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热衷于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史研究的收藏者，在没有看到几张1930年代的泛黄旧报纸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就已经有了“健康儿童”的竞赛。而当我有幸结识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世界银行顾问彭运鹗教授，亲手触摸到被珍藏了80多年的几张老照片和旧报纸时，我的心中顿时生出一种被震撼的感觉！

彭运鶚获得“南京儿童”时与父母合影（1934）

照片中有一家三口的合影，男主人身着西装，抱着一个敦实的男孩，女主人身着旗袍，捧着一座奖杯。另外一张只有那位小男孩，上身着白色西式上装，下着白色西式短裤，脚上穿了一双系带皮鞋。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副黑框白底的“贺幛”，上绣四个大字“民族之光”。在他的右面是一面锦旗，上书“南京儿童”四个大字，左面也有一幅稍小的锦旗，上书“后起之秀”四个字。

我的目光立刻被这几张从未在任何场合出现过的照片所吸引，马上意识到它们一定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绝对是具有文物价值的珍贵资料。待到彭教授给我缓缓道来照片背后的故事，我的预感完全被证实。

这原来就是1934年4月20日，在民国首都南京举行的“南京市婴儿健康比赛”的真实留影，照片上健康的男孩子就是这次比赛的优胜者，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彭运鹗“小朋友”。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出席颁奖仪式的嘉宾有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1897—1969），这位曾经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应该不会想到，在他面前的这个“南京儿童”彭运鹗日后也会成为清华学子，并以此为起点，为振兴中华作出重要贡献。

一、健康儿童彭运鹗

其实，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西方的各种先进生活理念就开始通过不同渠道进入刚刚从“帝制”解脱出来的古老中国，其中也包括旨在推动儿童成长的“健康儿童竞赛”。在20世纪初，无论中外，健康儿童竞赛都还是新鲜事物。根据史料，中国最早的健康儿童竞赛是1919年由基督教女青年会按照美国竞赛模式引进，起初只在上海举行，后来发展到南方几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才被迫中止，从此销声匿迹，以至于后人很少知晓。

在当时普遍贫穷、落后的中国社会中，能够达到西方健康儿童标准的中国儿童当然微乎其微，但即便如此，这类竞赛所包含的理念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意义依然不可低估。正如当时报纸所言：“儿童之健康，关乎国家之强弱。故于婴儿健康比赛之举行，未可以普通比赛而视之，甚或较全国运动会更为重要”。因为有了这样的共识，所以这届南京“儿童健康比赛”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在那幅写有“民族之光”的贺幛上落款的是当时民国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1890—1961）先生，在“南京儿童”锦旗上落款的是时任南京市市长的石瑛（1879—1943）先生。而要说起这两位先生，在民国历史上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此乃另话，在此不提。

彭运鹗获奖报道（1934）

回头再来说培养了这位“健康儿童”状元的父母吧！其父彭先捷（1902—1985），当时在中央大学文学院任讲师，抗战时担任过驻美大使胡适的秘书，以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任英语教授，是著名的江西籍教育家。其母俞祚慈，1928年毕业于上海的新华艺术大学，当时在一所实验学校任教。就是这样一对知识分子夫妇，以当时颇显超前的育儿理念养育了一位健康的宝宝。按照当时媒体采访的报道，他们的主要育儿经验就是：“饮食有节律，不吃杂食；睡眠有纪律，规定时间”。也就是说除了一日三餐，尽量不吃零食；而睡眠则是保证睡眠时间，该睡就要睡，该起就要起。这些育儿经验即使放在今天，也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

“南京小孩”彭运鹗的幼儿时期无疑是幸福的，但这种幸运在20世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十分脆弱。就在他六岁该上小学的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无情地打破了所有人的正常生活。南京陷落前，彭运鹗的母亲也和千千万万手无寸铁的难民一样，带着他和弟弟妹妹开始了逃亡生活。在那些偏远的乡村，只要能暂时安放下平静的书桌，母亲就像一位全科教师，教他念书、算术等基础课程。

在生存尚且难保的战争年代，这所时断时续的“抗战母子乡村小学”，却做到“刚毅坚卓，文脉传承”，难能可贵。而当年的“南京儿童”彭运鹗在颠沛流离中不负母望，学业竟成，待八年抗战结束，不仅长成了大小伙，而且还考入著名的“苏州中学”高中部！

1948年夏，彭运鹗又考取了当时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开始了他的大学学业。然而两年过后，时局大变，新生政权关闭了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象征”的这所教会学校。好在当时的清华大学还承认这所著名大学的学分，因此他于1950年转进清华大学经济系，成为一名清华学生。

那时清华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陈岱孙（1900—1997)先生。在其后两年求学中，彭运鹗研习了清华经济系的主要课程，并幸运地成为陈岱孙在清华的“关门弟子”之一。因为在不久之后进行的“院系调整”中，清华被改变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陈岱孙也随着文理学科的被调整而离开他一生钟爱的清华园。

