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
1993年10月6日下午，我与邓友梅、韩舞燕结伴去看望冰心老人。本来应该前一天去，因为10月5日是冰心老人93岁华诞，但一想到各界人士川流不息，为老人家祝寿，怕老人家太累，所以决定错开“高峰”，晚一天去。
冰心老人住在北京医院317房间。离得很远，就闻到了浓郁的花香。昨天机关、团体、亲朋好友送了很多花篮，大的高过人头，小的也有一米多高，房间摆满了，就往门外走廊上摆，一直摆到电梯口，盛开的玫瑰、百合、康乃馨、君子兰、鹤望兰……五颜六色，流光溢彩，芬芳扑鼻。
老人家躺在床上，面容安详，笑眯眯地与大家握手。邓友梅与舞燕知道老人家喜欢红玫瑰，特意准备了一束。老人家很高兴，接过鲜花说：“我就喜欢红玫瑰，浓艳淡香，还有坚硬的刺，有性格，有风骨。”说完，她指着邓友梅，故意问： “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呀？”老邓知道老人家揶揄他，急忙说：“在下邓友梅，近来公务缠身，疏请福安，知错必改，悔过自新，重新做人。”邓先生一通夸张，把老太太逗乐了，说：“好了，我倒要看看你怎样重新做人。”老邓拿岀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凉山月》，请老人家指教。我自知问题比老邓还“严重”，因为有好几次老人家打电话叫我过来，我因手头有急事没来成，害怕老人家拿我是问，赶忙献上刚从日本带来的自来水毛笔，转移视线。这种笔，自带墨囊，笔尖细软，携带使用方便，老人家写小字时爱用。没想到，我这招儿还挺灵。老人家说：“谢谢你总想着我。这种笔用起来顺手省事。”我窃喜，蒙混过关，大功告成。
老人家喜欢热闹，愿意与熟人聊天。有空儿时到老人身边坐坐，喝杯茶，天南地北地神侃一通，老人家会很开心，很高兴。但当时作协机关在沙滩，从那里到西郊的民族学院宿舍，如果没有给老人家送书报的方便车可搭，中途得换好几次车，走很远的路，去一次起码得大半天。那时中国作协对外联络部人手少，外事活动多。我们不仅要在参观访问座谈宴请时当翻译，还要负责订饭店买机票火车票，吃喝住行，鸡毛蒜皮，一竿子插到底，所以总是忙得焦头烂额，一塌糊涂。难怪老人家怪罪埋怨，说我“架子大，请都请不动”。我开玩笑说，不是架子大，而是事情多；不是请不动，而是动不了！领导不是说，外事无小事吗？我干的可都是大事，能不忙吗！老人家大笑，说你总有说辞。
我问吴青怎么没来，老人家说，她去美国了，研究什么妇女问题，大约得十个月才能回来。我说，吴青在，家里就热闹。老人家说：“她回来，也是整天在外面跑，不着家。她是野猫，管九家事，但家里什么事儿也靠不上，都是我管。”
“夏衍拉肚子，人瘦得皮包骨，也在这里住院。我叫人给他送去几个花篮，换换心情。”老人说， “明年是1994年，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他们叫我写文章，我一定要写。我父亲当时是北洋舰队来远舰的枪炮长，在威海卫港，来远舰被日本鱼雷击中，翻转沉没。我父亲在爆炸的刹那间，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凭着好水性，游回刘公岛，死里逃生。”我说，这个编辑慧眼识人，写这类文章，没有比您老人家更合适的了。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参加过甲午海战，民国时当过海军次长，军衔为海军少将，创办过烟台海军学校，是中国海军元老级人物。冰心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国恨家仇，刻骨铭心。
我说，您还记得1980年访日时，在长崎哥拉巴公园，看到定远铁甲舰上的舵轮吗？当年堂堂旗舰的舵轮，竟然成了英国人的咖啡桌！老人点点头说：“我看到了，那是国耻！”我又说，还有镇远铁甲舰，被日本俘获后，编入日本舰队，曾参加日俄战争，1924年拆解，船锚、锚链、炮弹，被日本政府当作战利品陈列在东京上野公园，羞辱中国人。据说1947年被中国索回，船锚现在存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这事我听说过。日本投降后，盟国到日本去管理，1946年，我们全家去了日本，吴文藻本来想参加文化组，但却叫他出任战后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兼盟国谈判顾问，参加了不少重要的政治会议。”老人接着说，“昨天萧乾来看我。他与文洁若志同道合，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做了不少事儿，感情很好。”邓友梅说：“萧乾的书房，我去过，到处是书，下不去脚，他在书里生活，只给自己留一小块地方。”老人又想起了我们一起访问日本时的情景，说：“上次到日本，大家过得很愉快，还去了箱根。你们年轻人晚上出去玩，我就和巴金聊天，聊到很晚，你们也不回来，也不知你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告别时，老人说：“我也没想到活这么大年纪。原本想，人活60岁就差不多了，可又过了三十多年，还没死，如今已经93岁了。80岁以后，我就不再参加各种会议，基本上足不出户，如今已经有13年了。”
