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象
朱进1913年於威斯康辛大学
在近代中国谋求改造社会、启迪民智的过程中，有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呕心沥血，忘我投入，英年早逝。随着他们的同时代人、他们的学生、以至学生之学生的凋零，他们的业绩事历已不为今人所知。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民国初期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朱进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先贤。
朱进（字进之，号达善，1886–1922）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是北宋名儒朱长文[1]的二十七世孙。朱进的父亲朱世基是光绪十三年贡生，伯父朱厚基是咸丰十年进士。堂伯父朱福基是同治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北主考官、山西学政。朱进与胞弟朱箓（笔者祖父，字觉卿，号见良，1888-1962）幼承庭训，在清末新学浪潮中考入东吴大学[1]。朱进在该校曾获得国文论说第一名奖[2]。
1910年7月下旬，清政府学部游美学务处在北京考选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朱进、朱箓兄弟俩和全国各省挑选的400多位考生进京赴考。初试结果共272名考生取得复试资格，朱进名列第2，朱箓列第18。复试后录取了包括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人的70 名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朱箓名列第7，朱进列第40名 [3]、[4] 。这批留美学生1910年8月16日乘“中国”号轮船离开上海，于9月11日到达旧金山。朱进、朱箓抵美后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学习了三年，朱进主修经济及社会学，朱箓习数学。1913年兄弟俩获得学士学位后，一起转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朱箓1915年在哥大数学专业获硕士学位。朱进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兼修哲学和社会学，与马寅初同门受业于经济学家、财政专家塞利格曼（E. R. A. Seligman），1914年获硕士学位，191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其博士论文《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1] 当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丛书之一，备受国际注目，被认为客观、公正、所引资料丰富翔实、结论极有说服力[5]、[6]。该著作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剑桥、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印度文化部国家图书馆、德国、西班牙、澳洲、新西兰等共220个图书馆收藏。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朱进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蒋梦麟、郭秉文、陶知行等人。留美期间他曾是美国经济学会、美国社会学会、美国统计学会、政治学会等学会会员[2]。
1916年8月朱进、朱箓兄弟俩结束六年留美生涯回国。朱进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讲授社会学、伦理学[2]、[7]，并负责筹办商科。1917年南高师商科开办时，朱进是商科首任教授。后又在国立暨南学校商科和吴淞中国公学兼任教授。他是最早在国内大学讲授社会学的中国教授之一。朱进和同事们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在南高师商科开出了商业通论、商业各论、经济学、中国簿记、商业簿记、商业数学、实践伦理、外国贸易学、交易所论货币学、会计学、心理学、买卖论、银行学、商业历史、心理学教授法、交通学、银行簿记、商业心理教授法、商业政策、保险学、教育学、公司组织、商品学、商业地理、中国通商史及条约、商法、国际公法私法、财政学、英文簿记、税关仓库组织、商品鉴识法、民法、财政学等专业课程。资料显示，物理学家严济慈1918年考入南高师商业专修科就读一年，曾是朱进的学生。物理学家吴有训、农学家金善宝、历史学家向达、动物学家伍献文等人当年也曾在南高师伦理学课程中受教于朱进。[7]
