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抗
费孝通先生的一生，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都与云南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费老曾经说过云南是他的“第二故乡”，这确是其肺腑之言。因为云南是费孝通学术生涯、政治生命、婚姻生活的新起点。在云南，费孝通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等社会学论著；在云南，费孝通与孟吟结婚，生下女儿，开始其新的家庭生活；在云南，费孝通从一个有良知的自由知识分子逐步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留下其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段岁月（费孝通语）。云南，还是费孝通“志在富民、皓首不移”高远志向的实践地，他曾多次踏上云南这块土地实地考察，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纪念费孝通，绕不开费孝通的云南往事。继承其遗志，更要追溯其为之奉献出青春年华的八年岁月（即费孝通28岁到36岁，也即1938年至1946年）。特别是1944年秋费孝通访美归来，由潘光旦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费孝通与民盟主办的两个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一是《民主周刊》，其二是《时代评论》。
《民主周刊》创办于1944年12月9日，是中国民主同盟第一个地方组织——民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罗隆基任主编，潘光旦、闻一多、潘大逵先后任社长。《民主周刊》以宣传民盟政治纲领，发表民盟对时局的态度，弘扬民主思想，推进民主运动为宗旨，是抗战期间到抗战胜利后大后方最具影响力的民主刊物之一。经常为周刊撰稿的有罗隆基、曾昭抡、潘光旦、潘大逵、楚图南、闻一多、费孝通、闻家驷、张奚若、吴晗、邓初民、尚钺、伍启元、周新民等人。
费孝通在《民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以时评为主。如《从伦敦会议到莫斯科会议》、《论美国对华政策》、《平民世纪的展开——英国大选揭晓后的感想》、《怎样解决东北问题》、《祸根未除》等。《致马歇尔特使书》则为费孝通与潘光旦、吴晗、闻一多联名的书信文字。以民盟四位重量级人物联合发文，可见其话语的分量，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民盟对当时内战危机的鲜明态度。二战之后，中国内战一触即发的危机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此前美国赫尔利公开“扶蒋反共”的政策走进了死胡同，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激起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对。这使得白宫决策者不得不调整其对华政策，并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停。美国政府对华声明貌似“公正”，实质上仍是助蒋压共，这更加深了中国内战危机。民盟作为当时代表爱国民主知识分子的重要政党，公开声明：民主施政纲领不能交给“已处处腐烂”的国民党政府，“应扩大范围迅速组织联合政府，以挽救当前危局”，同时呼吁各党各派应就停止内战和分配受降、确定民主施政纲领、组织联合政府、重选国大代表、承认解放区五大问题“开诚相见”，使上述问题得以公正解决。当时在国际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国际时评引入国内主题是费孝通在《民主周刊》上撰文的一大特点，如《平民世纪的展开——英国大选揭晓后的感想》就以赞赏的态度对英国工党用不流血方式获胜予以肯定，指出“要希望人类社会能在和平中求进步……这就得看现在社会中握有特权的人是否能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逐步地自行放弃特权了”；反之，如墨索里尼用武力威胁得到政权，其“民意机关事实上也就变成了一党的喉舌和应声虫……革命和流血无法避免”。通过对英国大选的评论，费孝通在阐明自己对民主政治看法的同时，透出了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反对。又如1945年9月发表的《祸根未除》则从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入手，深入剖析了民众所关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传统，提醒人们虽然二战胜利了，但由于美国拟采取扶持日本的政策，使得战争的“祸根未除”。费孝通在《民主周刊》上撰文虽不多，但观其每篇文章均显出作者深厚的时评功力，其清晰的思路、流畅的文笔、游刃有余的笔调，从国际时评切入对国内时弊的尖锐针砭，无处不透出那一代爱国民主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炽热之情和呼吁民主、自由思想，推进民主政治的执著追求。
“李闻惨案”发生后，《民主周刊》于1946年8月遭国民党当局查封停刊。从创刊到停刊，《民主周刊》共出版了3卷71期，每期发行数千册，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拥有众多的读者，影响深远。