最让彭运鹗念念不忘的是陈岱孙讲授的《财政学》， 在这门课上，陈先生融会中西、贯穿古今、会通文理，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先秦诸子到马克思，把各个学派对国家以及公共财政的理论概念，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帮学生分析鉴别，获其精华。陈先生的授课，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自然令学生倾倒，而学术研究中秉承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批判思维，则让学生们受用终身。

时至今日，彭运鹗都清楚地记得，彼时刚从“旧清华”转身的陈岱孙先生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他只是坚守清华学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一个学派，希望学子们通过广泛的学习，在各类学说中提取科学精神，在追求真理中奠定治学根基。他曾邀请中国最早翻译《资本论》（三卷本）的经济学家郭大力（1905—1976）先生，来清华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清华学子耳目一新。或许当时的彭运鹗对陈岱孙的意图并不理解，但在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之后，他对陈先生的良苦用心却是由衷感佩！

1952年夏天，彭运鹗从清华经济系毕业，而那时国家开始全面地按照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运行，他所学的那套经济理论知识已无用武之地。因此在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辗转任教于铁道部系统在北京、兰州、上海的三所大学，教授的只是那时完全被“边缘化”的英文。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像彭运鄂这样家庭背景和经历的知识分子，要想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能够独善其身，一定需要非常坚定的人生信念和高超的处世方法，否则难免被一个又一个政治漩涡卷进深渊而万劫不复！值得庆幸的是，“书香门第”良好学风在彭运鄂的内心根植了“人总要读书、人总要敬业”的信念，让他在大多数人都在政治跟风中疲于奔命的时候，能够谨守教书育人的本分，默默地做着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事情，最终以一个“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躲过了所有的政治劫难，迎来了他的人生新起点！

三、不愧为陈岱孙的好学生

1978年后，中国逐步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百废待兴，而非常关键的是要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而那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可怜的几亿美元。1980年5月15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正式恢复了中国在世界银行的代表权。同年底，国家财政部与世界银行合作在上海举办了首期“世行贷款项目中国高级干部培训班”。

在经过几十年对外封闭的状态下，当时不要说如何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搞建设，就连能够准确地翻译经济学词汇的人才国内都无处可觅。最初从上海外语学院请来培训班做翻译的都是英语文学教授。结果发现，这些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们，英语很好，可是不懂经济。最基本的概念，比如：Marginal Utility(边际效应)，被翻译成“边角余料的用途”。学员们听的“一头雾水”，世行官员也是哭笑不得。

这个时候，有人想到了“清华经济学专业背景，英语能力也很强”的彭运鹗，于是让他以翻译的身份参加培训班的工作。正应了那句“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彭运鹗不仅以精到的英语能力完成了课堂翻译工作，而且用他在清华打下的经济学基础，辅助世行授课教师完成了教学任务，学员反映好，组织方满意。最后财政部决定聘请他担任这个培训班的中方班主任，并且在此后举办的几期培训班中，他都被延聘，直到1985年被世界银行邀请作为特约顾问，远赴设在美国华盛顿的世行总部工作。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已经从世行的主要贷款国变为第三大股东国，似乎已经“不差钱”。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与世界银行的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世行当初累计超过50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以及发展理念上的启蒙，中国经济起飞的效率将会大打折扣。而在这其中，彭运鹗教授不仅是中国与世行合作历史的见证人，更是这段历史的直接参与者。

彭运鹗教授给学生授课（1980年代中期）

在回顾这段至关重要的人生转折往事时，彭运鹗感触良多。令他始终感到幸运的是，曾经在清华经济系的课堂上得到陈岱孙先生的“耳提面命”，曾经在陈岱孙放满书的那间办公室中得到大师的“答疑解惑”，这才有了让他受用一生的自信与本领，让他后来能在“世界银行”大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70年光阴闪过，让彭运鹗最感欣慰的是，他没有辜负当年陈岱孙先生的教诲，没有辜负在清华园的宝贵求学时光。在别人的所有赞誉中，他最愿意听的一句是“彭运鹗不愧为陈岱孙的好学生”！

四、汪道涵慧眼识才

彭运鹗先生的人品与才华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在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历史机遇中显露，但这远不是故事的全部，而仅仅是一个开始。就在他担任“世行贷款项目中国高级干部培训班”班主任期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1915—2005）先生有一次到班上作报告。在与彭运鹗的接触中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因此邀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坐”。在汪老办公室，从经济学聊到人生经历，从圣约翰聊到清华，从事业聊到家庭，一个雄才大略思贤若渴，一个学者本色德才兼备，年龄相差十五岁的俩人相见恨晚，从此成了难得见到的莫逆之交。