韩舞燕说：“我爸爸56岁就死了，走得太早了。”舞燕的父亲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韩北屏，曾任中国作协外委会副主任，与冰心老人很熟。老人一听说韩北屏，潸然泪下说：“韩北屏是个好人啊。”又哽咽着问舞燕，“你们兄妹几个？都好吧？”舞燕说四个，有一个哥哥，俩妹妹。
岀门时，老邓拉着老人的手问，您想吃点什么，下次我给您带来。老人笑着说：“想吃人了。”老邓说，这可不好办。老人拍着老邓的手说：“你看，我都快成老妖精了！”
1993年12月23日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到杨崇森先生的电话，他说他与李旦、泊戈从台湾来北京开会，他们从小就读冰心的书，渴望见冰心老一面。
我往冰心家打电话，问老人身体情况，陈恕（吴青丈夫）说，老人家已出院，情况尚好，可以来。得到老人家应允后，我陪他们去冰心家。
风风火火的吴青不在，家里显得很冷清。记得上次到冰心家，吴青搀扶老人，招待客人，端茶送水，忙前忙后，指手划脚，俨然大管家，而且嘴也不闲着，一会儿汉语，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日语，屋子里欢声笑语，气氛热烈。
那次我是陪上海作协徐钤、上海电视台记者祁鸣、上海少儿岀版社编辑季一德来的。他们说巴老很久没见冰心、夏衍、曹禺等几位老友了，很想念，自己又来不了，所以叫他们来看一看，转达他的问候，顺便拍几张照片带回去给他看。二是上海少儿社要出画册《巴金对你说》，请冰心老人题写书名。徐钤来电话叫我去求冰心，我马上给冰心家打电话，老人家欣然应允，问我是横写还是竖写，我答不上来，又问岀版社，之后告诉老人家，横竖都要。
老人家对我说：“你叫我写字，也不说横写竖写，落不落款？”我说：“我不懂，没说清楚，不过我倒希望您多写错几张，我好捡。”老人笑着说：“你总有理。”我把在6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的《三份生鱼片和两杯酒》那篇文章送给她说：“您给我生鱼片，我不能白吃，写了这篇文章，主题思想是，以后有生鱼片还要给我，千万别给别人。”老人又笑了起来，在我手上轻轻拍了一下。
告别时，我对老人家说：“每次见面，我都给您鞠躬，今天我给您作揖。”她说：“你那不叫作揖，叫双手合十。”说着给我示范，什么是作揖，什么是合十。说句老实话，以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作揖，还以为合十就是作揖呢，是冰心老人告诉我这是两码事，所以这次陪杨先生一行去见冰心时，我先给老人家作揖请安。
杨先生他们讲闽南话，老人家用普通话回答。她对我说，小时候从家里出来，一直讲普通话，闽南话能听懂，但讲不好。
泊戈先生说，我们小时候，都读过您的《致小读者》，都喜欢您，尊敬您，热爱您。杨先生说，那时课本上有您的文章，老师叫我们背，因为喜欢，背得滚瓜烂熟，现在还记得。老人笑着说：“你背背，我听听。”杨先生像小学生一样，背了好几段，说，快五十年了，虽然还能背，但有些词句记不准了。老人笑着说：“你比我强多了。叫我背，我可背不出来。”
老人家比前些日住院时稍胖些，脸色、精神也很好。我说您最近在写什么，老人说： “我想写写我的几位老师，但—想起他们，我就难过。”
杨先生说，欢迎老人家到台湾去看看，那里有您很多读者。老人说：“我去不了啦。从1980年腿伤后，就再没出门旅行。经常生病、住院，平均每年至少两次。我现在是足不出户。医生们不同意我外出旅行，他们说我年高体弱，再加上旅途劳累，他们无法保证我的健康。我有个弟弟在台湾，前些日子回来看我。你们回去，请代我向台湾的读者问好。”
临别时，老人送我一张特制的名片，上面印着老人的红色木刻头像，慈眉善目，微笑着，手里拿着笔，在思考什么。左侧是谢冰心三个大字，中间有“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一行黑字。后面是两个红字：64，下面是地址、电话、邮编，最下边有十个红色寿字。名片上的头像，十个寿字，64，都是刻好后盖上去的。老人说，这是我93岁生日时，朋友特制的，有编号，共93张。给我的那张是64号。我说这很珍贵，是吉祥物，我得放在钱包里，带在身上。您老人家足不出户，坐以待“币”，等着人家给您送稿费来。我虽然没有您那么大造化，但有了您这张名片，总能沾点财气福气，不敢奢望日进斗金，但发个小财，大概没啥问题！
老人笑着点了点我的头说，就你调皮。又说，以后你要常来呀。
（原文刊载于《文汇报》20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