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1921年9月-2021年5月28日）
初读何先生的文字时，我还蛰居在南国一隅的中学校园。而初识何先生时，已是在许多年后的清华园。那时我正在读博士。一个秋日的下午，在文北楼三楼的那个会议室，我有幸听到了先生关于史学理论的讲座。只是，那次并没有个别的交流。
机会很偶然地来了。不久，同仁们在系里支持下开始筹办学术集刊《清华史苑》，需要请一批资深前辈题字，其中第一位就是何先生。大家考虑过我以前做过不少名家访谈，就一致推我去向何老请赐墨宝。我不便多加推辞，就通过电话与何先生联系。在清华园西南角那灰色的楼群里，我终于找到了先生的居所。初次见面，先生很爽快地就为我们题了字，还顺便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我的研究，以及清华学子的学习生活情况等。
不久后，我再次去拜访何先生请教问题。那次主要是谈西南联大。先生根据亲历和见闻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此次聊了一个多小时。在我告辞时，先生很高兴地说：以后有时间就过来坐坐吧。欢迎你！——最后那三个字说得很有力。我听出来了，先生说的不是客气话。
何兆武与本文作者刘超
此后，我就常去看望何先生，听老先生讲故事、谈学术。我敲门时，一般是阿姨来开门。进去时，总是见先生对坐于窗前，埋首阅读书报或写东西。听到我的声音，先生慢慢回过身，一边微笑着招呼我，一边慢慢摘下眼镜，然后聊起来。先生经常问及我的研究，还问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我说是在研究西南联大和老清华。先生很高兴，说：很好，我也许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材料。先生还不止一次说：什么时候论文写出来了，也让我看一下。
毕业后，我留在清华。先生很高兴。我依然可以不时地去看望先生，向先生请教，听先生谈历史、讲掌故。因研究领域的差异、更因本人驽钝，我对先生的许多高论难窥堂奥，但从中仍能受益匪浅，亦良有以也。就这样，我时常向先生请教，度过了十几年时光。——今我来思，那真是黄金般的日子……
先生爱书。但凡有新印的书，先生总爱送我一册，其中就有《上学记》《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等。每次，先生从书桌上把书取来后，都要戴上眼镜，郑重地在扉页上题赠“刘超同志存正”。落款是先生的名。
最初一些年，我去先生家时，常能见到先生伏案工作，似在写作。我便问先生，您最近是不是又有新作？先生总是笑道：年纪大了，写不动了。不过，回头见面时，先生好几次把一沓手稿交给我：这个帮我誊一下吧。我知道，先生所谓“誊”，就是录入电脑再打印出来。由此，我先后协助先生整理了一些文稿。其中，我经手“誊写”的稿子，就有《关于诺贝尔奖情结》《怀念王景鹤学长》等文，后来大都成为传颂甚广的作品。
何先生阅历极丰，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稔熟于心；先生本人亦从历史中一路走来，行至今日。无疑，先生原就是这漫长的百年中国史极好的亲历者、见证者。关于自己走过的道路，先生所谈甚少。何先生知人论世，总是抱着“了解之同情”，从无苛评。先生的授业恩师吴宓教授，无论是在北平时期，还是在昆明时期，都曾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校内、学界或坊间，皆不乏议论。对此，先生当不会毫无所知，但在多年的闲聊中，先生从未道及。事实上，先生虽然常常谈掌故，但从不臧否人物，总是以温情和善意去看待人和事。君子仁者之风，一至于此。
何兆武
在忆旧谈往时，何先生常提到同乡好友李泽厚，并对几十年来相互之间的许多交往依旧历历在目。有几次，先生还谈到何高济先生，说何高济外文极好，后来一直旅居南美，一去不返，再未返国。言间似有惋惜之意。先生还常谈到王浩，认为王浩是具有国际水平的学者，是那一代学友中极少数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人物之一。先生告诉我，自己调入历史所后一直做助理研究员，未能晋升，长达近三十年。而王浩每次从美国写信来，总要在信封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何兆武教授（启）”。到八十年代，恢复评职称了，单位就没有让先生做副研究员，而是直接升任研究员。1993年，已从清华离休的何先生在德国任客座教授。时值王浩偕夫人回德国探亲。他们相约在柏林相会，并一起旅行了足足一周。游海德堡时，何先生告诉王浩，对面山坡上有条著名的“哲学家之路”，当年黑格尔等哲学巨擘都在那儿散步。王浩便独自踏上哲学家之路。回来后，只说：“From nothing to nothing（一无所获）。”王浩是先生一生挚友。先生一方面敬佩王浩在事业上的辉煌，一方面也惋惜王浩在生活中的不幸。有好几年，王浩常从欧美打电话过来聊天。先生就说：“越洋电话你就不要再经常打了，这么贵，费钱！”没想到王浩一听，哈哈大笑道：“不贵，一点也不贵，一分钟才几分钱！”何先生提及此事，还说：“没想到他那边打电话这么便宜！”
王浩（1921年5月20日-1995年5月13日）
2007年9月的一日下午，我去看望先生并陪先生散步。我们一起往照澜院超市走。接近超市时，一位老者健步走来，笑呵呵地与何先生打招呼，紧紧握手，欢快地聊天，聊了一会儿，又飘然远去。何先生看着那背影，问我：“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何先生笑道：“他就是赵宝煦呀！”我闻赵先生大名久矣，但绝未想到会在此邂逅，更不曾想会以此方式相见。
次月，联大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主楼举行。我亦前去参加。我与赵宝煦先生、闻黎明先生等几位前辈一路同行，路上，还有幸见到了宗璞、闻山等联大前辈。何先生也应邀出席，会上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先生如同过节般，欣悦逾常。翌夏，我去看望先生时，先生知我在北大学日语，就顺手给了我一册《殖民地文化研究》。“这是赵宝煦的。日本学者送给他的。他不懂日文，以为我懂，就送给我。可我也不懂。你要是能读，送给你最好了！”于是，一册日方学者的书，竟几经辗转来到我手中，实在是巧。其实，我那时的日文素养可怜得很，但先生的这份心意，我是诚心领受了。
