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颜

吴征镒院士自1937年起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在植物系统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和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是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奠基人，将植物的系统演化、历史发生和现代地理分布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创性的区系地理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他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东亚植物区等一系列创新观点。他提出的被子植物起源的新观点和“八纲系统”的新方案，是中国人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东亚，从全球角度提出的被子植物演化的新见解。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研究方面，他提出植物有用成分与植物物种分布区的历史关联性思想，成功指导了我国诸多资源植物的寻找、开发利用及引种驯化等实践问题。他主编出版的《中国植物志》、《中国植被》等不仅弄清了我国植物资源的本底和特点，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

鉴于吴征镒先生在植物学及其他相关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1999年他被授予号称“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日本花卉绿地博鉴会纪仿协会“考斯莫斯国际奖”,成为世界第7位、亚洲第2位获得该奖的学者。2008年1月8日，吴征镒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吴征镒名字命名的植物就有三种：“征镒冬青”、“征镒卫矛”和“征镒麻”。2011年12月10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第77508号公报，将第175718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吴征镒星”，表达对这位卓越科学家的尊重和爱戴。

结缘草木，关情草木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话是说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吴征镒亲笔书写了这8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他经常对年轻人讲述这8个字的意义，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吴征镒结缘草木，第一位启蒙老师竟是家里的后花园。在《九十自述》一文中，吴征镒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家塾时，已因‘强记’，‘于书无所不读’，从父亲的小书房中得见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大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看图识字’地在家中对面的‘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初步奠定了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色彩纷呈、形态各异的树木花朵吸引着年幼的吴征镒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从懵懂孩童到耄耋老者，吴征镒一辈子沉浸在他钟爱的植物学研究中，践行着“极命草木”的精神。

抗战烽火中依然坚持科学考察

由于抗战局势的恶化，1938年2月中旬，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搬迁到云南昆明（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等教授带领学生共320余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经湖南湘西进入贵州，最后抵达昆明。吴征镒便是步行团11名教师中的一位。

在艰难的步行跋涉期间，吴征镒和同事们依然不忘科考工作。因为每天都要赶路，不方便带标本夹，吴征镒就背了一个方方的硬纸小盒，用来装一些小标本。当时正值冬末春初，湘西和贵州一带天气恶劣，所谓“天无三日晴”，到昆明以后，这些标本都已烂掉了。多年以后回忆起此事，吴征镒依然无限遗憾。不过，这次跋涉让吴征镒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的植被分布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有一些重要发现。比如在湘西桃源洞他们采集到一种大花、单叶的十字花科植物，到昆明以后查出来是最早由法国神父在贵州发现的“堇叶芥”，是中国特有的植物。

1938年4月底，步行团刚抵达昆明，吴征镒和其他师生就立即开始了科考。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吴征镒写道：“6月初，我就和清华八级同学熊秉信同行，雇一头驴，驮着行军床和工作用具，绕昆明郊区各村镇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他考察地质矿产，我采集植物标本，实行着科学救国。”为了考察更多的植物物种，吴征镒从昆明乘坐用木炭做燃料的“汽车”，经过3天颠簸，到大理下关，对鸡足山和苍山进行考察。

1938年底，吴征镒又赴滇西考察荒地，调查植被，采集标本，其调查结果曾于1946年在《华西边疆学报》刊出，这是吴征镒解放前的第一篇论文。

1942年，因大理县编县志，吴征镒与助教又第二次赴大理。

从1942年到1945年，吴征镒与几位青年人在昆明郊区一座土庙里，费时3年，出版了一本自写、自画、自印的《滇南本草图谱》。其中的植物绘本一丝不苟，文字全部为手写抄录，记录着各种植物的产地、特征、品性，时有拉丁文穿插其间。该图谱对包括云南白药金铁锁在内的我国传统中草药进行了学名的考订。

在西南联大生物系任教期间，吴征镒还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简陋的标本室拥有两万多号标本。从1938年到1948年这10年间，吴征镒默默无闻地抄录、整理了秦仁昌先生等从国外带回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并将文献及这些植物的世界分布和用途记录在3万多张卡片上。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和模式标本照片……在一张张巴掌大的卡片上，吴征镒用自成一体的“蝇头小楷”将各个植物的资料记录得详详细细，为后来《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基础性的依据。