朱进回国后将其博士论文译成中文《中国关税问题》。清末状元、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字季直，1853 - 1926）和清史学科奠基人孟森（1869 - 1937）1919年6月为这部研究清代直至民国初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专著作序。张謇在序言里说，“…… 朱博士达善乃举昔留学时已用英文发行之《中国关税问题》见赠。读之，皆余所苦思而不获当者。即其指述我商民身受之弊害，亦详尽曲达，非我笔舌之所能到。乃知吾党率意之呼吁，颇不见摈于世界之舆论。抑早有学人著书鼓吹，入于欧美人人之心。而我国人反后于欧美人见此书，可愧也。余宣言不取保护税主义。书中更先我言之。深切著明，助我张目。其他考证事实，批判肯綮，所引皆欧美人之名论。其代我不平者数十年，而我瞢不知。我商民、我政府何幸而得此导师于今日乎。古之大儒 ，常谓世不乏才，特无求才者。如我商民之疾痛，欲于呼号之中，得世界之知识以自广。方谓事不豫储，无可为计。而朱君则已深致其心力而先事为之。夫是之为经世之业。又益信当世之务，必有当世之才经纬之，而不求则不应，古人不我欺也。吾国待举之政何限。知其当举而能权其先后缓急者何人。苟有其人，苟知之，则必勤勤于适当之才是求。吾国之大，生才之不一途，其必有怀仁抱义之士，潜晦于山颠水湄，扼腕抱膝，衡量古今，熟权于世变之所至，而不自炫鬻，非其人且不以告，如朱君其人者又何限。吾今得一朱君，得读其书而不胜其倾嚮。盖不能不为国家惜人才之隐佚、徒于潢汙之内，一彼一此，纷搆事变，以遏进化之机，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也。朱君倘亦喟然有同慨也乎。” [8]
国内评论界称“朱君此书则能指陈利害，纵论因果，而於各国及中国所应取之关税政策尤有独到之见。外国报章杂志莫不交口称誉”。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复开和会，一时公理似有昌明之望。我国商界乃乘时而起，组织‘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以张謇为会长”，请朱进以此书为基础撰写了《主张税法平等理由书》，派了一个五人代表团于1919年3月赴巴黎和会，用朱进撰写的《主张税法平等理由书》作为交涉文件，拟争回关税主权。此事在当时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上海的全国性日报《时报》连续12天连载了《主张税法平等理由书》。“事虽未成，国民彻底之觉悟实始于此矣”[9]、[10] 。
三年半以后，废除了诸多不平等条款的中国关税新税则于1923年1月17日生效实行，报界称道朱进“博士之功，为不可没”。
朱进不仅是中国近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也在民国初期的教育界和学术界卓具影响。他的译著《伦理学导言》[11]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受到高度重视。蒋梦麟、胡适等人留美回国后，发现当时国内极度缺乏介绍现代文明、新思想、新文化的书籍，于是筹备系统编译出版一套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丛书《高等学术参考丛书》。蒋梦麟1917年11月18日为此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两人写信，说到他“为编辑高等学术丛书事，物识人才（在南京罗致朱进、刘经庶二人……），所得人才除旧友朱进外，还有南高师教授、哲学博士刘经庶。……刘所译杜威名著《思维术》一书读之令人钦佩。朱译《伦理学导言》亦卓尔不群，高梦旦先生读之称善。…… 学界之大幸也。丛书发起未久，即已得佳著二，窃自欣幸。且二君允续译他书。” [12]
1918年底朱进与南高师的郭秉文、陶知行、刘伯明，江苏省教育会的沈恩孚（沈信卿）、贾丰臻，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陶孟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余日章、顾树森等中国教育界一代先贤合作发起成立“中华新教育共进社” [13]。1919年2月该社创办的月刊《新教育》杂志问世，编辑代表为北京大学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陶履恭（陶孟和），南高师郭秉文、刘经庶（刘伯明）、陶知行、朱进，暨南学校赵正平、姜琦，江苏省教育会沈恩孚、贾丰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余日章、顾树森。[14]
1919年朱进参与上述人士邀请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的准备工作。朱进的《教育与社会》一文及胡适、蒋梦麟、刘伯明等撰写的几篇文章发表在《新教育》第一卷第三期（杜威号）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宣扬开放的文化观念和现代教育思想，启迪民智，为杜威访华做了思想准备。[1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要求索回山东半岛主权，但英、美、法却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益转送给日本，激起全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6月底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后，朱进应邀在南京圣公会爱国团组织的各界千人大会上作题为“不签字以后之办法”的主题演说。《申报》报道了朱进讲演的内容，并评论说“下午四时朱博士登坛，全体起立鼓掌欢迎。朱卒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科，现任南京高等师范教职，学识优裕，精神活泼。……。朱君陈义并非空泛之谈，故闻者大为感动焉。” [16]
