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早期以写作新诗为主，这种因子，至老不衰。后来写作新诗少了，又代之以旧体诗创作，这可以看作余事，可不深论。因创作而喜爱，诗歌研究，成了朱自清一生写作的集中之点。他在这方面的文章，数量颇多，以此结集，古代的不算，散篇不计，一册《新诗杂话》，就包含了足够的分量。
这册《新诗杂话》并不厚，但从开始写作到最终出版，却经历了许多时间。其间的纠结与记挂，相信是作者之外的人难能体会的。
朱自清
一
1936年，朱自清应一家杂志之约，写出了《新诗的进步》和《解诗》两篇不长的文章，发表在1937年1月出版的《文学》的“新诗专号”上。前者对象征派诗歌做了一种概括，今天读来还有些启示：“象征诗派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但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所谓远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们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他们发见事物间的新关系，并且用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所谓‘最经济的’就是将一些联络的字句省掉，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没有看惯的只觉得一盘散沙，但实在不是沙，是有机体……得有相当的修养与训练，看懂了才能说作得好坏——坏的自然有。”
此类文章刚开了个头，日寇入侵，清华大学南迁，朱自清到了云南。这场乱局，使朱自清缺少了阅读新诗的机会，文章也就做不下去了。一直到1941年，朱自清到成都探亲，拜访老友叶圣陶时，见到了叶的女婿厉歌天。厉歌天对新诗颇为爱好，搜集了一批新文艺作品和杂志。在这里，朱自清读到了许多新诗，再次有了研究的兴趣。回昆明经过叙永时，他见到了老友，诗人散文家李广田。彼此交谈，话题又集中在新诗上。回到昆明，乘着兴浓，朱自清马上写了一篇与新诗关联的《抗战与诗》。李广田此时也来到昆明，见到朱自清已经开始研究，便鼓励他多写这种“杂话”。接下来的两年，陆陆续续，朱自清写出十多篇论诗的长短文。前后加起来，有十五篇。在当时，“就成了一部小书”。
颠沛的“抗战”路上，还可以完成一部著述，哪怕是一本“小书”，著者内心，肯定还是会有许多喜悦。1944年7月，朱自清从昆明飞抵重庆，准备由此转成都探亲。到重庆的第二天，他便携着编好的《新诗杂话》稿本，前去拜访正开“作家书屋”的姚蓬子，将稿子交出。朱自清是著名的散文家，在读者中颇有影响力，即使在战时，书店还是希望能获得名家的稿子。第二天晚上，姚蓬子还设宴，款待朱自清，当然也有感谢送稿子给书店的意思。
二
休假后回到昆明，朱自清还记挂着“小书”。10月21日，他开始为《新诗杂话》写序。从日记看，短短的两千来字的序言，朱自清竟写了三天。10月23日才“写成《新诗杂话》序”。这篇序言，记述了此书中文章写作机缘和思路。其中，还讲述了几个错解现代诗作的故事。有趣的是，其中两首错解诗歌的作者，都是现代诗人卞之琳。卞之琳的诗作，意味繁复，读起来颇不易。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引用了卞之琳的一首《距离的组织》：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罢。）
…………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朱自清解读时，认为括号里的内容，是诗人“我”的话。发表出来后，卞之琳来信了，说那是“友人”的话，所以放在括号里，“友人”也在午睡。这诗人的表述，实在太过委婉曲折，难怪本人是诗人，又专门研究新诗的朱自清教授也读不通。卞之琳的《十年诗草》中，有一首《淘气》的短诗。最后一节是：
哈哈！到底算谁胜利？
你在我对面的墙上
写下了“我真是淘气”。
朱自清解读时，认为“这是情诗，蕴藏在‘淘气’这件微琐的事里。”末尾几句，一般理解，写的看起来是“你”，读这几个字的人是“我”，似乎应该“你”自认“淘气”。可卞之琳却告诉朱自清，谁读谁就“淘气”，所以成了作诗人“我”真是“淘气”了。卞之琳的诗作，虽然有些不错，使人有体味咂摸之趣，可多数诗曲折到连朱自清这样的新诗作者、教授都“解读”不正确，一般读者看去，大约真是云遮雾罩了。
对于全书，朱自清在序言中说：“看出来这十五节新诗话也还可以归为几类，不至于彼此各不相干。这里讨论到诗的动向，爱国诗，诗素种种，歌谣同译诗，诗声律等，范围也相当宽，虽然都是不赅不备的。”研究诗，在朱自清看来：“十五篇中多半在‘解诗’，因为作者相信意义的分析是欣赏的基础。”并且“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朱自清虽然从事文艺研究，但他同是创作者。不大从理论，而愿意从作品细微处分析解读入手，是许多创作者从事文艺研究的长项。朱自清的这部《新诗杂话》，便是如此研究的典型结果。
