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名垂
打开记忆的大门，那过往拼搏的步履蹒跚全都历历在目……有幸成为“文革”后首批选送出国进修的清华“新工人”，那段往事，虽谈不上波澜壮阔，但也充满了费力跋涉前行的艰辛传奇。为便于讲述，我按四个时间段做个回顾。
一、清华英语考试胜出
1978年，作为留校800多名“新工人”庞大队伍中的一员，望着遥不可及的科技珠穆朗玛峰峰顶，脚下正攀爬在低谷荆棘丛生的沼泽泥地。突然有一天，电子学教研组领导非常高兴地向我传达了自动化系决策层的决定，令我赶紧准备参加全校出国留学人员的资格选拔考试，各系严把业务关，而学校统一严把外语关。每系限报一人，于指定时间参加英语考试，先笔试后口试，笔试通过了才有资格参加口试。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个年代，公派出国进修深造，是多少学子们的传奇梦想啊！可一想起自己的“内功”，都是短板，尤其是学了13年俄语的我，英语完全是半路出家，也就是在“新工人”回炉业务培训中才学会的ABC、在上自动化系研究生班期间“闷读”了两年英语科技资料呀！但换个角度一想，既然组织信任我，作了如此安排，“除了胜利，别无他路！”咱绝不能让自动化系失望，拼了！
那个年代全系仅有的一台笨重的磁带式录音机，轻易不外借个人使用，普通人家无财力购买这奢侈品。尽管那时已经准许收听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飘忽不定的短波英语广播，但靠它来“临时抱佛脚”是远远不够的。挑灯夜读、死记硬背、增加英语词汇量是硬道理；再动员同是学俄语出身、同是清华“新工人”的夫人刘廷文用她那更烂、更离谱的英语发音每晚给我诵读英文课文，提高我的英文听力。情急之下，也难保不发生奇迹！结果我竟顺利通过了英语笔试，心想我大概是属于打擦边球勉强过关的。一周后即将进行的口试，对于一个习惯于“闷读”英文科技资料的人而言，那真正是要命的考验了。但“丑女婿总得见岳丈”，那日一早，我硬着头皮来到考场，排队等候着被叫进屋进行口试。考场外获得的情报是各人考题完全不同，现场由自己抽签决定。等轮到我进屋，看见考官是一名温和的男教师和一名时髦漂亮的女外教。见面后的礼貌用语我早有准备，应答流利；花五分钟阅读抽到的短文，再就短文回答老师的相关提问也勉强过了关。接下来，随机对话就等问我来自哪个系？搞什么课题研究？等等。果然未出所料，老师就这么问了，正中下怀！我不慌不忙地答曰自己来自自动化系，专搞Inductosyn研究。“Inductosyn？”两位考官不约而同发出疑问，对视了一眼，哈，完全符合我的预料。于是，按照我准备好的腹稿，抓住战机，滔滔不绝地开始介绍在中英文字典上都查不到的复合词Inductosyn究竟是啥东西、其罕见的功能、在数控设备中的应用、眼下国内外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等等。两位搞语言的老师对用英文介绍他们不熟悉的世界前沿高新科技肯定感兴趣，兴致勃勃地听我口若悬河地介绍，中间居然没插一句提问。估摸着时间到了，我这才停下。两位考官很赞赏我的即席科普，稍加商量给我了4+，喜出望外！就这样，全校推荐了近30多人参加学校统一的英语笔试加口试，最终选出了包括我在内的7名合格者，报送国家教委。
2）国家教委500人英语统考出线
1978年夏对我来说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夏天。全国各地经初选入围教委统考有500人。我日以继夜、全力以赴备考，教研组给我减轻了工作量，家务事夫人全部承担，各方支持加上自己的努力，短期内我的英文长进神速，令我自己都吃惊不小。考试那天，我与电机系的孙老师一起来到清华近邻北京语言学院内的考场，对号坐在了隔开一人的邻座，考场气氛肃穆安静，多位监考老师在场，这场景跟我1965年参加的高考入学考试一模一样。翻开摆在面前厚厚一叠A3纸大小的试卷，填写好姓名和准考证号，来不及多想，挥笔疾书，安静得只有笔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和翻卷子的哗哗声。面对五花八门、各种类型的英文试题，小心应对、不敢掉以轻心，遇到的英文生字实在太多了，语法也考得特别刁钻，为求速度，不容细想，于是充分发挥我的战术“先易后难”“稳扎快打”“临危不乱”，再在必要的时候来点儿“连蒙带猜”，一路冲杀下去......我的速度不算慢呀，还剩一页半试卷没答完，听见邻座的孙老师频繁翻动试卷，莫不是他已开始复查啦！没时间多想，我只是狠狠攥紧了拳、咬住了牙、摒住了气，提醒自己要稳住阵脚、胜败在此一举、快速做完考卷就是胜利！终于赶在铃响前十几秒做完了试卷！卷子被收走后，身经百战考试、屡战屡胜的我几乎腿软趴下。此后就是焦急地等待考试成绩公布，1978年7月22日，一个终身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接到通知，考试合格，被正式批准为“文革”后中国首批出国科技生！
在选择出国去向国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时中美之间还没恢复外交关系，所以无法公派去美国留学。那年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是英国，中国决定派遣300人，系里为我选择了自动化技术水平更高的瑞士，要命的是，瑞士要求被派去的留学生必须懂德文。我从初中、高中到大一，学的全是俄文；“新工人”回炉业务培训进修和上研究生班学的是英文；现在又要令我在一年时间内掌握零基础的德文，将来成了地道的“猪头肉三不精”，如何是好？！于是我说什么也不敢接受赴瑞士留学的建议，恳请无论如何送我去使用英语作留学语言的国家。所幸的是意大利罗马大学自动化学院只要求英文，于是系里帮我选定留学意大利，并按教委统一要求送我到北京语言学院做出国前英语强化培训半年。