朱进是中国经济学界公认的最早在中国宣传合作互助思想的学者之一。[17] 他于1919年8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促国民设平民银行》一文，指出当时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及金融制度只为少数大企业业主服务，没有为大多数平民百姓解决困难。小农小工小商除了当舖以外，别无融资途径。他认为，德国民间小企业间的合作制度和平民银行（休尔志式Schulze-Delitzsch 或雷发巽式Raiffeisen的股份合作银行）有利于改善平民经济，可以借鉴。[18] 并在《新教育》、《申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倡导推行平民经济，帮助民众建立并增进自治自助的精神及能力，由平民经济而达到平民教育、平民政治之目的。[19]、[20] 他在载于《申报》1919年8月23日的“为设立平民银行事上张季直先生书”一文中说，“今人咸谓国家富强端在实业与教育，而不知国家富强之基犹不在大规模之实业及高等之教育，而在平民经济与平民教育。平民占国民之大多数，平民而富国之富也，平民而强国之强也。…… 一国政治之改良或可由上而下，社会之改良则必由下而上。” [21] 这一见解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不失为警世之言。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因为创办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思想理念与八十多年前朱进在中国倡导的平民银行和平民经济不谋而合，如出一辙。
1919年8月底中华欧美同学会在上海成立，唐绍仪夫妇、孙中山夫妇、吴稚晖、伍朝枢、朱进、宋子文、陈光甫等一百多人莅会。唐绍仪、孙中山等人发表演说。据《申报》和《时报》报道，会前筹备中，各省代表推举蔡元培任会长、朱进任总干事，但朱进坚辞未就。[22]、[23]
据《时报》报道“……上海欧美同学会总干事曹云祥君往杭州躬请蔡孑民先生就中华欧美同学会会长之职。蔡先生初以病体未愈不问外事，碍难应允。继由曹君说明改选会长手续太繁，时日太长，现在执行部正待组织，总干事正待延聘，务请顾全会务，勉为其难，至于会长职务可暂请副会长余日章先生就近在沪代理。先生慨然允之，并即致函余日章先生请其代理会务，并请代延朱进博士为总干事。但闻朱进博士已致函余副会长，声明不就总干事职，并请执行部从速另选贤能，以免延搁会务。其不就总干事职理由如下：（一）总干事责任太重，自度才菲力薄不能胜任；（二）曹云祥先生一时尚不离沪，执行部正可从容物色人才，不必过于急急；（三）朱君为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已三年，该校不肯舍去，连电来沪催促回宁。朱君本颇热心社会服务，但有以上诸因，对于欧美同学会颇觉爱莫能助云。” [23]
五四运动后期，为使全国各地各界反帝爱国运动更好地互相支持配合，由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1919年11月7日，南京各团体开会筹备组织南京各界联合会，会议推举陶行知为筹备会长、朱进与钟可讬两人作为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1919年11月14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朱进被选为六位理事之一。“全国各界联合会”当时在联络全国各界、抗议“福州惨案”和抵制日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就山东问题、地方行政等问题积极表达观点。不久后，朱进因要专注于学术和教职而辞去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理事职务。[24]
1919年夏、1920年春，朱进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学术演讲会和江苏省教育会的学术讲演会作“平民经济问题”、“国际贸易问题”、“商约改正问题”等经济专题系列演讲。《申报》、《时报》、《新闻报》1920年4月上旬连续两三天连载了他们各自记录的朱进演讲全文。其他专题的演讲人有当时的社会贤达、学者名流蒋梦麟、汪精卫、陈独秀、戴季陶、张东荪、廖仲恺、张默君等人。[25]、[26]、[27]、[28]、[29]
1920年4月南高师“史地研究会”成立，聘请柳翼谋（柳诒徴）和朱进为首批指导员。[30] 南高师“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其作者后来大多成为《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31]。1920年6月12日朱进在南高师史地学会作学术演讲“近代文化之起源”。[31a]
