的思想中政治与文化是互相关涉的。”（《书成自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其实陈寅恪先生并非不过问政治，而是密切关注时事，并大量阅读报纸。这一点不但当时他身边人的回忆文章和报道中常有提及，他在诗作里也屡次道及（读报信息散见于诗作标题中，如北京三联《陈寅恪集·诗集》中屡见），尽管后来双目失明，他还坚持听人读报。所以当时报纸的相关报道在他生活与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因此这里采用民国报刊上的一些材料，结合他本人的文字以及他人的回忆，对他关心时事，参与校务甚至政治的情况做些介绍。先介绍 “反对故宫古物迁移押卖”的往事。
1932年中，因日军迫近热河朝阳，威胁平津，有传言南京政府为了筹措抗日经费而要把故宫文物抵押给美国。据同年8月24日香港《工商日报》所载：“蒋使李石曾，易培基，将故宫博物院及古物陈列所古物，售与美国，估值两万万二千万元，此次张群赴平，即向李石曾，易培基，售此项古物，李石曾托故辞职赴法，为蒋进行二万万金佛郎借款，日前内政部曾电陈列所，将古物移往别处，据查运南京洛阳乃系表面，实际分运国外，现张群，方本仁，正办理此事，已有一部分古物装置包裹妥当，蒋派狄楚青赴平，收买新闻界，对此事严不发表云云。”（《古物问题讹传 张群致函香港辩正》，北平《华北日报》1932年9月5日）而故宫博物院也因处分金器等问题而丑闻缠身。院长易培基专门为此辟谣：“流言传播：近来外间对于故宫古物装箱标卖谣传甚炽，其原因，（一）素来关心故宫之社会人士，惴惴焉惟恐有上项事实之发生，此其一，（二）热河朝阳告急叠来，故宫蕴藏古物，一般人民恐有意外发生，而主张运于妥善地点，藉以永久保存，此其二，由此两点主观意见之下，又洽遇本院购办木箱，遂酿造不经之流言。
力辟谣言：外间所传政府拟将故宫古物，标卖于某国之说，绝非事实。请申述其理由，（一）本院并无接到政府任何命令，并敢保证政府绝不致有此荒诞命令发表，（二）在前数年，曾有人主张将故宫古物标卖，本人（易氏自称）为反对最烈之一人，现事过境移，更不能作此非法之行为。”（《故宫古物装箱保存 道途讹传竟谓标卖 易培基昨谈话》，北平《华北日报》1932年8月26日）
而陈寅恪与顾颉刚、洪业、吴其昌四人专门为此发表致政府的公函予以反对：
林主席，蒋委员长，汪精卫先生，胡展堂先生，蔡孑民先生，于右任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孙哲生先生，张汉卿先生，公鉴，北平故宫文物，近日忽有迁移抵押之说，初疑谰言，渐似定谳，黑幕虽未揭开，传说亦已载道，谓先将一应文物，装入木箱，准备朝令夕移，一俟时局稍见紧张，即由政府下令迁运，将破烂档案，移至西安，以塞国人之口，然后将精华由海道派兵舰运送至上海香港，一部由平汉路运至汉口转沪，而事前已与中外资本团体接洽妥当，先将宋元明清各朝瓷器若干，抵押三千万元，然后渐次递及其他，赚保存之名，行拍卖之实，有反对者，即加以“毁坏古物”“卖国”“通敌”之罪，其利诚厚，其计诚毒，实由上海古董商人以及流氓，勾结帝国资本主义，献计政府，早已为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之阴谋，且期在必行，万口相传，异于市虎，同人等以君子待人，想市侩虽属可诛，而政府决不至有此荒谬大逆之举。矧诸公为革命先进，青年表率，当诸公反抗满洲政府及北洋军阀时，以生命血肉，易民族光荣，凡有血气，谁不感动。今此故宫文物，实为我全民族数千年精神所系之史料，全民族数千年艺术文化之成绩，全民族之灵魂命脉所寄托之一体，即诸公当年所欲以生命血肉相易者，今宁能自毁之耶，诸公之人格，名誉，生命，血肉，想决不止三千万乃至较多金钱可为代价，又宁能自行之耶，诸公谋国事劳，或未深悉此事，而诸公手下役使之人，未必不为卖国市侩可诛之徒所欺，而转以欺诸公，则诸公人格名誉，将卖于此辈之手，而使此辈可诛之徒，反饱饫诸公卖身之钱也，纵曰抵抗，亦何异货祖宗之坟墓，以与邻人讼，非不当讼也，如此讼虽胜，其如有馀辱何，同人等闻之痛心切齿，故敢不避一切忌讳，竭其至诚，为吾数千年祖宗之文明结晶，全民族之灵魂命脉，向诸公请其垂死之命，务恳诸公哀念中华文物，毁灭倒卖之馀，万不存一，惟此区区，一线仅存，应为祖宗留成绩，为子孙争光荣，以保障此故宫古物之完整，诸公诚匪受尽言乎，则请实行下列各项：
（一）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
（二）努力从速筹划在“迁移政策”以外之种种妥善保全方法。