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1983年，吴征镒到英国考察，英国人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以及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由于对植物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吴征镒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这样的赞誉来自于吴征镒对植物学研究的热爱和数十年的潜心积累。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中，还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局面，或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植物学研究。

吴征镒有个习惯，总是随身携带着一部相机，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就算是看上去很寻常的花草树木，也会仔细地拍摄下来。

摔跤“摔”出的“重大发现”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多种环境下的野外考察。吴征镒花甲之年时还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足迹留在了喜马拉雅山的雪峰和塔什库尔干的沙漠里。80岁高龄时，吴征镒还去台湾考察植物。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市，让他最难忘怀的是西藏之行:“当我们从唐古拉山下来时，天空是那样透明、那样蓝，背后是雪山，前面是大草原，沼泽地里牛羊成群。心胸顿时开阔，什么劳累、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非常非常痛快。”1974年，吴征镒从“牛棚”解放出来。为获得第一手资料，两年之中，他两次进藏，前后行程两万多公里。

西双版纳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也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每逢雨季，热带雨林的红土地一片泥泞。吴征镒是平脚板，又因他有“只顾眼前不顾脚下”的习惯而吃尽苦头，在红泥巴路上不知滑了多少跤。因此，大家送了吴征镒“摔跤冠军”的雅号。有一次，吴征镒在云南文山西畴考察，在密林里跌了一跤坐到了地上，同行的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担心他跌伤了。吴征镒却不急于起来，左顾右盼，突然看见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起来仔细察看，认出是锡杖兰。有了“重大发现”，吴征镒对大家说:“这里有个植物，是中国的新纪录。”

植物的保护者

早在1956年，吴征镒便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倡议。1958年，他与寿振黄先生又提出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方案。建立自然保护区，对于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95个。

新中国建立之初，吴征镒负责橡胶宜林地的考察，与其他几位专家共同解决了中国橡胶种植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使国家战略物资急需而紧缺的状况得到缓解。

中国是中草药的发源地，古代先贤对中草药和中医药学的深入研究、探索和总结，使中草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应用。吴征镒很早便涉足中草药研究领域，并注重对中草药的保护利用。“文革”期间，被关在“牛棚”里的吴征镒偶然得到一本“赤脚医生”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感到很高兴，就请朋友们帮他收集这种小册子。几年里，他一边在“牛棚”烧开水，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把5000多种中药、草药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还把植物名称和中草药名称统一起来，并在古代医书及植物学有关书籍的记载中进行考证。1983年至1988年，吴征镒组织编写了《新华本草纲要》，该书分上中下三册，共2278页，含植物药材约6000种，对繁荣中华医学宝库，使中草药规范化、科学化并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9年8月，吴征镒怀着对中国生物科学发展的深远思考，给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十分有必要尽快建立云南野生种质资源库，对其中有近期开发价值的野生种质资源进行遗传背景的分析研究，提取DNA进行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该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2007年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竣工并投入使用。该资源库的建立，是我国战略性生物资源保存的重大飞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工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我愿意把我的肩膀给大家做垫脚石”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吴征镒送给学生的一句寄语。90岁以后，吴征镒仍然坚持每天上午工作两个小时，下午工作一个小时。一旦工作起来，吴征镒总忘记了自己是个高龄老人。有时医护人员为了他的健康进行劝阻，他要么装着听不见，要么逼急了就发一点儿脾气；可工作一做完，他又笑着和医护人员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人生有限，我把我有限的时间有一分力发一分力，有一分光发一分光。”这或许可以作为吴征镒对众多评价的回答。

2007年1月，年届九十的吴征镒在力邀之下，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我的工作过去主要靠观察，现在青光眼后期，我不能再做新的工作了，能够把现在承担的《中华大典》任务承担到底，我就心满意足，更多的工作需要大家。”

2008年，当得知自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时候，这位一生淡泊名利的老科学家说：“我的工作是大家齐心协力做的居多，今天个人得到国家如此重大的褒奖，我只能尽有生之力，多带一些年轻人，带他们走到科学研究的正路上。我的能力有限，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后来居上，我愿意把我的肩膀给大家做垫脚石。”

吴征镒院士的去世，意味着中国植物学界一颗巨星的陨落，但浩瀚星空中，“吴征镒星”不会停止转动；云岭大地上，“征镒冬青”和“征镒卫矛”将长青不衰；他留下的宝贵知识财富和科学精神，将会激励一代代后学。愿天堂有草木与先生相伴！

（原文刊载于《群言》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