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德

梅贻琦先生一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三个奇迹：第一，自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仅七年时间，清华大学就成为可与世界著名大学比肩的名校。第二，在抗日战争中，他主持西南联大八年之久，让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传奇丰碑。第三，赴台后他又办起另一所清华大学（但梅不赞成叫清华大学，他认为只有北京才有清华大学），这所大学也在短期内名闻遐迩。

一个人一生能创造一个奇迹就已经不虚此生，而梅先生却创造了三个。直到1962年逝世，他将自己近50年的心血奉献给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在他60岁寿辰之时，傅任敢先生就曾撰文赞扬梅先生“专”的精神：“在这几十年中，他不是没有外界功名势利的诱惑的，但他都已敝履弃之了。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清华之所以成为一个国际闻名的大学，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长以一生贡献给他，要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一切事业之所以不上正轨，就人事而论，实是大家缺乏专的精神。结果个人飞黄腾达，事业江河日下。这个专字有三层深度。第一层是说专干一种职业，决不今天办教育，明天弄政治，后天搞实业。第二层是说专干一件事业，决不会今天做甲校的教务，明天做乙校的主任，后天做丙校的校长。第三层是说专心致志，决不东应酬，西交际，干着校长望着部长。做到第一层的人已经不多，做到第二层的绝少，做到第三层的便绝无仅有了。梅校长的专，便是属于绝无仅有一层的。”文中还谈到梅先生“大”、“公”和“爱”的精神。梅先生一生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无疑非常之多，而他在抗战的炮火声中，转移清华校产、保存学术种子、在大后方主持西南联大的坚执努力尤为后世传颂称扬。

临危受命，未雨绸缪

梅贻琦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就在此前的三个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梅先生此时出任清华校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在就职演说中对师生们说：“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学生做教师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1934年，梅先生在开学典礼上又强调说：“华北的危机，是随时可以触发的，但我们仍然要不畏首畏尾的领导大家去努力工作，要冷静耐心的干。……我们所注意的，是持久的树立根基的工作。做这种工作，自然不要求速效，不要慕虚名。所以吾常劝大家在现在的情势之下，要咬着牙，屏着息去工作。因为张口乱嚷，于实事无一些益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梅先生是如何脚踏实地开展未雨绸缪工作的呢？一是为学校做好万一的迁校准备，他派人在湖南长沙附近选择校址。之所以选择长沙为校址，是从办新校的物质条件出发的。早在1935年，为防时局恶化，清华大学曾拨巨款在长沙岳麓山下修建了一整套校舍，预计1938年年初可全部完工交付使用。二是秘密南运图书仪器，让南迁的师生一到，即可开展教学和研究。卢沟桥事变后，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所考虑的一是当时的长沙远离战区，二是清华已在此建有校舍。然而，谁也未曾料到事变来得如此突然，规模来得如此大，北平很快陷落，接下来天津又失守，长沙同样遭到轰炸。梅贻琦手拟的校产损失情况中说：“查本校师生自平变后，除一部分有确息外，尚无伤亡。校产因平校现为敌军占领，房舍损失共值三百五十万元以上。图书仪器被扣在平校者共值二百五十万元以上。其中一部被敌军强取及毁坏者确数无法查明，又本校长沙校舍四月被敌机轰炸，所受损失约值五万元。”梅贻琦所说的这次轰炸是1938年4月11日敌机三队轰炸清华在长沙左家垅的校舍。轰炸造成房屋损毁严重，所幸临大师生此时已迁往云南。关于清华秘密南运图书仪器，史料中也有记载：“本校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间敌军占据丰台之时，曾将一部分图书仪器及机器等件运汉九百二十四箱，存储于汉口上海银行第一金库，旋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间此项存箱由汉运输……现正着手全部由渝移运来滇。其中图书仪器已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商同全部借用。至于机器一项，将暂不需用者息数移往于安全之僻乡妥密保管。”这些仪器、图书的转运、保存，为此后三校联合办学、成立联合大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成为大后方继续传播科学、坚持教育救国的重要物质保障。

秉持公心，勉力调和

单纯一所大学搬迁到新址办学都很不容易，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所大学联合组成，且是在新的校址，情况就更为复杂。学校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管理学校。张、蒋在重庆均有任职，且不愿以年资压人，所以较少到校，因此实际由梅贻琦一人主持校务。当然，遇有重大事情，三人也会协商办理。