1920年夏，南高师举办第一届暑期学校，开中国高等学校暑期学校之先河。这届暑期学校历时40天，共有来自全国十七个省份的男女学员一千余人参加。除了南高师教授以外，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学校、中华医学会、江苏省教育会等当时国内一流高校和教育机关的知名学者、教育家和实业家应邀到校授课、演讲。授课者有朱进、胡适、梅光迪、陈鹤琴、刘伯明、顾实等28人。王伯秋、江亢虎、任鸿隽、朱进、沈恩孚、杜威夫人、竺可桢、俞凤宾（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陈蘅哲、陆志韦、黄炎培、过探先、杨杏佛、邹秉文、郑晓沧、穆藕初等27人作专题演讲。朱进讲授了社会学课程“社会问题”，并作“今后世界经济问题之解决”的专题演讲。[32] 该演讲内容整理成文后，刊登于金融期刊《钱业月报》和暨南学校编辑出版的《中国与南洋》杂志，影响遍及当时海内外华人经济界、金融界、学界。[33]
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抵上海，教育界元老沈信卿主持欢迎晚宴，到会者有民国元老徐季龙（徐谦）、陈独秀、赵元任、杨端六、胡明复、朱进、张东荪等各界名流。沈信卿致词欢迎，罗素致答词，皆由赵元任翻译。朱进用中英文双语发表演说。[34]
1921年，随着以南高师为基础筹备国立东南大学计划的实施，商科扩充改组并迁址上海，成立国立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设的上海商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建校委员会十五位成员（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藕初、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郭秉文、柯成懋、黄任之（黄炎培）、高践四、朱进之、张子高、赵厚生）中，史量才是报业家，黄炎培是教育界代表，黄奕住、聂云台、穆藕初、简照南等人是企业家，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是银行家，郭秉文是南高师/东南大学校长，柯成懋与赵厚生是暨南学校前后任校长，高践四是暨南学校方面的代表，张子高是南高师/东南大学数学理化部主任、兼管该校财务工作。朱进是南高师/东南大学商科资深教授同时又兼任暨南学校商科教授，是创办上海商科大学过程中协助郭秉文的主要人员。
1921年9月28日上海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据《申报》于次日报道，校长郭秉文因公进京未回，由校长办公处副主任（据教育史学者介绍，当时校长办公处主任由校长兼任，副主任即现在的副校长）朱进担任典礼主席，教育和实业两界要人杨瑞生、沈信卿、黄炎培、赵厚生、高践四等到会祝贺。典礼上先由主席朱进报告学校创办经过情形，再由教务主任马寅初报告教授宗旨及注意各点。随后沈信卿、杨瑞生、黄炎培、赵厚生相继演说，说明学校创办的原因，希望学生有世界眼光、将来注重商业道德、吸收商业新文化等等。[35]
朱进留美期间主攻财政经济，同时涉足社会学（当时叫“群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学贯中西，知识渊博。他始终关注国内时事政局和社会民生，从留美到回国任教至去世，十一、二年的时间里，他在繁忙的治学、教书、创办大学和社会活动之余，在《留美学生季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南京高等师范日刊》、《京兆通俗周刊》、《新教育》、《教育与职业》、《东方杂志》、《申报》、《时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时报-实业周刊》、《新闻报》、《新时报》、《商学杂志》、《广肇周报》、《江苏实业月志》、《广益杂志》、《新群》、《教育杂志》、《中国与南洋》、《钱业月报》等众多刊物报章上发表了大量涉及时政、财政金融、经济、教育、社会人文等领域的文章和专论。除了先后在南高师/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商科、吴淞中国公学和上海商科大学担任教授以外，他还继蒋梦麟之后任《时报-教育周刊》撰述主任、又任《时报-实业周刊》主任、淮海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华国民制糖公司监察人和候补董事等职[36]，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亲力亲为，推动教育、金融、经济和实业的发展。
在留美回国后的六年多时间里，朱进竭力推动平民经济，为学问和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地投身于启迪民智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在筹办上海商科大学时，他奔波于沪宁两地之间，每星期达四次之多[37]。当时两地间旅程需时约四、五小时，为了不影响授课，他常常乘夜车往返，以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於1922年12月20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仅36岁。上海各大报纸报道了朱进逝世消息[36]、[38]、[39] 、[40]、[41]、[42]、[43]。《申报》讣闻谓之“终日辛勤，办事而外犹复研究学问，孜孜不倦，盖即病之所潜伏也。及至卧病，医者谓已无望，而博士仍于床笫间日手一篇，或批阅报章。友人每劝以稍休，彼曰，学问我所至爱者也。博士家本清贫，专恃教授为生，所积无几，亦已尽费于医药。所遗子一女二，又皆幼小，身后萧条，殊为可悯。想全国人士，定当同声哀悼也。”[36] 《申报》感叹他“道德文章，一时称颂。惜劳瘁过度、因罹重症，以致不起。友朋闻之者无不同声惋惜。”郭秉文、沈信卿、黄炎培、杨瑞生等十余人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推定沈信卿君为主席，郭秉文博士则担任报告朱博士一生事略。…… 不日尚拟邀请沪上各团体参加。”[40]。
