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荣
吴良镛先生一生从事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研究、教学和实践，成果丰硕，是建筑学界泰斗，在九旬高龄之际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可谓得其所哉。
吴老不仅是一位建筑规划设计巨匠，更是建筑理论方面的一代大师。他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可谓实至名归。
纵观吴老成就，最为人称道者，当属他念兹在兹关注着“人”的基本需求；而这，正是一个伟大建筑家最应该具备的眼界和胸襟。建筑家不光是造房子的，更应该懂得为什么造房子，为谁造房子，以及造什么样的房子。建筑家也是思想家，在建筑家心中，“人”始终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具有特殊的能动性。鲁迅有一个重要思想——“立人”，并且他把人类社会史称为“人史”，因为“人立而后凡事举”。没有了人，则一切休谈。人是如此重要，干什么事，天经地义均当“以人为本”。位列人生四大必需“衣食住行”之一的“住”——即住宅以及一切广义的“房子”——的兴建，自然应该首先考虑“人”，才能做到建筑为人服务。
可是在中国建筑界，很有些时期，包括当下，主管建筑的官方以及某些建筑学家，更不用说以赚钱为第一要义的开发商，在大兴土木之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了“人”这个最重要因素，造成了很多令人痛心的恶果，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现象。
这里的“人”，实际上指人性，既是泛称，即建筑师必须考虑到普遍的人性，也须虑及具体一群人甚至单个人的特性，才能达于建筑与人的和谐。
新中国成立后，吴良镛的老师、建筑大师梁思成向政府提出新北京规划方案，建议保留有众多宝贵文化遗迹的北京古城，可是遭到冷落和批判。今天站在高处环望北京，只见四下密密麻麻的时髦摩天大厦鳞次栉比，与纽约差不多了。北京人居住并活动在家乡北京，却仿佛置身于熙熙攘攘的大洋彼岸曼哈顿，是什么滋味儿？在举国狂躁的大拆大建风潮中，不但大量出现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动辄还来一个所谓“国际招标”，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各种怪里怪气标志性“尤物”，在古城北京比比崛起，使此地成了洋人的建筑试验场，有的干脆重犯西方国家在那边已经犯下的错误。北京还冒出那么多美其名曰“格林小镇”、“罗马花园”、“威尼斯水城”、“欧陆风情小镇”……的小区，但闻其名，便觉洋气、媚气扑面，难道居于其中的中国人、北京人，都异化成了洋人？更有中国独有的所谓“强拆”，光听这名词（实际是动词），就叫人不寒而栗……
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的宏愿，借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说，就是“让人们诗意地栖居”。诗的意境，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是给人以强烈美感的化境，多么曼妙抒情！居者有其屋，且栖居于诗的意境，便有一种主人翁感、自豪感、自由感、独立感、和谐感、温馨感、清新感、快乐感、幸福感……否则，诗意何来？如若人之于建筑产生了异化，深感被异化力量主宰，被钢筋水泥挤压着，被强行或限制迁徙，被外邦风雨侵袭着，他还有多少主人翁感、自豪感和快乐？
而人的居住地，并不单是一间间孤零零的房子。人是群居的，居住离不开环境，吴老的“人居环境学”由此产生。人居环境，即人类聚居生活之地，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也是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它与周遭环境应该是一体的、有机融合的，并且有着历史沿革关系，因此是十分协调的。“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但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和商业大潮中，既有的文化遗产、地域风貌等等，往往遭到粗暴对待甚至被破坏殆尽，使“人居环境”生态失衡，充斥着刺鼻的铜臭味而独独缺失了人文意蕴和人情味——在长官意志浓重的当下，在地方当局着意凸显“政绩”、热衷于建筑的大而洋的区域，尤其如此。
吴老作为中国建筑学界泰斗，作为1999年北京“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的主要撰写者，以其深邃的底蕴和先进理念，积极参与了北京、天津、徐州、无锡、苏州等多个城市与地区的规划研究，甚至领衔完成了“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提出“新分散集团式”布局结构，使京城形成“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总体布局，以解决城市蔓延、旧城保护乏力问题。他也参加过清华校园、北大校园、新北京饭店、北京图书馆新馆，以及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海淀中心区、中关村科技园和什刹海风景区等项目的规划设计，在北京处处留下他的设计痕迹，以致坊间有个说法：“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亲身品读过吴良镛。”但是总的说，上述设计个案，囿于条件，还不足以充分体现他的建筑理念。某些较为宏观的“规划”，多半还在蓝图之上，与城市的突飞猛进发展和商潮冲击形成尖锐矛盾，作为一个学者和建筑家，吴良镛既无权也无力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并使之实施。他也制止不了种种无序和乱来。
然而，他可以抓住机遇，巧妙地找到突破口，从旧城改造中的一个“民居点”出发，局部地实践他的人居理念——这正是他的精明之处。
吴老说：“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吴老最亮丽的“民居点”，当属他设计的北京菊儿小区。
