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钧

华罗庚和胡耀邦，一位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他们的工作虽然不同，但是为了推动中国科学事业和经济的发展，却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成为推心置腹的知己，成为莫逆之交的朋友。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灾难，华罗庚也受到了冲击，办公室被抄，研究资料被封。 

一个深秋时节的晚上，华罗庚在北太平庄的寓所来了一位客人，他们随即坐在客厅的一张方桌旁倾谈。随着谈话的深入，两人越来越凑近到桌子的一个角上。 

“你可否谈谈这几年来到乌蒙山区、大渡河畔、白山黑水，把数学应用于实践的情况和体会？” 

客人诚挚、关心、支持和细致入微的态度感动了华罗庚，他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倾诉。华罗庚说起了他的经历和变化。他说，他是一个单科独进、自学出身的人，数学总算学了一点，而其他学识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羡慕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他们对数理化、天地生各门学科都有起码的常识。对他来说，到实践中去，这是不容易跨出的一步。但事实上也不是想像中那么困难，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事。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和共同心愿，就可以众擎易举，众志成城。何况还有像今天和他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关怀他、鼓励他、支持他、指引他的人呢！难道学术权威的浮名，反而会妨碍为人民服务的宏愿？ 

客人在静听着。他们的心在共鸣，脑在同想，越谈越细，越谈越深。客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今后你的工作打算是什么？华罗庚脱口而出：“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大平衡”。客人沉默了片刻说：“我赞成你的方向和到实践中去找课题的道路。但是你所提到的12个字，能不能改动一下？其中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一切事物都在发展，所以最后3个字可否改动一下？”客人的态度平易近人，用的是商量的口吻，并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来帮助他思考。于是，华罗庚想到把“大平衡”改为“策发展”。客人点头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中，“策发展”比“大平衡”确切得多，积极得多。 

华罗庚以后在文章中说：这位客人就是启发我们到生产中去找问题、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的人，那时一位普通的明白人——胡耀邦同志。 

时间前进了10年，华罗庚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82年3月，华罗庚因为有重要学习任务，未能参加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3月21日，他写信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表达了自己对胡耀邦同志在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拥护和体会。信的全文如下：

耀邦主席同志：

由于我有较重的学习任务，未参加科学院的工作讨论会，今天刚见到李昌同志传达您对科学院工作的五点意见稿，其中有一段： 

“去年在接见学部委员讲话时，我事先估计到，我有的话可能不那么受欢迎。果然，当我说到要到生产实际中找课题时，当场没有人鼓掌，事后也没有什么反响。” 

我现在补鼓一掌，举手赞同。当然可能是孤掌难鸣，反响不大！ 

早在1972年您就知道我的心意。毛主席、周总理也都一再支持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周总理做了不少具体布置，即对我岗位所属也作了深远考虑。在科技大学搬往合肥的时候，他指示我不要去合肥，把关系转到人大常委会，并指示继续搞统筹方法的工作。就这样指引我走了与以往不同的方向。继之，在试点、推广等方面他又做了不少具体布置。周总理不让我归科学院的用心，不仅在于保护我个人，而是用意深远的，与您的“事前估计”，是所见略同的。事实也证明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对你们的反响如此，我的处境不必说了。缅怀先总理，感慨系之。 

当然一种风气的形成非一朝一夕。当年学习苏联，苏联科学院向我们公开的是一面，在我和有些院士熟了之后，发现还另有一面。资本主义国家来访问我们的专家大都是理论方面的，即使有应用专长的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告诉我们。我们出国访问走马看花，也绝不会学到先进技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是私产，靠此营生，绝不会无条件奉送。在他们不可能向你学到什么的时候，他们绝不可能向你介绍他所研究的问题。 

回国的华裔科学家也多是理论家，强调自己专业，不从全面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考虑居多。直说一句，领导的厚待、接见往往造成国内重视他们专业的偏向，国内也有些人助长这一偏向。这次讨论时，有人提出陈景润同志再多些，中国仍没有办法。实质上可以同样对许多美籍学者所搞的著名工作也未尝不可发此一问。当然这样看法是不能同意的，诚如你所说的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心胸是非常开阔的，养若干位、几十位或更多些学有专长为国争光的人，有什么不可。但大多数还是要为生产提高服务的。更不可以外国人一言九鼎转移了我们的方向，干扰我们的计划。统战是一回事，我们“自主”又是一回事。加之，他们所了解的我国实际并不比我们多些，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不比我们强得太多（保密的除外）。 