（三）允许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实存古物之权。且故宫文物，最足为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文明之代表，近数十年来，国外人士，渐加注意，且颇有人从事研究，则此文化品之完整保存，亦我民族对于全世界文化应尽之义务，敌虽狂妄，未必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韪而加以毁坏，若今日国家失地，尚未收复，而民族文化，先已自毁，恐孝子慈孙，百世不能为诸公恕矣，为诸公重思之，且有以明示也。专此敬颂勋祺，洪业，陈寅恪，顾颉刚，吴其昌，顿首，九月一日。（《北平晚报》1932年9月1日、9月2日）
陈寅恪他们这份质问国民党政府的公函9月2日被国内各大报竞相刊发，关注故宫古物迁移抵押消息的热度陡增。当日，《北平晚报》发表短评说：
昨日论故宫出售古物问题后，又获读清华教授陈寅恪顾颉刚等上政府公函一件，反对古物迁移抵押。吾人即对故宫古物素极注意，故对此问题，于今日亦愿表示些许意见。
据陈顾之公函称，现有奸人拟于时局紧张后，以迁移为名，实行押卖，故陈顾建议三点，（一）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二）筹迁移政策以外之妥善保全方法。（三）允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实存古物之权。
吾人对于陈顾之意见，以为不论是否果有阴谋家欲劫持故宫古货，实亦应采用上述办法。
盖古物迁移，将有损失，本为定理。即于承平之日迁移，亦所难免，况于时局紧张仓皇中行之，故即无野心家欲行劫持，拟迁移为保存古物之法，亦不妥也。
吾人作如是言，相信必有人反对。以为不行迁移，古物将全被毁，其实不知届夫平津被毁之日，国已不国，需古物何为?（《短评：故宫古物迁移问题》，《北平晚报》1932年9月2日）
9月3日，北平《益世报》也发表社论《故宫文化重器保存问题之感想》，对此给予关切。
9月4日故宫博物院为此发表声明进行分辩，对于处分金器以及传闻抵押古物事，致函各报馆，并答复陈寅恪等人的质询：
声明书：迳启者，近日以来，各界人士无不以本院保存古物问题相惊疑，以诸君子之殷忧启圣，而本院同人之诚信不孚，两两对照，既感且惭，儘有事实可凭，亦何所用其辩护，惟是爱我者奔走相告，传说者附会宜深，甚至累及政府威信，国家声誉，兹事体大，不容默尔，敢申数言，为国人告。
今兹所白，应分两事，其一，……其二，则为迁移抵押问题，此事亦本院同人初意，仅知其为保存安全问题，不谓辗转传讹至于如此，此事外关国际，内系治安，同人职责所在，自不能不未雨绸缪，亦未便筑室道谋，执途人而异语以原委亦知责任重大，事变难料，昼夜忧思，不遑启处，适因库房幸将落成，而铁架无款置备，遂有先装木箱入库为最低限度之保存地步，一面请示政府，筹策万全，不谓诽议渐兴，责言烦至，同人于是有招待新闻界参观仓库，以此意公之各世之举，当时复有人责以国事正在危殆，仓库不宜公开，尤不宜以备敌之谋，尽量宣示为言，同人等实逼处此，左右为难，外维国事之凌夷，内感处事之棘手，直至欲哭无泪，啼笑皆非，然犹以为自此以后，多得一部分之谅解，则多助之，至于无办法中，或求得比较安善办法，亦未可知，不谓众口铄金，推演愈甚，文电宣传曲折附会，甚至经过如何，计划如何，线索如何，价格如何，历历如绘，抑若真有其事者，通常流言不足为怪，而文人学士有识之流，亦复不蒙省察，为此不经之谈，加以肯定之语，曾参杀人，似成定谳，同人之信誓旦旦，曾不与以丝毫之信用，夫复何言，窃思同人同为国人，爱护国宝，奚敢后人，加以缔造故宫博物院历经颇巨，关系深切，历史可证，注意此事，当较各界诸公为尤甚，则保障故宫古物之完整，其志有如皦日，问心实亦无愧，无论何方有盗卖抵押之举，自当与各界同志誓死抵抗，一息尚存，此心不渝，至于本院古物之提取，陈列装箱等事，例有组单，……何以国难方张，在同人正欲尽力图存之际，而乃以无稍谰言，横加诬蔑，凡有血气，能不痛心，然则诚将终于不加准备，以远嫌避谤得乎，此同人之愚，窃所不解者也，总之，各界诸公，其爱护古物，勗勉同人之意，敢不拜嘉，而事实所在，国誉所关，浮议之不可尽信，虑危之必宜沈思，则处此疑难之顷，尤同人所愿与诸君子共勉者耳，敢布区区，即希公鉴，诸惟亮訾为幸。（《故宫博物院之声明 对处分金器及传闻抵押古物均加以辩明》，北平《华北日报》1932年9月4日）