中共早期党员、当时的上海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复旦大学学生张廷灏于1922年12月30日在《民国日报》（平民第135期）发表“介绍一个中国合作主义的先进”一文，纪念朱进。文中说：朱进之先生，人家只知道他是一个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哪里知道他还是中国提倡合作主义的前辈呢！…… 中国之有合作运动，虽则不能说完全是朱先生鼓吹的功效，然而朱先生“先见之明”的老前辈资格是不能泯灭的。中国的合作运动，在现在不过还是一个开场吧，以后正该积极提倡和实行呢；但是朱先生已经死了。我们正嫌同志太少，不能有多大的发展；不幸又少了一位同志的老前辈，我们哪能不痛心呢！不过人死不能复生，我们与其作无谓的悲痛，不如同志们互相勉励，努力于“合作”。能够“补”我国社会之大缺点，“雪”我国经济史上之大耻，实行真正的合作事业，竟朱先生未成之志；……。那么朱先生死而有灵，还可以含笑说：“继起有人，我道不孤”！[44]
还有学生在《民国日报》发表诗文“哭朱进之先生”。诗文中说“……，人们哀悼伍公（指伍廷芳）的泪还未干，进师的死耗又传来了，可怜中国有数的‘救星’，弱了一个，又弱了一个。……谁能‘当仁不让’，毕进师‘未竟之志’呢！”。[45]
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的《南洋商报》 (英語：Nanyang Siang Pau)有文章说“吾人皆知欧美之有工读制，国內今日之社会领袖，经受此种生活而得完成其教育不少。又如吾所服膺之朱进之、刘伯明两先生，今先后逝世矣。而彼等留美时含辛茹苦，工读自活，挟其勇往直前之概，而大学教育卒亦不难得。” [46]
《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新闻报》等沪上多家全国性报纸报道了朱进追悼会消息。据《时报》报道，1923年1月21日教育界元老沈信卿主持了由江苏省教育会、欧美同学会、时报馆、南高师/东南大学、吴淞中国公学、暨南学校、淮海实业银行、中华国民制糖公司、南高同学会上海分会、钱业月报社、上海商科大学等十一个团体组织的“朱进之博士追悼大会”。刘云舫、沈信卿、戈公振、李登辉（1872-1947，近代著名教育家，时任复旦大学校长）、陶知行、赵厚生、高践四、马玉山（华侨企业家，1878-1929）、严直方（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员）等和上海商科大学、暨南学校两校师生及各界人士约二百余人到会。“会场满悬挽联及挽章约百余幅，正中有博士之遗像。遗像之上有暨南学校所送之挽额，上书‘夺我良师’四字，用花缀成。挽章有郭秉文君之‘长才未竟’，李登辉君之‘壮志未酬’。挽联有黄炎培君之‘亦教育，亦实业，勇哉一身任百役；能坐言，能起行，悲夫短命失长才’。沈信卿君之‘君於少壮方努力，我为社会惜英才’。本馆狄楚青、戈公振二君之‘大雅云亡，空怀旧雨’，‘哲人其萎，怅望醇风’等。琳琅满壁，不克尽录。届时，鸣铃开会，由上海贫儿院军乐队奏乐，全体向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沈信卿君致开幕词，略谓，博士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品学兼优，归国后，历在教育实业舆论各界服务，卒以劳瘁过甚，不永天年，社会失此良师，滋为可惜。今日举行追悼会，一方故对死者致其哀忱，一方则勗励吾人，俾竟博士未竟之志云云”。郭秉文因故未能到会，沈籁清代表郭秉文介绍逝者生平，说他“幼即明瞭世界大势，弱冠前专修国学，后入东吴大学，以应国家留美学生考试，被选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哲学经济，转学哥伦比亚大学，以著中国关税问题论文得该校经济博士学位。博士此文对于中国关税之沿革及现状繁征博引，且多对现制度不满意，力主改革，颇得美国人士同情。今新税则已于本月十七日实行，博士之功，为不可没，惜博士未获亲见为恨耳。博士既归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及暨南学校讲席，又任吴淞中国公学教师、上海时报馆教育周刊撰述、暨数大公司之顾问，事务繁杂，日不暇给。后任上海商科大学教育主任、及淮海银行副经理，卒以劳瘁过度，……”。随后“各团体代表赵厚生、戈公振、刘云舫、高践四、陶知行、余天栋、叶光华等相继演说，其大意均谓，博士之学问事业堪为后人楷模，一旦逝世，不胜悼惜。但在历史上，博士虽已过去，而其精神事业将历世不朽。闻戈君演说，谓博士主任教育周刊撰述时，虽文书旁午，而努力将事，极负责任。……但博士素系寒介，死后所遗除书籍外，别无长物。对于其公子女公子之教育经费，吾人责无旁贷，当妥为筹划，以慰幽魂云。……次由南高同学会上海分会代表何宗英君宣读祭文，声泪俱下。复次由博士令弟朱觉卿君致谢词。其公子银生年方三岁，亦上讲台向来宾鞠躬致谢。即奏乐散会，已四时矣。”[43]
