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怡  方鸿辉

儿时的人文学养

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无锡鸿声镇七房桥村。祖父和父亲都是贫穷的乡村教师，生活虽清贫，对学问却孜孜以求。钱伟长至今清晰地记得，每到夏天长辈们都要将省吃俭用购置的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和欧美名著等晾晒，童年的钱伟长耳濡目染，增长了对人类文化的崇仰之心。

上大学前钱伟长从未穿过一件新衣，生活清贫，营养不良，致使他小时候体弱多病，18岁考进清华时，他是全班最瘦弱、矮小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钱伟长真正上学不到5年。因此，一进苏州高中，他便格外努力。好在他得到了许多有造诣的恩师不吝指教。经过3年似痴如狂地努力，1931年夏，钱伟长在高考中以中文和历史两门学科100分的成绩跨进了清华大学。记得那年清华大学的语文考题是《梦游清华园记》。钱伟长从没到过北京，更遑论游清华园。但他大胆想象，洋洋洒洒写就一篇450字的赋，得到了满分。但他的其余四门课——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却只有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因为从没有学过，考了0分。

弃文学理的抉择

钱伟长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呼吁各界抗日。当天，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毅然决定弃文从理。

至今，钱伟长记忆犹新：“我听了这消息就火了。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就自己造！我下决心不学历史了，要学造飞机大炮。有老同学告诉我，你进物理系吧。但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怎么也不肯收我。”最后，吴有训只能通融：“你那么坚决，给你试读。可有一个限制，现在想进物理系的学生太多了，在一年中，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必须都达到70分。”这番话为日后人类工程物理造就一位天才提供了通道。为此，钱伟长不得不拼命学。

对这段求学历程钱伟长记忆犹新。那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等多名讲课精彩且实验投入的知名教授；系里又经常有研讨会，还时有欧美著名学者来校访问演讲，让学生有缘与大师交流，洞悉了物理学最前沿的景观。在恩师的鼓励下，钱伟长在数学、物理、化学诸领域都建立起较广宽的基础，苦读4年也让他变成全班物理学得最好的学生。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清华6年，原本瘦弱的钱伟长成长为强壮的校田径队和足球队队员，这一阶段形成的对体育的钟爱也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

1939年8月，钱伟长和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学孔祥瑛在昆明西南联大结婚，3周后，中英庚款会公布他和林家翘、傅承义、郭永怀等9位西南联大同学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

留学起程一波三折

1939年9月2日，中英庚款第七届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钱伟长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从王竹溪那里借到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于是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苦苦埋首数月，他终于成功。

3个月后，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准备时，他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钱伟长回忆道：“当时，我们一行登上了俄国皇后号，中英庚款的负责人把护照发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息船3天，可以到横滨去玩玩。一看签证，我们就火了，日本占领我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里干什么？当场有留学生就把护照扔进黄浦江里了，22人全下船了。最后，那位英国人承认了错误。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

1940年8月初，庚款会再度将钱伟长等留学生召集于上海，坐邮轮赴加拿大，9月中旬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始了艰辛的留学生涯。这也是多伦多大学首批接受中国研究生。

留学海外 科研多产

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的辛祺教授。师生第一次见面，辛祺教授就发现自己和钱伟长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只是导师宏观学生微观而已，尽管当时所得到的结果还不能统一，但深信既是同一实质，必将统一。也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即决定师生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祝贺冯•卡门教授60岁诞辰。祝寿论文集于1941年夏季刊出，共24篇论文，作者均为二战期间集聚北美的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等，钱伟长是惟一的中国青年学子。这一旗开得胜之举增强了他的自信和中国留学生的知名度。经过一年努力，钱伟长打通了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通道，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1942年底，钱伟长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他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课题。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这几年的留学成了钱伟长一生科研的多产期，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到祖国。

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伟长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取得回国权。1946年8月，他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清华园，在母校当了一名普通的教授。9月，爱妻祥瑛携已6岁的儿子元凯赴京，钱伟长才第一次见到儿子。那年月物价飞涨，作为穷教授的钱伟长入不敷出，只得告贷度日。

钱伟长深情地回忆：“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金。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跟我说，美国特区研究所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但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的困难。于是要到美国大使馆签证，对方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钱伟长反复强调。

为了生活，更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新中国成立前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校有关力学的大部分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自身的科研领域不懈努力，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1956年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

满腔热情为中国科技腾飞

钱伟长的社会兼职也令他忙得不亦乐乎。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值得关注的是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还花大量精力参与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也就是在规划研讨会上，周总理公开赞誉钱伟长、钱学森和钱三强为“三钱”。1953年，钱伟长还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是没有打乱自己的科研节奏，凭着让新中国科技早日腾飞的满腔热情，几年间他还是成绩卓著地发表了20多篇科研论文，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

丧失了26年的珍贵年华

作为教育工作者，钱伟长很有见地地主张：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教师除了结合生产实践，还必须通过科研工作不断扩大知识面，才能教好学生；在教学中教师不只是传授知识，而且要指导学生了解这门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大学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不能设想许多知识都要在学校里由教师一一讲过，因为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钱伟长还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养出来……这些因与当时盛行的苏联教育思想背道而驰，而在清华大学引发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大辩论。为了回答各方责难，钱伟长于1957年1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谁料到很正常的教育理念的论争却在当年6月的“反右”运动中，以政治结论而告终，钱伟长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并由此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家庭也遭牵连，儿子元凯尽管成绩优秀也与大学无缘……

