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

抗战期间，闻一多先生随清华大学南迁昆明，在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后来的史学大家李埏先生其时还在西南联大读书，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牵线昆华 玉成兼课

抗战时期昆明的生活异常艰苦。闻一多全家八口，靠他一人的薪水供养，不敷家用，常常举债度日。因城内住房租金比乡下要贵得多，闻一多无力在城内租房，所以住在昆明北郊的龙泉镇，距联大校园来回40里。他在联大上课或处理系务，每周到校两三次，因无钱坐马车，往来皆步行。闻家入不敷出，只好治印贴补家用。梅贻琦、朱自清、冯友兰等朋友具名公定润格，张挂小启：

秦玺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除，古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磨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搉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在公开挂牌治印后，闻一多在给友人的信中解释道：

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2/3收入端赖此道。

《民主周刊》也刊有“闻一多治印”广告。然而，尽管闻一多生活拮据，但有高官贵人以重金请他治印，却被严词拒绝。

李埏在联大读书时，选修过闻一多的课，在“十一学会”等活动中与闻一多也有过接触，但密切的交往还是在1944年春以后。当时李埏的中学同窗好友徐天祥任昆华中学校长，他聘请李埏到该校授课并兼任教务主任。李埏在联大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学习四年，又在云大任教，师友颇多。徐天祥想借重李埏罗致一些知名教授来校讲演，以改善教学质量，提高学校声誉。经过李埏的联络和努力，昆华中学请到了一批年富力强而学养优良的教师，还请了不少知名教授来校讲演。第一次请来讲演的是吴晗，第二次准备请闻一多。李埏先请亦在昆华中学兼课的同窗何炳棣代转此意。闻一多不仅同意，而且表示他愿到昆华中学作一个兼职的专任国文教师，条件是提供两间房舍居住。李埏深知闻一多的困窘，立即和徐天祥商量，竭力动员徐天祥聘用闻一多。徐天祥虽未见过闻一多，但也久慕其名望。他不仅同意了闻一多的条件，而且还专门拨出四间房外加一间厨房供闻家居住。

闻一多是知名学者，如今俯就一个中学之聘兼任国文教员，实在是为生活所迫。昆华中学给闻一多四间房使其一家在城内得以安身。昆华中学离联大不远，闻一多往返方便了许多。在物价一日三涨、纸币贬值的情况下，每个月的120斤米和20块“半开”滇币（云南地方政府发行的银元，是当时中国最稳定的货币）对闻家的生活有很大帮助。吴晗的《哭一多》、闻一多长孙闻黎明的《闻一多传》中对这一段史实都有记载。吴晗写道：“在前年（1944年）五四的前几个月，为了一桩事，我去看他。那时他在昆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每月有一石米、一点钱和两间房子，虽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一顿没一顿的情况已经好多了。”何炳棣则做了以下记载：

我在联大前后六年，除准备两次留美考试，回沦陷区料理家务之外，在联大真正清闲的岁月无多，平时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而闻先生又久居乡下，所以见到闻先生的机会不多。1944年春间在联大新校舍遇到闻先生，他问我的近况，我告他为解决住的问题，我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虽只一间，宿舍楼固窗明，条件还可以。他说住在乡下本来是为躲避日机轰炸，往返20余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我立即把闻先生的意愿告诉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华中学教务主任），他和徐校长喜出望外，立即决定以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楼上全部划为闻先生全家住处。我记得楼转弯处的平台还不算小，可以煮饭烧菜屯放松枝。楼外空旷，住定了后，闻师母开辟了小菜园，颇不乏田园风趣。

据李埏的回忆，闻一多名为兼课，但校长徐天祥却慷慨地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其中，20块“半开”的待遇是一般兼课教师所没有的，加之闻一多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贴家用，所以那时闻一多全家的生活并不像一般回忆文章所说的那么困难。

闻一多在昆华中学兼课仅一个学年，因他在昆华中学经常痛斥特务政治，使当局极为恼怒，促令校长徐天祥解聘闻一多。徐天祥不从，遂被教育厅免职。新的校长上任后即解聘了闻一多。此时西南联大的教职工宿舍已在西仓坡建成，学校抽签分房，闻一多很幸运地抽中了。一家人便从昆华中学迁到西仓坡，与吴晗恰好住对门，此后李埏常去拜访两位老师。

昆明罹难 绝作独存

1945年11月下旬，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在联大的草坪上召开“反内战，要和平”的晚会，到会有5000多人，钱端升、费孝通、闻一多、吴晗、尚钺等都赴会。当局不仅不接受学生们的正义要求，时任昆明市警备区司令的关麟征更公然在记者招待会上叫嚣“学生有游行的自由，军人有开枪的自由”。当局在会场四周架起机关枪、冲锋枪和小钢炮，威胁恫吓与会师生。市内交通阻断后，集会的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踯躅，在刺刀和冲锋枪下徘徊达数小时之久。消息很快传开，第二天全市各校学生相继罢课，对当局的暴力行为表示抗议，要求查办包围会场的军队，保障人身自由，更正诬蔑之词。但是当局不仅不接受这些要求，反而出动特务和军警，用棍子、石头、手枪、刺刀，沿街追打宣传罢课的学生。12月1日，大批特务携带武器闯入云大、中法大学等校殴打师生，捣毁校舍。暴徒在联大校舍前投掷手榴弹，炸死教员、学生四人，重伤29人，其状甚惨。死者四人中，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当场死去，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被炸成重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腹部又被戳三刀，昆华工校的张华昌赶来救助，头部被弹片炸破，耳朵灌满鲜血和脑浆。惨案发生，官办报纸却无耻地指责学生为“匪徒”，宣称“镇压有理”。

当局的暴行激怒了昆明各大学师生和各界民众。闻一多愤怒地说，“‘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地倒下去”。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怒斥黑色恐怖。公祭烈士时，闻一多献挽词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并为四烈士纪念碑撰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教授被当局视为眼中钉。1946年7月11日晨，西南联大复员的最后一批学生离开昆明。当局早已等待这个时机，对这批民主战士下毒手。就在当晚，民主人士李公朴在圆通街被害。朋友们劝闻一多暂时避开，以防不测，他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怎么谈得上争民主？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缩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7月15日，昆明学联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在云大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会上闻一多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

讲演激起会场沸腾，每讲一句几乎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会后闻一多回家途中即遭特务暗杀。这令李埏悲愤填膺，他本与闻一多关系密切，闻一多刻的最后一枚印章，就是给他作纪念的。李埏后来在《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中写到此事：

我很羡慕一多先生的治印艺术，但我一直没有请他给我刻一枚。原因是他桌上老摆着那么多的待刻印章，知道他已够忙累了，怎么好意思再去干扰他呢？因此，直到1946年6月间我去看望他时，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事要他帮助。我才说：“最好能得到您的一枚印章。” 7月上旬的一天，我又去看望他。他从抽斗里取出一枚章递给我，说：“我们快要分手了，作为一个纪念吧。本想刻颗石章，但手边没有好石头，还不如这颗血牙呢。”我接过一看，上刻“李埏”二字，阴文，篆书；边款小字两行，文曰：“卅五年七月，应幼舟兄嘱，一多。”后数日，他便遇难。这枚章，大概是他的绝作了。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打算捐献给某所博物馆，以垂永久，并供陈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原文刊载于《群言》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