如今，全国的旧城改造与更新如火如荼，这既是难免的，也必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建筑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北京作为首都，作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浓郁特色的传统文化名城，如何改造和更新呢？梁思成苦心孤诣“保护古城”的时代已经过去；巍巍城墙拆了不可能复原；旧城区也已拆建得几乎面目全非。然而，几千年历史积淀的古都风貌，并未完全泯灭，其魂犹存。建筑师在民居的改造和更新中，将城市历史肌理的传承和新技术、新创造、新理念有机结合，着眼于“人”的需求，打造出体现“现代古都”特色的一方“试验区”或者说“样板”，令人们目睹而不由脱口说出“这就是北京”，也不无意义。这就是吴良镛的“有机更新”论。
如今声名大噪的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近旁，有一条也是赫赫有名的菊儿胡同。菊儿胡同有一处大杂院，门牌41号。此处原是明朝一个朝廷大员的家庙，叫弘德禅林，后衍生成民居，大殿、佛堂、厢房都经改造而住了人家。以41号院为核心的周边7处大杂院这片区域，成了吴良镛的“试验田”。
这片地区房子的破、危、挤，是出名的。7处大杂院，住44户居民，人均住宅面积5平方米，最窄逼的人家，人均2.5平方米。说是“院”，其实到处挨挨挤挤着或破旧、或自建的杂乱小房小屋，院里原来的树，也被圈在居民自搭房屋里，就像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写的那样。一院几十户，才安一个公用水龙头，有的院子一个没有。上厕所，得去几百米外的胡同口。雨天家家屋顶漏水，门口进水，整个胡同汪洋一片，可比老舍笔下的龙须沟。这是北京旧民居典型的“危积漏”现象，说的就是危房、积水和漏水。年年汛期，消防和房管部门“救水如救火”，堪称京城一景。
改革开放大潮涌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GDP年年增长，领跑全球，举世惊艳；可贫民窟般的居住状况，未免煞风景，哪有丝毫“诗意”可言？所以，必须更新改造。政府既有此心，建筑家自然当仁不让。
那是20世纪80年代。菊儿胡同改造提上议事日程，但其规划方案几番被主管部门否决，原因即在，方案与古城风貌保护相抵触——梁思成痛心的呼喊，虽然当初听着寥寥，批者甚众，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却越来越被认为是先见之明，不时被有识之士提起，并引以为鉴，也算他的努力，不全白费。
北京“房改办”找到吴良镛，请他操刀“改造”这片破败院落。吴良镛欣然“领命”。早在1978年，作为建筑权威，他就参与了北京市总体规划，对北京旧城改造作了多方面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居住区整治的“有机更新”和“新四合院”住宅设计方案的思路。他跃跃欲试，要把菊儿胡同这片旧居，改造成一个“新四合院”的样板。它建成后的正式名字，叫“菊儿小区”。
改造后的菊儿小区，由几处特殊“四合院”组成。这些院落与老北京四合院，有某种内涵和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屋子四合，天井敞亮，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可亲密交往。却又有不同——南北“进院”，东西“跨院”，突破了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屋子长高了，是二层或三层的楼房，错落有致，比死板的老平房显见多姿和摩登；室内现代化卫生间、灶间一应俱有，家家相对封闭，自成一统。整个小区，着力保存了几株百年大树，又与周边老建筑不无协调。回迁到这里的原住民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感叹：居住条件与以前相比，简直两重天，住到这新房里，既新奇，却也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归宿感。生活的享乐和情趣，就是“诗”。据说好多既喜欢老北京风味，又欲享受现代生活方便的老外，也希望租住这样一套“皇城根下的别墅”。
菊儿小区改造，充分虑及了“环境”的有机协调和“人”的需要，内在地保留并体现了古都神韵，是吴老对旧城破烂民居的一次精心“局部修补”，并不是狂风暴雨式的大拆大建，改天换地，所以受到百姓欢迎。这是吴老“人居环境学”的一个最好实践，是他数十年心系民居、钟情民居的一个最佳落实。
这仅仅是一个案例，吴老的成就，当然不光在菊儿小区。但菊儿小区建成，因其开辟了旧城民居改造的新路，因其典雅新颖而不失传统风貌的设计，一时广受赞誉，名声鹊起，获奖无数——其中最响亮者，当属显赫的“联合国人居奖”。
可“菊儿模式”并没有普遍推广，其改造思路的延续和发扬光大也受到限制。这里有种种障碍，其中官方魄力和资金筹措，也许是绕不过去的两大因素。菊儿小区建筑面积2700多平方米，其规划设计费才1万元，这可是院士的作品、大师的手笔，无异于奉献。而开发经营菊儿小区的“东城区住宅开发公司”，实则是官方企业，当年为“危房改造”服务，不干也得干；它后来对“新四合院”失去兴趣，是因为菊儿小区一期“略有盈余”，二期“亏了”。如今的市场经济，越来越讲究“商业开发”，即使原属于政府的企业，也须循商业规则办事。所谓“经济效益”，正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请问，哪一个建筑师和哪一家开发商，愿做亏本买卖呢！
不过，正如当年“联合国人居奖”颁奖词所写：“吴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菊儿胡同工程中所创造的，是一个人文尺度的答案。尽管它的人口密度与高层住宅相似，它却创造了一个永恒的人与人交往的社区……”
吴良镛院士的探索，是功不可没的。菊儿小区作为一处旧城改造的突破点，其样板意义不可忽视。通过菊儿胡同，吴老的人居环境建设重在“以人为本”、关注“生态文明”的文化情怀，被更多的人所理解。
今年2月14日，吴老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国家科技领域的最高奖赏，受奖者均为各个科技领域具有顶尖成就的科学家。建筑规划学这门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学科，因了吴老的获奖而首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正如袁隆平院士因解决人们“吃”的问题而获此大奖，吴良镛院士因解决人们“住”的问题也获此殊荣，二者的科技和民生意义，同样非凡。只是，袁隆平的杂交稻得到广泛推广，吴良镛的菊儿胡同却成了“孤本”，令人不无唏嘘。当然此二者不能相提并论，也许因为，种高产稻人们容易取得共识，而解决城市改造更新和民居建设问题，则牵扯面极广，事情要复杂得多……
（原文刊载于《群言》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