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飞
《群言》杂志约稿，希望我写一写吴良镛先生，再三推辞不获，只能勉为其难，略述我所知道的吴先生。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1995年深秋，“不思量自难忘”，竟然已是20年前旧事。其时，建筑学院正接受桂林市政府委托，主持开展桂林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先生的及门弟子尹稚兄担纲总负责，先生是上一版总体规划的负责人，当仁不让担纲总顾问。我那时还在环境系读博士，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需要，有幸成为课题组的一员。记得出发前在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召开课题成员大会，先生亲临会场并讲话，具体说了什么已不大记得，但是那口吴侬软语却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原因是不大听得懂。桂林总体规划从1995年一路做到1998年，直到小桂林市和大桂林地区合并，又修改几轮才告结束。这期间我的人生经历了几个重大转变，一是有缘结识了我的另一半并携手走进婚姻殿堂；二是我敬爱的父亲意外殉职，永远离开了我们；三是我顺利完成博士学业，带上了博士帽，完成了父亲的一大愿望，只遗憾他未能亲睹这一刻；第四个转变，就是我决心投到吴先生门下，继续从事环境规划研究与实践。于是开启了两年与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渐渐熟悉了那一口吴侬软语，更熟悉了那一笔潇洒飘逸的“良镛体”。可能因为我有些书法篆刻的基础，先生每次在和我讨论课题之余，常常会留些时间交流书法与篆刻，他常常捻出几个名字问我，你觉得某某、某某的书法如何？或者你觉得当前有成就的书家是哪几位？我呢，总是无知者无畏地发表一通议论，也常常得到先生的宽容和鼓励。于今思之，这样的点点滴滴至为温馨。
关于先生的学术成就，报道已经很多，尤其是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以来，从菊儿胡同、孔子研究院到泰山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从广义建筑学到人居科学，从大北京战略规划到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我不想也不能在这篇小文中赘述。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几点亲身经历和感受，虽然事情很小，但因皆是真情实感，或许可帮助大家了解一个更为丰满的吴先生吧。
第一件小事发生在1998年秋天，我刚刚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不久。一天，先生特意叫住我，很关切地询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住在哪里、是否方便，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当时刚刚摆脱学生身份，从一号楼的学生宿舍搬到了新改造好的博士后公寓，这是一栋三层的老式建筑，原本是筒子楼，如今变成一室一厅的公寓，厨房、卫生间、地砖、家具一应俱全，窗明几净，比老式的一居室还要略宽敞些。我表示一切都好，生活上没有任何不便。没想到吴先生对筒子楼改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问了好多细节问题，并且还让我勾勒了空间布局的草图。这次谈话，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只当做长辈对晚辈的一般关爱。过了没几天，是个周末，我正在家里，忽然听到敲门声，打开门，先生竟然出现在门口。要知道，我住在三层，老先生那时已是76岁高龄，而且前一年刚刚因为避让学生而从自行车上倒地，摔断了大腿，尽管手术很成功，愈合得也不错，但是出院后走路还是受些影响的。此刻，先生竟然悄无声息地一个人爬楼梯来看望我这个后学晚辈，我内心的感动难以言表。老先生德高望重，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对学生和下属竟能如此关爱和体恤，百忙中还亲自登门探视，这是怎样的淳厚古风啊。至今每每想起，仍觉温馨和感动。
第二件小事也发生在1998年，那一年吴先生亲自挂帅，组织开展云南省和清华大学“省校合作”课题“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第一批赴滇西北现场调研的课题组成员近20人，分别来自建筑、水利、社会学等多个院系，我是负责生态环境专题兼调研全程的“后勤部长”，出发前到校财务预支了4万元现金，由我随身携带。要知道4万元在那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款子，责任还是蛮大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一年第一场雪来得很早，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0月28号，也就是预定出发的那一天，凌晨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清早积雪已近20公分，由于雪来得太早、太猛，树木还没来得及落叶，很多枝杈都被压断了。航班是中午1点多的，我们担心路上有状况，上午10点就从清华出发了，结果不到11点已到达航站楼。由于航班大面积延误，航站楼里已人满为患。我们护着吴先生挤到候机厅，雪上加霜的是，候机厅内的广播系统故障，航班信息无法正常播送，场面之混乱可想而知。很快有人给吴先生让出一个座位，老先生坐下来，我们也都松了一口气。我在吴先生旁边席地而坐，拿出一期《读书》看起来，时不时起身挤到信息岛询问一下航班状态。老先生则闭目养神，自始至终丝毫不为周边的嘈杂与混乱所动。航空公司中午也没有提供午饭，而方便面都卖到20元一包，矿泉水10元一瓶，我这个后勤总管实在觉得肉痛。吃过方便面，老先生依然安之若素，兴致盎然地问起我的读书生活，又讲起抗战时他在重庆读书、跑警报的经历，大意是说，较之战争年代，当下这样的混乱实在不算什么，而且很多事情是个人无法改变的，比如战争，比如暴雪，无论你生气也好、着急也罢，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往往还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直到下午三点多通知登机，先生就这样泰然地稳坐数小时，心如止水。先生的这席谈话和定力对我深有启发，后来的岁月里，每当遇到类似的局面，我都会想起老先生的点拨，提醒自己不要为无力改变的外部环境扰乱自己的内心。
第三件小事要说说吴先生对待疾病的态度。2008年暑中，先生从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工地返回北京，因连日劳顿加之暑热而罹患脑梗塞。虽然治疗比较及时且得当，终因脑部神经受损而造成半侧身体不能自如。在康复治疗的过程中，我曾多次去探望先生，每次见到他，依然是处之泰然，不急不躁，总是笑眯眯的样子，已是望九之年的先生丝毫看不出疾病的困扰。一方面他非常积极地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另一方面仍然孜孜不倦地看书、评阅论文、指导学生研究工作。主治医生多次表示，先生是他见到的心态最积极、治疗最配合的患者。我又想起十几年前那次先生大腿骨折住院，手术后腿骨上打了钢钉，外部做了固定和牵引，其苦痛可想而知。而先生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苦痛的表示，总是积极配合治疗。这些事情虽小，但是从中可窥先生内心实强大无比。
2014年对于吴先生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他先后在中国美术馆和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两个重要的展览。美术馆的展览名为“人居艺境——吴良镛绘画书法建筑艺术展”，这是对先生艺术追求的一次全面回顾和总结。博物馆的展览名为“匠人营国——吴良镛•清华大学人居科学研究展”，这是对先生一手创立和推动的人居科学研究的全面回顾和总结。人居和艺术，是先生毕生孜孜以求的两个领域，前者是先生的事业，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谋万家居”的家国情怀；后者是先生的志趣，是“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的执著追求和终身挚爱。先生在事业上的成就无需赘述，先生在艺术上的高度有目共睹。难以想象先生如何能将戛戛独造的事业追求与“游于艺”的个人志趣协调得如此和谐，并能相互促进，融会贯通。不可思议吧？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吴良镛先生。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原文刊载于《群言》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