《新诗杂话》
三
研究者只管研究，对于出版一类具体繁琐之事，却给不上什么力。譬如这部《新诗杂话》，交出去之后，何时印出，完全不在研究者的掌控之中。这本“小书”，前面说了，交给了“作家书屋”的主持者姚蓬子。姚蓬子也是个文化人，曾在“左联”任过职。抗战时期到了重庆，开办了“作家书屋”。从实际情况说，姚蓬子出过许多书，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月，支持一个书店（出版社），并不容易。当然，因为条件艰苦，姚蓬子有时不得不有所敷衍。曾与姚合作过的作家老舍有一段绝精彩的描述：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地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老舍的文章，读来真叫绝，可对于把稿子交给作家书屋的人，心里就不好受了。譬如朱自清，他在交出《新诗杂话》后，如牵记孩儿一般常常念想着。可文人面薄，连问问都不好意思。据朱自清的弟子记载：“书稿（《新诗杂话》）交出之后便石沉大海，中间一度传说稿子已经被书店丢落了，朱先生常常提到这件事，现出非常伤心的神色，以为这本书再也不会与世人相见了……”日寇侵略中国之时，许多文化工作都被迫中断了，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具体到个人，也许朱自清虽感觉遗憾，可却是无奈的。
时光流逝，一年、又一年……对于此书的出版，朱自清几乎绝望。“抗战”结束，朱自清又随校回到北平，开始了相对平静的校园生活。1947年8月，姚蓬子出现了。8月25日的朱自清日记中最末一句是：“姚蓬子来访。”时间应该是晚间。日记记录当天天气“暴雨”，没有多的一个字。仓促之间，想来也很难谈到书稿之事。可9月18、19两日，姚蓬子都出现在访客名单中。虽然看上去还是匆忙的，可想来连续两天来访，不谈及书稿似乎不可能，尽管朱自清文字中没有一点情绪表现。10月18日，姚蓬子又来到朱家，可惜这一天是周六，来客很多，日记里只能落个名字罢了。从结果看，姚蓬子的来访，一定谈到了书稿出版问题，因为两三个多月后，朱自清便收到了样书。
四
1948年元月23日，朱自清收到了标明1947年12月出版的《新诗杂话》样书。本以为不会与世人见面的书稿，竟然在时隔三年多后，一下子来到作者手中，朱自清的欣悦心情，可想而知。据见到该样书上朱自清题字的李广田记述，朱自清在样书的目录后面的空白页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表达心情的话：
“盼望了三年多，担心了三年多，今天总算见到了这本书！辛辛苦苦写出的这些随笔，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真是高兴！”高兴到何等样的程度，朱自清也有描述：“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改了一些错字。我不讳言我‘爱不释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说是‘敝帚自珍’也罢，‘舐犊情深’也罢，我认了。”这么短的一节题字，修辞造句历来谨慎的朱自清，成语、《诗经》陈句竟然接连用了四个，甚至夸张地用了四个惊叹号，那种近乎狂喜的心情，表达得再明白没有了。
题字之外，朱自清还在上面盖了两方印章。题字第一行上面，是一方“邂逅斋”的闲章，最后一行下边，是一方“佩弦藏书之钤”。这方印章，照李广田的记述：“大概太高兴了，高兴得手忙脚乱，第二个图章竟然倒置了。”在我们心目中谦谨君子形象的朱自清，有如此慌乱的兴奋情形，实在不容易见到。
《新诗杂话》收录不过15篇短论，整个篇幅加起来，用现代排版，不过130余页。（前面还有序言，后加附一篇译文）可其中谈及的内容，却涉及到诗歌的多个层面：“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诗的形式”，以及“诗韵”“朗诵诗”，诗歌发展“趋势”甚至“译诗”。文中征引诗作，更是古今中外，从《诗经》到温庭筠、苏东坡，陆游到当时的闻一多、卞之琳、冯至、孙大雨、俞平伯……外国诗作则从莎士比亚到当代的马雅可夫斯基，论及者有现代诗代表人物艾略特、庞德等，几乎无所不包。这显示了朱自清对诗歌演变发展的特别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论题很重，可朱自清的文字却很通达，问题解说也很清楚透彻。虽是“杂话”，却包含了足够的学术分量。这是我们今人写作时可以借鉴学习的，或许，这也是朱自清特别关注这本饱含心血的小册子的原因。
（转自《北京晚报·五色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