在彭运鹗被世界银行所看重，担任特约顾问的过程中，也始终得到汪道涵的全力支持，他对彭运鹗说过：“一定要学好世界银行管理巨额资金的理论和方法，这是我们最缺乏的。钱，现在我们要向他们借，但随着经济发展，我们会有的。但是有了钱，如何管理好钱，将是我们必然遇到的大问题。你到世行要学会怎么管钱，国际金融可是门大学问。”这番话就是放到今天，也仍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汪老远见卓识，胸怀宽广，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由此可见一斑！

彭运鹗陪同汪道涵（左）接待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2002）

就这样，彭教授在1980年代中期到华盛顿担任世行特约顾问，又被聘为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经济学家，帮我国争取到数笔优惠贷款，为世行在华开拓了业务，赢得了国际声誉，并建立了广泛的国际人脉。

他的足迹从中国出发，曾遍布世界几大洲，美国哈佛大学（HU）、加州圣荷西大学（SJSU），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澳大利亚查理斯窦大学（CSU）等国际知名学府都留下他讲学的身影。但在1987年汪道涵先生向他发出召唤时，彭运鹗毅然放弃了在世行工作的优厚待遇，义无反顾，迅速返回上海，担任汪老领导的“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开放研究小组”顾问。他充分发挥渊博的学识和在世行积累的广泛国际人脉，直接参与制订浦东开发方案，为19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彭运鹗除了连任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之外，还担任了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同济大学世行研究中心主任等多个学术职务，为上海乃至中国的持续发展竭尽全力。

五、精辟诠释上海城市定位

彭运鹗作为经济学家的另外一个骄人杰作就是参与了上海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全过程。彭教授运用世界银行专家的影响力，在申办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2002年3月25日，在国际展览局实地考察申办国的过程中，彭运鹗代表中国向考察团陈述了总额30亿美元的上海世博会投融资计划，获得高度评价。在2002年12月的世界展览局第132次成员国大会上，上海终于成功申办，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

彭运鹗获得上海世博会《荣誉纪念证书》（2010）

在申办过程中，彭运鹗又一次发挥精通英语的特长，以西方人士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上海，将上海的英文解析为：Shanghai is a city of Service, High-tech, Art, Nature, Globalization, Health, Aspiration, Information，各词首字母恰好组成“大写的”SHANGHAI。这一创意启发了人们对上海的全新定位：“服务的、高科技的、艺术的、自然的、国际化的、健康的、有毅力的、信息化的城市”，巧妙、直观地描述了上海努力要达到的城市形象，给国际有识之士留下深刻易记的印象，令人拍案叫绝！

前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右）与彭运鹗（2002）

此创意得到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的大加赞赏，笑称：“老彭，你可申请专利。”彭教授嘻答，“供上海人民免费使用。” 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之后，彭教授获得了时任世博会组委会主任王岐山和执委会主任俞正声联名颁发的“荣誉纪念证书”。

六、不忘恩师 老骥伏枥

屈指算来，如今的彭运鹗已经是“90后”，然而他仍然精神矍铄，他依然没有停下思考和工作的步伐。面对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给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带来的急剧变化，他依然尽其所能，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做到这点，彭运鹗最想感谢的当然是清华体育泰斗马约翰（1882-1966）。从他饱含深情的讲述中，我又一次听到“马老师穿一套灯笼裤的西服，戴一付蝴蝶领结，在大礼堂台上边讲边跳，教年轻学子如何锻炼，如何保健”的经典佳话。彭运鹗按照马先生教授的“洗澡应该热水冲好以后，要用冷水突然冲洗，这样长期锻炼，毛孔收缩力就强，不易感冒”的方法身体力行几十年，一直坚持到80岁之后才把“热水换凉水过程”改为“渐进”。

活跃在国际讲堂上的彭运鹗教授

彭运鹗的长寿秘诀就是“平和、平衡”，他的兴趣就是教书育人。到了80岁之后，他还在同济大学给国外几所知名大学，如美国德州大学（UTA）、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法国巴黎ENPC大学的EMBA高管班学员，以及国际知识产权局代表团授课。他的82岁生日就是在课堂上度过的。直到今天，他仍担任上海市外文学会的顾问。

回首往事，彭运鹗最想感谢影响他人生的两位大师，“一位是陈岱孙，他教会我如何治学；一位是汪道涵先生，他教会我如何做人。他们两位老师对我这一生影响最大”。他特别强调，“听陈先生讲课的笔记，七十年了，我还保存着”。

彭运鹗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6）

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人生苦长，几多风雨沧桑！八十余年前的“健康儿童”，能够在一生中取得诸多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佳绩，还能在耄耋之年奋力前行，这需要多少天时、地利、人和，又需要多少坚持、选择、放弃！彭运鹗教授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奇迹，不能不让人心生佩服、心生感叹。我们衷心祝愿这位昔日“健康儿童”生命常青，心如赤子；益寿延年，长乐未央。这正是：

健康儿童今安在，大师之恩久感怀；

读书敬业真本色，学者人生放异彩！

（2021.09.15 修订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