此时的梅贻琦，既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又是西南联大的常委。西南联合大学既然是“联合”办学，就既有合并，又需独立。关于合并的成分，主要是三校院系的合并，如文学院、理学院、教务处和总务处。关于独立的成分，即三校各自的办事处需保持独立，不能合并。之所以独立设置各校的办事处，当然与办事处的职能有关。办事处下辖秘书处和总务处。秘书处管理本校的附设机构，及教师的聘任和辞退、招生和学生学籍、留学生的管理等。总务处管理本校的财务收支情况及经费，还有以本校名义建盖的房舍及水电等事务。这些对梅先生来说并不是难事，难的是怎样协调处理好三校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有公允持平的精神和合理切实的办法。三校团结容易产生裂痕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各院系负责人的产生。在梅先生的通盘考虑下，三个院系合并后，五个学院26个系的领导尽量让三校都有人担任。就是学校的教务、总务和训导三处，也尽量都有三校的人。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总务处处长沈履原是清华大学教授，因受四川大学之聘辞职离任并推荐北京大学教授郑天挺来接替。郑天挺力辞不就，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支持郑天挺。他们的理由是：“今日校中学术首长属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且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矣。”梅先生做了很多工作，此事才渐趋平息。

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有国立，有私立；有的师生人数多，有的师生人数少；有的图书仪器较多，有的图书仪器较少；有的经费充足，有的经费紧张。这几多几少，就成了团结容易产生裂痕的另一个地方。因为研究经费问题，某校的一些人提出要求独立，这让梅贻琦非常着急，做了很多工作，总算没有闹到分家的地步。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公教人员生活每况愈下，朝不保夕。梅贻琦数次向教育部反映，政府却一再拖延、不见落实。梅贻琦只得与清华众教授商议，动用清华的设备，组织合作社，生产一些日用品，以补贴三校的教职员，帮大家渡过难关。清华教师人数众多、负担最重，梅贻琦没有裁掉任何一人，也没有压缩编制。他采取分流的办法，在清华原有三个研究所的基础上，根据抗战和云南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农业病虫害、航空、无线电、国情普查和金属五个特种研究所，将这些研究所合为研究院，由叶企孙教授担任总负责人。这样一来，分流了一些教师，清华在联大中人数就大为减少了。

用真正教育，造就新民

无论是执掌清华，还是主持西南联大，梅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主张办“真正教育”，即“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造就“新民”。怎么造就？只能用学术，只能靠大师、靠教授，因为只有他们懂得学术，也懂得怎样用学术去造就人才。他不仅肯定教授在帮助人们增进智识方面的作用，还肯定教授在帮助人们进行精神修养方面的作用，“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也全有赖教授们的Inspiration”。大师，就是教授中的教授。他认为，教育只有一个目标，即“发展全人格”。在清华任教务长时，梅贻琦就提出以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和劳育“六育并重”来发展学生的全人格。

后来他在《大学一解》中还倡导实行中国古代书院那样的“从游”，说：“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不仅如此，梅先生还认为，教授懂得学术，能让一个大学学术兴旺，所以应发挥教授在治理大学中的主人翁作用。梅贻琦的著作或讲话虽没有公开承认“教授治校”是清华大学的一种制度，但学校所实行的校务会、教授会和评议会的三会制度，都由教授唱主角。

纵观梅先生关于教育的论著，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当数梅先生拟就大纲、潘光旦先生执笔完成的《大学一解》。这是一篇令人击节赞叹的妙文，大致可归纳为“五论”和“五个闪光点”。“五论”是新民论、通才教育论、大师和教授作用论、学术自由论、自身修养论。“五个闪光点”是“大学的位育问题”“人文科学也是一门科学”“应鼓励师生无所不思无所不想”“大学课程设置是‘明明德’的一部分”“大学是一方教化的重镇”。此文选在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暨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三周年之际发表，其中大有深意。笔者揣测，大致有以下原因：第一，针对国民政府颁行的《抗战建国纲领》中所主张的大学教育要“通专并重”（实则主张“专才教育”）和“提倡理工，抑制文法”的方针，梅提出通才教育和文理并重的方针。第二，针对中央俱乐部（即国民党CC系）要控制西南联大及其他大学的举措，梅主张维护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第三，针对三校中出现的不和谐音，需要统一师生思想，消除裂痕。第四，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关于怎样进一步办好西南联大应有一篇宣言书。从文中可以看出，梅先生是不赞成当时的教育制度的，他在回答中国的大学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时，认为既不能将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也不能复制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二者各有优劣。比如西方大学的选修课制，虽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滋长了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不利于全人格的培养；中国古代的书院制有利于师生教学的互动，但会让学生守一家之言而排斥其他，因此应各取所长，以“真正教育”为目标，以通才教育和学术自由为手段，以教授为大学的主人翁，创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办学道路。西南联大正是这种特色教育的具体体现。

蒋梦麟在为梅贻琦撰写的碑文中说，梅先生“凡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之发展者无不竭诚以赴。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模楷”。今当梅先生130周年诞辰，谨以此文遥致纪念。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原文刊载于《群言》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