外因如此，再谈内因。从“生产实际中找问题”不但不容易，而且有风险。在书斋中从文献到文献，每年写几篇文章没问题，并且即使一篇不写，也混得过去。在实际中，只有解决得了问题，或否？容易漏底，原来还是权威学者，解决不了问题是否有失面子？何去何从？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那就更是阻力重重了。如果考虑到祖国相适应的问题和方法，那就更困难了，何况还有人评头品足呢？（这样的人往往是理论实际双落空的人） 

再谈些个人体会。首先决心不易下，再则理论联系实际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以往我搞一个理论分支三四年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搞应用（并未放弃理论）已20年了，才略窥门径。在十年浩劫期间，尝到甘苦，虽受迫害而心肌梗塞过，但谤兴毁至浑不怕，能为人民甘如饴。 

再选国外二例渎听，供参考。在法国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国歌声中，对我工作除纯理论的评价外，在应用方面他们认为有极端的创造性的，是西方与东欧学者所未有的。再如，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应用数学专家Pollock博士建议出版社发行我的应用数学专著，并建议黑龙江省写一部数学在林业上的应用的专著。这是美国数学家访华团到黑龙江亲自了解到的结果。当然能否出版，还要看写作出来后才定。但外国出版社商请中国小学毕业生写书，未始不是创举，也显示社会主义的特点。 

1980年1月，曾给党组织写信说明有生之年屈指可数，愿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数学应用；（2）理论研究（这也是应用的基础）；（3）把十年浩劫期间“偷”、“抄”、“散”的手稿，回忆一些写一些。年复一年，更时不我待矣。 

总之，您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为其不能实行而着急。在发展时有过能为人民（生产）尽一分力的喜悦，在拂逆时，也有过一筹莫展坐困的苦恼。但愿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教遗策而努力，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谨　致

                  敬　礼

华罗庚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胡耀邦同志收到华罗庚的信后，很快回了一封亲笔信，信是用毛笔行书字体写的，字如铜钱大小，遒劲潇洒，全文如下：  

罗庚同志：

你三月二十二号给我的信，几天前我就看过了，因为忙于应付其他的事情，没有及时回信，非常抱歉。你信上谈到的许多看法是很对的，我已经把你的信转给了方毅、李昌、卢嘉锡同志，请他们重视你的这些见解。 

至于你谈到今后过重的打算，我倒有点不放心。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你那些被劫走失散的手稿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创见，能不能夹在其中叙述呢。完成了它，我认为就是你在科学中的超额贡献了。 

科学的门路非常广阔，但科研功夫必须坚实，我们这些门外汉并不反对有些同志继续作纯理论性的研究，去探索还没有为人认识的新领域、新原理。但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 

我没有看过《圣经》。前些天偶然看到一本小册子上引用了它上面的一个故事：古代巴比伦人决心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触怒了上帝。上帝想使这些梦想上天的人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吵不休。结果，使这件事成了泡影。 

现在，中国人接过了巴比伦人没有实现的理想。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能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为这个工程而英勇献身呢？如果能，我以为，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而就的。信写长了，祝你近安！ 

胡耀邦 

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 

 

1983年初，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和我到华罗庚先生的家采访了华老。华老给我们看了胡耀邦同志的亲笔信，他激动地说：“胡耀邦同志这封情词恳切的信，意味深长，我每读一次，都心潮难平，它给我们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航向。团结起来，为建造我们的通天塔而献身，这是我们每个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啊！” 

数学，一向被人们尊称为科学的皇后，而数论，则是皇后顶戴的皇冠。靠自学成才的华罗庚一开始就向数学的巅峰挺进，上个世纪40年代初他完成的《堆垒素数论》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数学名著。其后，他在数论、典型群、调和函数、多复变函数、偏微分方程、数值积分等各个数学分支陆续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为世界各国数学家所注目，是公认的第一流数学家。 

