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柏有

梁柏有编著《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一书封面

父亲在清华

1912年，祖父结束了14年的流亡生活，先行回国。1913年，父亲随家人返回祖国，先到天津，不久去北平上学。

1910-1915年，父亲先后在日本神户市同文学校（华侨所办）和北平西城崇德中学学习。

1916-1924年（在清华学习八年，毕业相当于大学一年级），父亲在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习。

当时，清华入学竞争十分激烈，原国民党战将孙立人1914年人清华，他所在的安徽只取五名，考生却有上千！人校后的淘汰率也相当高。清华考试频繁，无论四年中等科毕业晋升高等科，还是四年高等科毕业派遣留美，都须经严格考试而定，宁缺毋滥。学校管理也很严格，如禁止学生在校园走路时吃零食和在宿舍读小说，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简直匪夷所思。24甲子级同学1916年入校后，曾于1917年合影留念，共有85人，到1924年拍甲子级同学毕业照时，只有66人。如此“过五关，斩六将”杀出的毕业生，自然非同一般。不过，24级同学并不以此自傲。早期《清华周刊》刊有《清华各级级风》一文，其中写道：“甲子级有一种最显著的级风就是客气，和蔼可亲，谦逊有礼，很少有神气得不可一世的人。”

梁思达（右一）、李福曼（右二）、梁思成（右四）、梁思永（右五）、李济（右七）等人在蓟县独乐寺考察，摄于1932年4月

父亲在学校学习勤奋，成绩优异。1921年，父亲、伯父和陈训恕合作翻译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由祖父加以润饰，于1923年分成4卷出版。

在清华期间，父亲还积极参加文娱活动。1918年，清华成立了管乐队，不久伯父梁思成任队长，父亲和四叔梁思忠也参加乐队演奏，并与伯父一起向张蕴真老师学习钢琴。

1924年夏季，父亲从清华留美预备班毕业。5月23日晚7时，24甲子级同学宴请全校教职员，举办毕业话别晚会。有热心者以《甲子级师生话别记略》为题，在1924年6月6日第317期《清华周刊》上撰文记述当晚盛况：“在清华礼堂，毕业生代表首先发言，感谢老师八年教育之恩。随后教务长张彭春、校长曹云祥、讲师梁启超等先后‘致训’。梁启超以老师兼家长（梁启超为梁思永之父）双重身份发言，时间最长。他认为清华学生‘食民之脂，饮民之膏’（指美国用庚子赔款的返还款筹办清华学校），故对社会应尽之责‘尤不可逭’。他谆谆告诫即将留美的24甲子级清华学子应注意三点：‘一曰，为社会服务计，为自身生存计，宜立志做第一流学问家，毋为半瓶醋；二曰，不可忘中国为世界最不幸国家之一，美国为世界最侥幸国家之一，美国所得之学问不能囫囵吞枣而施之于中国；三曰，美国国情既有异于中国，而于学问之应用，不可削趾适履矣，人格上之修养，更有同然者。故吾人应留心，毋为处歌舞升平之国之人格所化。吾人应努力，为苦心奋斗的人格之修养焉。’”

在历史长河中，百年不过一瞬。在新旧时代更替的历史舞台上，清华24级毕业生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演绎出精彩人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虽渐行渐远，却耐人寻味的背影。

祖父与清华

祖父与清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他的三个儿子思成、思永、思忠三兄弟，先后就读于清华学校。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祖父离开纷扰的城市，来到了位于郊区的清华。在清华兼课和做“名人讲演”，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来自他于1914年11月的一次讲演中。有时他还会在这里休假暂住一段时间，著书立说。在这里，他写下了六万字的《欧洲战役史论》，向国人讲述列强争战的因果。

梁启超与梁思永（右）、梁思达（左），摄于1920年代

李蕙仙（右三）与思忠（左一）、思成（左二）、思庄（左三）、思达（右二）、思永（右一）在天津，摄于约1918年

曾有多所院校请他任教，但他独属意于“水木清华”。原因在于：这里绿荫满院，花木扶疏，小桥流水，庭院错落，环境十分幽静。不失为著书、讲学之好去处。况且他还有三个孩子在此读书。他曾自言：“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感情日渐深挚。”又言：“吾爱悦兹校之诚，及至不能自名状。吾在城市与混浊之社会相接，往往悲忧愤悒，心灰意尽。吾一诣兹校，则常览一线光明横吾前，吾希望无涯诶也。”同时，他对国学前途也极为关注。1924年清华决定筹建国学院时，他欣然应聘导师一职。

少年意气，热血爱国

在清华读书的日子，是父亲形成世界观及确立人生目标的重要阶段。当时他们三兄弟都在学校住宿，每逢寒暑假，他们便一同回天津度假。在天津期间，一次他与弟弟思达在法租界光明电影院听见有人污辱中国，十分气愤，当即予以严词驳斥，双方还动起手来。他们想到这里是法租界，一旦查问起来一定是中国人吃亏，于是立即跑回家。家人见他满脸是血都大吃一惊。

1919年“五四运动”时，父亲年方15岁，因参加学生联合会游行被捕，关在北大红楼。被放出来后，他为自己的英勇行为感到十分自豪，并把他被关时所吃的干馒头带回来给家人看，以示其爱国之心。

“思永六月四日因加入学生联合会被捕，拘于北京大学法科讲堂之装束”，摄于1919年6月

1923年5月7日，伯父梁思成、父亲梁思永兄弟俩骑着大姑梁思顺赠送的摩托车参加北平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在南长街被大总统黎元洪的亲信陆军部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在地。伯父左腿骨折，父亲嘴唇碰裂，血流满面。父亲立即跑回家求救，在家人的安排下，兄弟俩住进协和医院治伤。祖母李蕙仙得知此事后，震惊之余不见肇事者前来道歉，十分气愤，便要去找其理论讨个公道。次日《晨报》登出此事，对金某大加声讨。金某见报后才得知被撞者是梁家公子，乃亲自去医院探访，表示道歉，并承担全部医药费，此事才算作罢。

祖父的期望

中国考古学发端于宋代金石学。19世纪后期，西方田野考古方法开始进入中国。

1922年10月22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阿道夫·古斯塔夫来华，北大考古学会举行欢迎会。中外考古学者济济一堂，公布了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宣读了考古学论文。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进展。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祖父做了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演。

讲演中，祖父清晰地勾画了中国考古学的蓝图：首先，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圈定新疆、黄河流域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处为中国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其次，注重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最后，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这次讲演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性的一次演说。

梁启超1927年1月10日写给梁思永的长信

梁启超寄给梁思永的照片，梁思宁（左）、梁思礼（中）、梁思懿（右），摄于约1927年

父亲之所以选择考古专业，主要是出于祖父的期望和安排。祖父凭着他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目睹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在迅猛发展，而中国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但在我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都是些所谓的外国汉学家。如瑞典人安特生、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日本人鸟居龙藏等，他们以各种名义来华，并将考古所得的实物与资料非法地带回自己国内。祖父对此种现象十分愤慨和不满，他很希望由我们自己国家的学者来做考古工作。1926年的一次讲演中，他发自内心地说道：“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于是，他决心让儿子学习这一冷僻专业，以图振兴中国的考古事业，“为中华民族在这专业学问领域争以世界性声誉”。

1924年，父亲从清华毕业后，考入美国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学和人类学。在以后十数年间，从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上看，父亲并未辜负祖父的期望，对中国考古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选载自梁柏有编著《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故宫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