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路芳

吴文藻、谢冰心夫妇不仅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人们所景仰和怀念；他们的爱情也可谓平淡中的高扬，让人唏嘘感叹，深受教育启发。冰心高寿近百，被称为“世纪老人”，她在晚年曾风趣地回忆两人的恋爱经过，特别是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对56年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留下了爱的浪漫，更留下爱的真谛。

因错结缘

吴文藻与冰心的爱情，可谓因错结缘。1923年冰心在燕京大学女校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了“斐托斐名誉学会”的金钥匙奖，并得到燕大女校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准备赴美留学。吴文藻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学堂，要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他们的恋爱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923年8月17日，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开往美国西岸的西雅图。这艘船上云集着一批风华正茂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仅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就有100多人，还有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美女作家谢婉莹。这位23岁的才女，以冰心的笔名已经发表诗集《繁星》和小说《超人》，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不免才高气傲，尤其是面对众多追求者，她定下了“不嫁军人、不嫁文学同行”两条禁令，礼貌中透着冰凉。

冰心在贝满女中时的同学吴楼梅来信拜托冰心照顾同船的弟弟吴卓。船行第二天，冰心请同学许地山帮忙寻找，他却热心地从清华的留学生中找来了一位温文尔雅、虽姓吴却名文藻的瘦高男子。这个美丽的错误开启了吴谢的终身之旅。几个燕大的同学当时正在玩丢沙袋游戏，吴文藻受邀加入。倚着船栏，吴谢看海闲谈。吴文藻朴实无华，谈起文学却一口气列举出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的著作，问得冰心哑口无言。他直言不讳地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一席话刺痛了那颗孤傲的心，虽在横渡太平洋两星期的光阴中两人再无交结，爱的种子却已悄然埋伏。

船到西雅图，留学生们互留地址各奔东西。对于众多来信，冰心大多只礼貌地回复一张明信片，但给吴文藻的却是真诚的回信，因为“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吴文藻节衣缩食地爱书买书，每逢买到一本文学书，看过后就寄给冰心，而且在有关爱情描写部分画上重点。对这种另类表达方式，冰心也是心有灵犀。她收到书就赶紧看，看完就写信报告读书心得，“像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的认真”。双方的学问在增长，爱情也随之浮出水面。

入学两个多月后，冰心因病住进了沙穰疗养院，吴文藻乘七八个小时火车前往看望。1925年春，冰心和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为美国朋友演《琵琶记》，冰心随信寄去一张入场券。吴文藻说功课太忙不能去，第二天却意外地出现在她面前。美丽的夏天，冰心到绮色佳的康耐尔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意外发现吴文藻也在这里补习法语。两人每晚从图书馆出来，就坐在石阶上闲谈。两年的信函往来，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出现，有一天在湖上划船的时候，老实的吴文藻终于吐露爱的心声。经过了一夜的思索，冰心回复说还需父母同意，给自己留下慎重选择的余地。

1926年夏天，获得硕士学位的冰心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给冰心的父母写了一封长达6页、2700字的长信，以学者的严谨和诚恳表达自己对爱的坚定。两年多的分别，隔着太平洋鸿雁传书，既带来欢乐，也带走思念。冰心的《相思》是如此的细腻，“躲开相思/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

琴瑟和鸣

1929年2月，吴文藻博士毕业回到祖国，受聘燕京大学，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他们南下上海、江阴拜见了双方父母。回到北京后，6月15日，吴谢请来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在燕大美丽的临湖轩举行了一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仅用34元钱买来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新婚之夜他们是在京西的大觉寺度过的，找了一间空屋，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屋里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桌腿是用碎砖垫起来的。简单，却别有文人的浪漫。

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十年间，吴文藻把全部精力用在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事业上，冰心则承担起所有家务，照顾三个可爱的孩子，还要应酬两边的亲戚，维系纷繁的社会关系。冰心深有感触地写道：“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之中。”吴文藻的严谨、认真、朴实与冰心的细腻、周到、热忱相得益彰，吴家经常高朋满座，师生朋友欢聚一堂。