3）1978年8月至1979年1月英语强化培训合格毕业
参加教委500人英语统考，清华7人中有5人过关，其中一位教师成绩远超标准要求，无须再参加英语强化培训；电子系一位教师被分在北京语言学院英语强化培训一班；我同精密仪器系的温诗铸（留学英国，回国后因科研成绩卓著而被提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系的张连第（留学英国）等3人进了英语强化培训二班，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杨光熏（留学英国）、李波（留学英国，后被提升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同班。之后清华又补上一名化工系的“新工人”李如生（留学比利时）进北京语言学院德语班培训。
北京语言学院距清华不到3公里，为节省时间，培训期间我们住校，日夜奋战，休息日也不回家。英语强化培训班按考试成绩高低分为一到四班，上头一节课我就知道糟了，我的水平在所分的第二班里明显处在尾尖，口试“蒙混过关”的“惩罚”由此时便开始了。别人能听懂八九不离十的英语听力材料，我却只能模糊听懂四分之一；别人听写测验能拿个七八十分的，我只能拿到他们的一半分。每个班都配备了两名英语专业教师，轮班连轴给我们上课培训。我班的年轻女教师是北方人，说英语快捷流利、声音洪亮有力，她总拿大眼睛瞪我，每次被她一瞪，我立马如坐针毡，知道自己又拖了全班后腿；我班的中年女教师是苏州人，说英语清晰柔和、声音动听舒畅，她总拿微笑鼓励我，每看到她的微笑，我顿时增添无穷动力，知道自己还有希望赶上大部队！
学俄语出身的我是英语强化培训二班里年龄最小、英语底子最差的一位，但这绝不能成为永远当小尾巴的借口，必须得打翻身仗！于是每顿饭我三两口就填饱肚子，总是第一个返回培训教室霸占全班唯一的一台磁带式笨重录音机，来来回回地听“Essential English”等英语听力资料，尤其喜欢的是配音录音“The Man Who Escaped”。我备好了超级浓茶用来止困提神，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冲进男厕用冷水浇头醒脑。我还与英语水平比我稍高的、来自山东科技大学的上海老乡汪嘉业老师结成“一帮一、一对红”，每周约定一个谈话主题，一下课就围绕既定主题进行英语问答训练。更甚者，一旦发现语言学院校园内出现老外哪怕是正在玩耍的外教子女，立即粘上去、死缠烂磨，抓住这难得机会“真刀真枪”地训练实用英语......如此便真的有了日新月异的提高，最终可喜的回报是：1979年1月20日我如期顺利通过北京语言学院强化英语培训的期末总考，合格毕业。再经过一天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教育，胜利回到清华。
接下来是领取国家发放的700元出国制装费（当时我们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的月薪是56元整），自己再加点钱，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顶层五楼“出国人员服务部”，购置一个衣箱、鞋袜、礼品等个人出国物品、量身定做两套毛料高级西装，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启程出国。到这时我才知道，中国当年派往意大利的出国科技生总共只有两名，除我之外，另一名是中国科技大学1965年毕业留校、搞核物理研究的王复华老师。
4）1979年3月出国前意大利驻华使馆科技参赞的最后面试
1979年3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校外办通知，意大利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要在中国国家教委接见并面试即将赴意留学深造的两名中国科技生，令我穿好为出国定做的西装，到位于北京西单的国家教委接待厅参加接见面试，并严令我要注意外事纪律。首次穿上这么高级出众的西装，像戴少先队红领巾般打上了彩色领带，还戴上了随西装一起定做的西式鸭舌帽，坐公交车提前赶到了国家教委接待厅。一路上招来数不清的好奇眼神，自己也觉得超级不自在，但总算见到了西装革履等候在那、将一起出国意大利留学、专门为本次接见面试从安徽合肥赶过来的王复华老师。两人多少有点紧张地等来了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意大利参赞，我们用还不十分顺溜的英语、在半个多小时里分别正确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最终，他对面试结果十分满意，热情拥抱了我俩，衷心祝愿我们在意大利的进修学习顺利和成功。末了，他将随身带来的介绍罗马大学和意大利风貌的宣传资料分送给我们，还托我将一小件物品带给他在罗马的妻子。首次与意大利老外的近距离接见面试，就这样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无疑是告诉我俩，赴意大利留学深造之旅的大门终于开启了。感谢人民培养、组织信任和国家重托，1979年3月24日我终于肩负重任踏上了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深造的艰辛之旅，1981年6月25日学成回国，留学经历将在我的另一篇文中加以回忆。
“文革”后首批赴意大利留学的笔者（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王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