从 1959年开始，华罗庚转到研究应用数学和数学的推广应用。这是和他一贯持有的创新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数学一直分为理论和应用两大派系。搞数学理论的往往看不起搞应用数学的；而搞应用数学的则认为搞数学理论的只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两者几乎难以想容。华罗庚在回国之初就想将二者统一起来，但是当时理论之风盛行，难以实现。到了中国科大，他感到有了这个条件，于是带领一批年轻的助手，开始了新的征程。 

他先从推广统筹法开始，而后发展到在工农业生产实践中去推广统筹法、优选法（简称“双法”），并且确实收到了明显成效。他的这一变化多次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和表彰，毛主席曾两次亲笔写信给他，周总理、胡耀邦同志也都多次给他以支持和鼓励。因此，他下定决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记得1975年初他从大庆回来后对我说：“在回国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和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科学工作者一样，仍习惯于灌注式的教学和经院式的科研，在课堂上讲的是‘厚本本’、‘大套套’，在书斋里钻研的是别人越不懂越玄妙越好的学问，这种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的道路，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越来越不相适应。”我深信他的这种想法是真诚的，是出自内心的。这是他在数学研究中的第一次转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研究方向又进了一步，是把数学研究和宏观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使数学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转变是胡耀邦同志启示和指导的结果。这条道路用通俗的语言概括起来就是前文提到的12 个字：“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策发展”。应该说，这是华罗庚数学研究的第二次转变。 

他的这一转变表现在他努力撰写的专著《数学方法和国民经济•前言•中论》中。当时他已经因心肌梗塞住过两次院，身体状况很差。他在《“从事国民经济与数学方法”研究的原由》一文中写道：“照目前看，经济学中有些概念远不能符合马克思所认为的‘在高等数学中，他(这是法拉格指马克思)找到最合逻辑的，同时又是形式最简单的辩证运动’的标准，即以往所说的平衡。何谓‘平衡’？‘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这一规律的数学描述如何？按比例增加，生产各部门之间怎样的比例才是我们该按的比例？高速度发展，当然是指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最高能够达到多高，能否算得出来？”这就是他企图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数学是能够解决这些经济学中的问题的。 

在和他的接触中我感到，他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走这条研究道路，是和长期激励他前进的力量——创新紧密相联的。他希望通过这一创新道路，争取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中是没有数学奖的。于是，当今世界不少数学家转向研究经济学，因而获得诺贝尔奖。华老曾经多次对我讲过美国数学家德布鲁转向研究数理经济学， 从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故事。华老是十分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争取诺贝尔奖，为祖国作出贡献。1985年6月华罗庚访问日本，6月12日下午他在东京大学演讲的题目就是《数学的理论、应用与普及》，他从他50年代的3本书讲起，一直讲到80年代把数学应用于宏观、优化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每一个时代又分为理论和普及两部分。很不幸，就在这次讲演即将结束时，他突然倒在讲台上，这一夙愿未能实现。 

华罗庚逝世后，他的家乡江苏省金坛市金坛中学的段校长找到我，说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数学家，决定将华老的母校金坛中学改名为华罗庚中学，想请胡耀邦同志题写校名，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当时，民盟中央宣传部正在编辑《华罗庚诗文选》，也想请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我把这两件事向时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的胡德平同志作了汇报，并将有关资料送给他，希望他能帮助一下。胡德平同志十分认真地考虑了我们的请求，将我写的信和资料送给了中办。一个星期后，我就收到了中办寄来的胡耀邦同志题写的两张条幅，一张是“华罗庚中学”，一张是“华罗庚诗文选”。我高兴极了，没想到这件事能办得如此迅速和顺利，也十分感动胡耀邦同志对华罗庚的深厚情谊。 

《华罗庚诗文选》已于1986年出版，金坛中学也于华罗庚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更名为华罗庚中学。 

今年是华罗庚先生百年诞辰，又是他逝世25周年。胡耀邦同志也已去世21年。但是，胡耀邦同志题写的“华罗庚中学”五个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至今仍然镌刻在江苏金坛华罗庚中学的大门上端。每当年轻的学子们进出学校大门时，都会凝视这五个金色大字，在他们心中自然会荡漾起对两位老爷爷的崇高敬意和怀念：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一位是中国杰出的科学家。

（原文刊载于《群言》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