1960年钱伟长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并没有恢复正常教学工作，酷爱教学与科研的钱伟长只能转入“地下”。一些懂行的专家请他开设了各类讲习班，听讲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而且都是系统讲座，常连续开讲数月至半年，为我国应用数学和力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当年的听讲者中不少人已成了我国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甚至成了院士。钱伟长除了“地下教学”与“地下科研”外，还顽强地进行“地下咨询”：在李四光的恳求下，钱伟长研究了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增强方案……

令钱伟长痛苦的是，1964年他总结十几年的科研结晶所撰的创新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运用》竟被《力学学报》以“不宜发表”为由而退稿。4年后，日本学者鹫津久一郎在美国出版的《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才表达了相似的论点。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钱伟长除了皮肉受尽折磨，精神痛苦更是苦不堪言。书籍资料大都散失，科研教学根本无法进行。但是钱伟长坚信，这都是暂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这样长期混乱下去，总有一天要恢复建设”。他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只是春天盼秋天，今年盼明年，没想到这一盼就是10年之久。好在1970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伟长有幸接受了接待国际友人的外交任务， 1972年，钱伟长又有机会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他的境遇出现转机。

拆除隔篱 教研相长

1979年夏，党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55名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者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其中钱伟长是还活着的7人之一。1983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终于解脱桎梏，重新获得了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的全新条件，从而开始了人生新的起点。

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钱伟长就倡议“拆掉四堵墙”： 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为此，他抓师资队伍建设，抓科学的学制建设，抓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抓学校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

1980年，钱伟长率团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中文计算机会议，并公开表示：“中文计算机将由中国人自己搞，我们自己将做出世界上最实用的、最优化的中文计算机来。”由于钱伟长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汉文化根底，在1985年他独创了宏观字形编码法，俗称“钱码”。“钱码”以高速易学闻名于世，为IBM机所采用，并获得1985年上海科技发明奖。

1980年后，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也日益增多，相继当选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副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编审委员会委员等。这20多年来，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多彩的政治社会活动，广阔的学术天地，使钱伟长的生活更富有意义。这位可敬的老人自担任上海大学校长起，没拿过学校一分钱薪金，在上海也没有自己的房子。虽然岁月催人老，但是钱老欣逢盛世，仍夜以继日地发奋工作，以补偿被失去的26年珍贵年华。

抢救濒危记忆 积累科学文化

2004年3月12日，钱老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编研出版《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系列，这项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2006年《概览》被立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有鉴于《概览》对于传播科学、创造未来的划时代意义，笔者为此再次采访了钱伟长院士。

2008年初夏的上海潮湿闷热，但跨入上海大学绿荫包围的乐乎楼钱伟长院士的居所，笔者的心归于平静。只见96岁高龄的学界泰斗精神矍铄地坐在棋桌旁，双手各执黑、白子，全神贯注地自我对弈。

当秘书把笔者的来意向钱老通报后，他非常开心，放下棋子和我们一一握手，话匣子也打开了。“科学和人文是人类文明的两只翅膀，缺一不可。再说啊，盛世修志，我们的国力强盛了，有条件也有必要来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溯迹先辈，凝聚国力，探索历程，瞻望未来么！”

笔者因工作关系曾多次采访过钱老，也深深体味钱老话中的含义。记得钱老曾经谈起过50年前的一段往事：“上世纪50年代初，在叶企孙先生倡议下，我和王竹溪等曾苦心收集了上半世纪中国人发表的物理学论文，大约700余篇，试图汇编目录出版。但鉴于当时的政情，我们的工作成果没能问世，后来这些资料全部流失，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当年想从文化的角度总结半个世纪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今天又以一名战略科学家的视野提出了整理并出版《概览》的建议，这正是钱老欲圆50年前的梦。

钱老不愧是高屋建瓴的战略型大家，全面筹划的《概览》工程由纸媒、资料数据库与光盘、网络传播三大部分构成。全套纸介书总篇幅约4000万字，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三大板块。《概览》由钱伟长任总主编，他说：“我们这项目可是一个大工程啊！我们将严格筛选出公认的、确有科学建树的国内外知名华人科学家约6000位，除收录他们的生平、著述和专题研究的所有文献档案资料外，还将搜集他们有价值的图文资料。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对如此海量的科学文化信息进行合理分类、整理、存储、提取、发布、展示和输出操作，我相信这项大科学基础建设工程是积累文化、造福人类的。”

只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型科学家才能完成这样的构想，其实，由钱伟长提出编撰《概览》的工程也是必然的。钱老不是一般的纯自然科学家，他是科学与人文“两栖类”大家。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深受父叔辈学人诸如国学大师钱穆等的影响，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钱老对出版又是行家里手，他曾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编审委员会中方主席、《辞海》副主编……

桑榆匪晚，奔驰不息。这才是对科学泰斗——钱伟长院士最生动的写照！

（原文刊载于《群言》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