其中指责陈寅恪等人：“而文人学士有识之流，亦复不蒙省察，为此不经之谈，加以肯定之语。”“何以国难方张，在同人正欲尽力图存之际，而乃以无稍谰言，横加诬蔑，凡有血气，能不痛心。”估计陈寅恪他们不会接受故宫的这套说辞，他们发表公函的目的明显是要南京政府方面来答复。因而时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中委张群登报辟谣说香港《工商日报》8月24日的消息不实：“阅之不胜骇异，查鄙人此次奉命北来，本因对外问题，有所接洽，中央突聘任鄙人代理故宫博物院理事长，以在汉尚有职务，无暇兼顾，迭电坚辞，决不担任，关于故宫之事，毫无所知，贵报所载各节，纯属无根，未免混乱听闻，应请迅予更正为荷，此致香港工商日报，张群九月三日。”（《古物问题讹传张群致函香港辩正》，北平《华北日报》1932年9月5日）而北平商会与上海各大学教授会也分别发表声明，对故宫博物院进行质问。
读者叶榛为此发表长篇评论说：“近阅报章，关于谣传政府拍卖北平古物一事，屡有长篇之记载，于是杯弓蛇影，已惹起群众之疑猜，而最足以炫耀吾人之眼帘，似为事实上有所证明者：北平则有某大学教授等所致军政要人呼吁之一电，南粤则有一般所谓党国先进等，所致政府探询事实之一电，一时举国哗然，转相告语，几疑此种有关文化上之古物，已由政府签订密约，行将运出中国海，而稳渡其太平洋！从兹黄鹤一去，故宫为空，珍宝丧失，文化受损，不复再与祖国人士一相见然！诚可怪也。”（《对于北平古物应否拍卖之讨论》，天津《大公报》1932年10月11日、13日）
当时社会上到处是关于政府迁移抵押故宫古物给美国的传闻，尽管流言渐渐平息，而北平古物南迁的事却浮出水面。1932年10月，北平教育界知名人士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馀人向国民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想藉此阻止北平文物南移。对于迁移古物事，南京还几次辟谣（《华北日报》1933年12月6日）。1933年初榆关事起，日军逼近热河边境，平津危急，国民政府考虑把北平的文物迁移到京沪去，而支持与反对者都有。故宫理事会代理理事长江瀚，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图书馆长袁同礼，古物馆马衡均反对迁移，而文献馆长张继主张迁移最力。（《北平晚报》1933年2月2日；《华北日报》1933年1月10日、11日）北平市自治筹备会代表周肇祥也因此被当局下令逮捕，说他“勾结伪国，反对古物南迁”。（《短评：周肇祥应送法院侦查》，《北平晚报》1933年2月7日）
胡适对此的意见是：“余不赞成迁移之举。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颇非易事，譬如迁移五千箱，在途中要是损失五箱，或万一再遇临城劫车案时，则责任谁负？第三，因余深知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故余意以为非万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于迁移，如必须迁移，事先应有充分准备，最好中央在上海南京先筹备两个博物院，将故宫古物中之重复者，迁移京沪两博物院陈列，事较轻而易举，若全部迁移大可不必云。”（《胡适反对古物迁移迁移中途损坏或遇变谁负责？赞成将古物重复者送京沪陈列》，《北平晚报》1933年1月30日）
结果反对的意见无效，榆关失守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将北平古物分批运至京沪。2月7日，故宫第一批文物专车离平，到5月16日，已经运出五批文物。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甚至说要拍卖故宫古物以充军费（《华北日报》1933年2月12日）。对于押卖故宫古物事，南京政府终于在2月17日答复说：“又日来外间颇传中央拟古物押借抗日军费之说，当局对此亦已力予否认，并谓此次运京者，多系红本档案，决不能作为押款之用云。”（《南运古物存放中央医院 当局否认押款说》，《北平晚报》1933年2月17日）
对于这批故宫档案，顾颉刚曾表示关切：“故宫档案，全迁沪上，深恐黄梅雨后，箱中生蠹虫，数百年不亡于北平者而一二年亡于上海。因作志希书，劝其在京设法，开馆保存之，且用中央大学学生作整理之事。”（1933年4月12日记，《顾颉刚日记》卷三，中华书局，2011年，第34页）
整理装箱后预备南迁的部分故宫文物
装箱的文物出发上路
故宫文物在南迁途中碰到了巨大困难
（原文刊载于《文汇报》2019-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