平淡的生活因为爱而变得有滋有味。吴文藻专注于学问，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经常在生活上闹出笑话，如把丁香树当成香丁树，去商店买萨其玛点心说成“买马”，把双丝葛的面料说成羽毛纱。冰心以宝塔诗来取笑吴文藻，“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这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不干了，立即回敬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冰心自认是“作法自毙”。有一次冰心还将自己的照片偷换成电影明星阮玲玉的照片摆在书桌上，给吴文藻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小家庭的气氛融洽而轻松。

生活并不总是美好，但苦中仍旧有乐。1937年抗战爆发，不愿当亡国奴的吴文藻夫妇，在最小的孩子吴青出生后，立即绕道奔赴大后方昆明。吴文藻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又创办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全家搬到昆明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冰心受聘担任当地中学教员，将那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庐”。1940年吴文藻到重庆工作，全家又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花6000元买了座没有围墙的土屋，冰心将其叫做“潜庐”。每座房都伴有一篇美文，还有歌乐山小桔灯的故事，处处体现出冰心的乐观善良。

战时的生活十分艰苦，孩子过生日也只能多给一个馒头吃。1942年，吴文藻生病住院，卧床不醒，一度心跳只有36次。冰心吓得腿脚发软，但第一个念头却是喝掉剩粥——自己不能倒下，还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亲属送的两只养病的广柑，榨汁后一杯误加食盐，冰心仍咬牙一口喝掉，不忍浪费半点。吴文藻自传中回忆道：“自1938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1951年从日本回国，我的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所幸他们彼此扶掖终于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相濡以沫

1946年，吴文藻赴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冰心受聘东京大学教授文学。他们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也拒绝了美国大学的邀请，毅然在1951年历经艰难返回祖国。1953年吴文藻正式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冰心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全家搬到民院家属院的和平楼居住。大儿子在清华学建筑，两个女儿听从周恩来建议攻读英语专业。1957年“反右运动”中，吴文藻、儿子吴平、冰心三弟谢为楫被错划为“右派”。吴文藻认真地检讨反省，却实在想不通自己为何会这样。

吴文藻一面痛苦地挖着“根”，一面充满迷茫和疑惑。冰心虽然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也只能鼓励他好好地“挖”，怕他心生疑云，心思更乱。周恩来派了一辆小车，把冰心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虽然不能多说什么，但十分诚恳地告诫冰心：“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十年“文革”中吴家全家八口分别在八个地方，70岁的吴谢还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种棉花。吴家终于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冰心深有体会地说：“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线’，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教育出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改革开放以后，吴文藻热情投入到重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工作中，以他一贯的严谨作风培养了新一代的民族学研究生。冰心也重新拿起笔来，以她一贯的善良情怀和优美文笔，写出清新的文学作品。1983年他们搬进中央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夫妻俩终日隔桌相望，各写各的，不时有熟人和学生来访，说说笑笑，享受着人间偕老的乐趣。1985年7月3日，吴文藻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一直昏迷不醒，9月24日，他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冰心又独自在这套窗明几净的房子里慢慢地回忆，宁静地书写。“人活着一天，就有一天的事情”，她的《我的一天》记录下一位智者的雅淡和充实。1999年2月28日，近百岁的冰心安祥地长眠了。她的骨灰和吴文藻的合装在一起，2002年10月21日安葬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里。

爱与人生

2016年2月18日，北京的天气难得地晴好温暖。我们全家专门驱车去八达岭，在陵园工作人员带领下，辗转找到小山岗上那座汉白玉纪念碑，向我们久仰的两位老人鞠躬致敬。眺望远方，群山巍峨，长城蜿蜒，公路、铁路、桥梁交错，山下已是川流不息、热闹繁忙。生活的流水是这样的湍急和多变。

每个人的故事同亦不同。被历史所记住的毕竟是少数，被时间浪潮湮没的芸芸众生都会导循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却演绎出悲喜相异的人生故事。在洁白的纪念碑旁，我想起冰心的那段话：“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在平坦的道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和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这就是吴文藻、冰心给我们留下的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真谛。

盛唐边塞诗人王昌龄那首著名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由是有了“冰心”的笔名，也演绎折射出吴文藻、谢冰心的爱情。这首诗说的是人情，说的也是人生。“一片冰心在玉壶”，因为爱，才能真，才能洁，也才能久。

（原文刊载于《群言》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