是年底，我应邀到昆明参加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晤见了许多名家和前辈，其中不乏当年联大的老学长。回清华后，我把情况向何先生报告。先生很关切地问起许多老朋友的情况。在聊起联大岁月时，先生常说，那时联大的条件极为艰难，总是饥寒交迫、战乱频仍；但大家总是对未来充满憧憬、很有盼头，深信将有美好的未来在迎候大家。正是因着这种希望，大家都刻苦努力，争取学有所成，以便日后服务社会。
《上学记》
何先生在学术上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后来更是因《上学记》而极享盛誉。在纸质图书销行寥落的数字时代，此书于十年内印行二三十次，堪称现象级长销书。然而，先生对此并未在意。每次回顾学术生涯，何先生总忍不住说：“我们是报废的一代，我们下一辈也是报废的一代，在学术上不可能做出太多成绩。学术发展主要看这更年轻的一代。”“学术还是要靠年轻人。年纪大了，就没力气。”先生道。这乃是先生一贯以来的看法。与许多学者一样，先生在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始终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等可以放手做事时，先生已年近花甲。那极具学术创造力的年华早已大半被耗散于运动及农活之中。——个中心境，又岂是言语所能道其万一？忆及过往那些布满荆棘的曲折岁月，先生常常无言以表，只能一声轻叹。而在这声轻叹中，万千日子的前尘旧影依稀如梦，贴着静而深的岁月长河幽然浮动。
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做出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工作。在那动荡频仍的岁月中，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潜心研究与翻译。长期积淀之后，先生形成了强大的学思格局和恢宏的气象。正是植根于广袤的“世界历史”的深厚土壤和智识基础，先生才能厚积薄发，建树非凡。先生之学也，令人观止；先生之行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先生于1986年回母校任教，开始作育英才；1991年离休后，仍在研究和写作，积极支持各项学术活动，继续贡献光和热。先生之为人为学，在校内外有口皆碑。一次，我与同学去访问退休多年的钱逊先生。钱先生家学渊源，谈起古代文史如数家珍。在访谈中，我们顺便请教了一些近代学术的问题。钱先生立即正色道：“这个问题我不太懂，你们不要来问我，去请教何先生就好！”言谈之中，流露出对何先生的格外敬重。2008年夏，我在畅春园面见许渊冲先生。许先生道：“《上学记》我看了，写得很好！代我向老同学问好！”也有一次，在蓝旗营访谒刘桂生先生时，刘先生语我：“何先生的成就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当年何先生在联大读书时，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才子了！”——在那些年的聊天中，何先生亦曾偶尔提到过自己的学生时代，但从未语及自己当时取得的成绩，反而总是赞美许多同学的优异表现。
何先生通晓英、法、德等外文。如此出色的语言功底，西方近几百年的学术大家几乎没有何先生不熟悉的。在这些大家中，先生最欣赏的是哪些人呢？对此，我从未问过。我猜想，先生最欣赏的或是帕斯卡那句“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当然，先生还经常援引歌德所谓的“诗与真”，并道及“哲学家的天城”和卢梭的“自由”论。对欧洲诸国的历史、文化、哲学和思想，先生深有心得、极富洞见。在几次与我谈及西方思想史、哲学史时，先生一再强调，西方思想史上存在着几条不同的理路，而帕斯卡代表着其中重要的一脉。
有次，我去看先生，先生告诉我说不久前受伤了。那天下床时，不小心就把脚崴了，“我顿时感觉不好，疼极了，疼极了！”——先生连说了两个“疼极了”，那种痛感宛然可见。先生接着说，我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一看，果然是骨折了。随即，先生又很高兴地谈起了历史和哲学，谈起了西南联大。
那次先生恢复得比较快，很快又可以正常活动了，唯从此再难轻松地下楼。自此，先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要在书房中度过了。
“仁者寿”。先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亲历过战争、饥寒、离乱、困窘、诸多运动和长期辛苦的耕耘，在那漫长岁月中，艰难、困厄和挫折对任何国人而言，几乎都是必修课。关山千万重，前尘几度秋。然而，在这多少年的谈话中，先生几乎从未提及过个人的得失。谈起往昔的种种，先生总是风淡云轻，从容简素。也许，也正是这种心境，让先生历经如此漫长的艰难岁月和艰辛劳作后，仍有如此康健的身体。
2019年5月底，我去看先生。先生见到我，极是欣喜，说：“你来了？”在聊天中，先生一再问我：“你知道我出来了是吗？”——我初时还不明所以，随后才知道，先生所谓“出来”是指出院。我这才知道，先生刚从医院回到家，原因还是骨折。但这次住院的时间比以前更长。先生回家了，但腿脚依然不便，活动起来已不如从前。那次先生兴致很高，与我谈到了叶企孙、吴有训和雷海宗等师长。
由于种种原因，近两三年我去看先生的次数少了许多。去岁疫情以来，更是鲜少出门。然而，几次路过清华附小、经过那些楼群时，我总不免慢下脚步，留意着三楼的那一隅，是否开着窗，是否亮着灯。每次看到那里的灯光，总觉得有一种踏实的安心和暖意。
我一直思谋着，盼着形势稍好，能再去看望先生，听先生聊天。就这样盼着，一直盼着。然而，从今往后，这样的机会，是再不会有了。
草于2021年6月10日
2021年7月23日改定
（本文原载《散文》杂志2021年12期，刊出时期有删改；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