如《时报》总编辑、著名报人戈公振在朱进追悼会上致词时所讲，朱进生前的珍宝唯有藏书。朱进遗嘱将他留学期间和归国后节衣缩食购置的七百八十册专业书籍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商科大学图书馆，该馆“自民国十年成立，商业图书由南京运来者，惟一百五十册。嗣得朱进之先生捐赠商业经济书七百八十册。” [47] 朱进的捐赠大大丰富了上海商科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使它的商业图书数量一下子增加了五倍。除了那些当时国内稀缺的英文原版商业、外贸、经济金融类专著外，朱进捐赠的书籍里也包括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国际法、行政管理、人类学、天文地理、西洋史、甚至军事科学方面的英文专著。这些书籍后来收藏于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图书馆[48]，滋润了他身后的一代代学子。
朱进先生把自己短暂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启蒙、社会改造和平民经济事业。今值朱进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缅怀前贤，是以记之。
鸣谢
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一再得到无锡市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朱刚先生热忱、富有成效的帮助，吾妻刘南为本文写作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谨此一并深表谢意。
注释：
[1]朱长文，字伯原，号乐圃，1039-1098，北宋嘉祐四年（1059）进士、太学博士、苏州州学教授、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著述甚富，本有乐圃集百余卷，宋室靖康之难南渡后，尽毁于兵火。仅存乐圃余稿十卷，与其所著的中华文化传世典籍《吴郡图经续集》、《墨池编》、《续书断》、《琴史》辑于《四库全书》，并传于世。其一百六十余首诗作载于《全宋诗》。参见邓小南“朱长文家世,事历考”，《北大史学》第4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参考文献：
[1] Chin Chu. 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 [M]. Thesis (PH.D.) of Columbia university, Published also as 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ed. by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Vol. LXXII, No. 2; whole No. 169; New York, 1916.
[2]北京清华学校1917年编. 游美同学录[M].，17-18.
[3]李玉海. 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考选经过及相关问题[J]. 北京：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30 (4)：482 - 486.
[4]胡适. 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M]. 第6册.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353-357.
[5]Wolf von Dewall. Chin Chu, Ph.D., 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M].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und Spezielle Weltwirtschaftslehre, 9. Band (1917. I.), 37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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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嘉象，男，祖籍江苏无锡，1953年生于上海，1955年随父母工作单位同济大学医学院迁武汉。16岁下乡插队务农，18岁回武汉务工。1977年3月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今武汉理工大学）学习，1982年4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5年4月赴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机械工程系求学，1991年获该校工学博士学位后供职于德国工业界，2018年末退休。
2022年1月于德国科隆市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