由费孝通担任主编的《时代评论》创办于1945年。其时，为积极扩大民盟舆论宣传阵地，一批由盟员任主编的刊物纷纷创办。诸如由冯素陶、叶笃庄主编的《人民周报》，由杨默霞、王振华、宗云先后任主编的《妇女旬刊》、《时代妇女》，由杨明、唐登岷任主编的《中国周报》等刊物，配合《民主周刊》积极宣传民主，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独裁，有力地推动了云南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时代评论》的主编费孝通由创办者们一致推举而出，吴晗、闻一多、楚图南、尚钺、费青、向达、张奚若等任编委。经费由吴晗、闻一多等负责筹集，吴晗还找来一块样式别致的桃源石，由闻一多精心篆刻“时代评论社章”一枚，足见当时创办者们对新创刊物的重视与珍爱。创刊之初，时值八年抗战胜利，一方面是饱受战乱的中国民众期盼国民党政府避免内战，推进民主政治，改善民生，重建被战争重创之百业，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表面高唱和谈，暗中却调兵遣将准备内战。在一个如此特殊的时期，地处西南边陲的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一批专科及中学学生的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要民主的学生运动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
这是个不寻常的年代，和其他民主刊物一道，《时代评论》配合《民主周刊》，联名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告全国同胞书》、《告各界人士书》和《严重抗议》、《严正声明》的文章。如《昆明大中学生为反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对“一二•一”惨案的抗议》、《我们对“一二•一”惨案的严重抗议》、《为横遭阴谋破坏敬告各界人士书》、《对当前时局的态度》、《坚决反对当局取缔本市期刊》、《坚决反对撕毁政协协议》等。“一二•一”惨案后，《时代评论》还用大号黑体字刊出以评论员名义献给死难烈士的挽联。为支持青年学生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一二•一”惨案的罢课运动，费孝通的《青年是解散不了的——向教育当局勒令各中学提前放假的阴谋抗议》一文，在《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七期刊的《联合增刊》上发表，揭穿了教育当局阻止学生罢课、破坏青年学生民主运动的阴谋。在这个不寻常的年代，《时代评论》与《民主周刊》并肩战斗，它们的大声呐喊，成为当时为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鼓与呼的强大舆论力量。尤其在“一二•一”运动中，《时代评论》每期发行达八千至一万份之多，在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作为《时代评论》主编的费孝通，有着热心办刊、毫无教授架子的美誉。由于他笔头快，当周刊需补白时，就由他赶写急救文章。除撰文外，费孝通还参加校对，亲自上街卖刊，堪称一位“自编、自写、自校、自卖”的主编。与费孝通对工作的热忱和敬业相映衬的是他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挚爱。费孝通1946年5月在《时代评论》特刊上发表《让艺术成长在人民里》一文，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民族艺术深刻的洞察力和关爱。1946年5月上旬，《民主周刊》与昆明文协、戏艺社等团体联合邀请云南路南、弥勒的彝族来昆演出音乐舞蹈，冲破国民党省党部的重重阻挠，“彝族音乐舞蹈晚会”终于在昆明成功举办，社会各界反响热烈。为此，费孝通撰文写道：“当我们在云大草坪上，营火晚会里看到了《插秧舞》、《兄妹开荒》的歌剧，我们血流动了，一种力量在推动我们，要我们参加共舞……我们眼睛向着人民时，一切都是希望、光明和鼓励，路南彝民的歌舞又是一个强烈的例证……我们自己有着艺术复兴的种子，在我们广大的人民里……地下的种子将为中国开出旺盛的鲜花，在人民生活里有着我们艺术的前途。”
《时代评论》虽然只发行了18期，但在知识界有过较大的影响，对当时昆明民主运动的高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与《民主周刊》一样，《时代评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与仇恨，不久《时代评论》也遭查封停刊。
在本文搁笔前，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深圳印刷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正在印制费孝通先生的文集，并愿赠我一套。2000年新年伊始，我收到深圳寄来的《费孝通文集》13卷，唯缺第一卷。朋友告之，留下第一卷请费老题名。11个月后，我收到后寄来的文集第一卷，打开扉页，即见费老熟悉的字迹：“费孝通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九十一岁”，并盖有“费孝通”之印章。此后十年来，我得以神游于费老的精神世界，受益匪浅。值此纪念费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我谨以万分虔诚之心表达对费老表示的深深怀念，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原文刊载于《群言》2010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