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婷 张夏杰
“我们这代人是习惯把做事放在第一位的，个人生活其次。我们做起事情来，从来不会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考虑问题，都是从国家考虑，从事业考虑。无论怎样艰苦的地方，大家都是高高兴兴地打起铺盖卷说去就去了。”——王大珩
2021年是“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先生逝世10周年。王大珩是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为我国国防光学工程、空间科学技术、激光科学技术、仪器仪表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他一生潜心科研，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报国之志。
中国光学事业起步：1400万斤小米“经费”
1938年，王大珩远涉重洋来到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后转入谢菲尔德大学从事光学玻璃的研究。为了能站在技术的最前沿，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转而去了当时英国最大的光学玻璃制造企业当一名技术员。王大珩在那里学到了专业的光学玻璃制作技术，为他后来的科研和仪器制造打下了坚实基础。1948年，他乘坐客船从伦敦辗转回到祖国。
1950年秋天，钱三强将中国科学院要建立仪器馆的消息告诉了王大珩，并推荐他挑头相关工作。一直心系光学玻璃研制的王大珩欣然同意。1951年1月24日，经钱三强推荐，王大珩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王大珩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却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那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到处都需要重修、重建，拿出1400万斤小米已属不易。手握这笔“经费”，王大珩把目光投向了东北——那里社会环境相对稳定，重工业较为集中，政府资金也比较充足。几次考察之后，他决定把馆址设在工业基础较好的吉林长春。
王大珩选择了当时长春最脏、最破、最偏僻的工业区——铁北，选址地立着一个完整的大烟囱，有了这个烟囱，既能建成熔炼光学玻璃的炉子，又节省了成本。就这样，王大珩领着带来的28位科研人员和工人们一起，一锹一锹地于1952年建起了新中国“光学摇篮”——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以下简称“仪器馆”）。
1953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模范小组情况》表。
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形成于1953年的仪器馆《模范小组情况》表，该模范小组是仪器馆钳工车间第一生产小组。情况表中“受过几次奖励”一栏里写着“省、市各一次，本厂六次”。1953年距仪器馆成立仅一年时间，车间的生产小组就接连获得了省、市的奖励，反映出仪器馆迅速投入研究和生产，高速运转起来的事实。王大珩任命龚祖同为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并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在英国研究出的光学玻璃配方一同交给他。在王大珩的大力支持下，龚祖同“日夜生活在炉边，全心全意地将心神贯注到炉内的坩埚玻璃里去”，同年，仪器馆熔炼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彻底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为我国光学仪器制造业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打破苏联专家论断：“八大件、一个汤”问世
1957年，仪器馆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以下简称“光机所”）。在王大珩等人的努力下，经过多年发展的光机所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科研基础，培养出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研究队伍。我国电子光学专家黄兰友曾在《早期电子显微镜制造的回忆》一文中写道：“我暗中敬佩领导这个大所的王所长，他聚集了这么多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我特别欣赏的是这儿有许多技师级的能工巧匠。不过最令人佩服的是这帮年轻、有知识的中层干部。他们充满热情和信心，他们思路清楚，判断准确，干事果断。”
电子显微镜是现代科学技术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但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极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掌握电子显微镜的生产技术。苏联专家曾断言：“就你们目前精密仪器的落后状态来看，12年内你们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做什么电子显微镜。”虽然苏联专家的态度刺伤了王大珩，但并没有动摇他搞科研的决心。他带领黄兰友等科研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攻关，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一个汤”，即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万能工具显微镜、多臂投影仪、水晶摄谱仪、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八大精密光学仪器，及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他们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苏联专家的论断。
1958年，中共吉林省委报送中共中央的《光机所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试制成功八大仪器的报告》。
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形成于1958年的《光机所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试制成功八大仪器的报告》。报告显示，光机所仅在75天就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攻关研制项目。“八大件、一个汤”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光学精密仪器的主要方面已经赶上或者超越世界先进水平，能够独立解决我国光学工业中的重大技术问题，成为我国光学仪器研制的里程碑。这个成绩的取得，是王大珩和光机所工作人员忘我劳动、无私奉献、迎难而上、努力攻关的结果。
年逾花甲夙愿得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多年来，王大珩始终心系祖国科研事业。在工作上，他参与了中国应用光学事业从探索、起步到走上高速发展道路的艰难历程；在思想上，他丝毫没有因为自己党外人士的身份影响科研工作，处处以中共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得偿所愿。
其实，王大珩很早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1947年，钱三强曾向王大珩介绍过中国共产党。当时，钱三强在法国留学，中国共产党在法国的活动是欧洲国家中最为活跃的，他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有了很深的接触并受到极大影响。钱三强给王大珩讲了中国共产党为老百姓做过的种种好事。他举了一个例子：“现在连陕北都能吃上肉了。”这个生动的例子使王大珩大为惊讶，他心中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和钦佩之情。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王大珩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这片热土上表现出的朝气和活力深深震撼。他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践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真诚和信任。他多想立刻加入这个伟大的组织，但想到自己的出身和留洋经历，他犹豫了。何况，党外人士的身份似乎从未对他发展祖国光学事业的工作带来影响，这一点让王大珩深感知足。于是，他开始安于党外人士的身份，潜心科研。
1977年，“冰封”十年的中国大地终于逐渐“回暖”。1978年3月，王大珩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聆听邓小平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这让王大珩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他精神振奋，看到了前途和希望，他知道是时候了！于是，王大珩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
1978年10月16日，王大珩夙愿得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11月2日举行的“王大珩同志入党宣誓大会”上，他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要为中国的科技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他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863”计划倡导者：为中国科技点燃“推进器”
“863”计划倡导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吉林省档案馆珍藏着这样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4位“863”计划（指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因该计划于1986年3月提出，因而得名“863”计划）的倡导者、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著名科学家：光学家、两院院士王大珩，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杨嘉墀，无线电电子学家、中科院院士陈芳允。是什么原因让4位科学家齐聚一堂？这还要从1983年说起。
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眼光紧紧盯在21世纪科技的发展上，准备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制订了战略计划，掀起了新一轮的科技竞争浪潮。1983年，美国率先发表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随后各种针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对策、计划纷纷登场：西欧各国共同签署“尤里卡”计划，日本出台了“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苏联和东欧国家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
面对这种国际形势，中国该何去何从？王大珩心急如焚，同样焦急万分的还有陈芳允。1986年初的一天，陈芳允来到王大珩家，两人针对我国该如何发展高科技谈得很投机。最后，陈芳允提议：“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反映？”这个提议让王大珩心里一亮，他突然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了，他要让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解他们的想法。于是，王大珩和陈芳允邀请了杨嘉墀和王淦昌，4位科学家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名义，于1986年3月3日联名向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递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建议书送出仅两天后的3月5日，邓小平就作出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批示后，各方面抓紧贯彻落实。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讨论制定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10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实施，并决定拨款100亿元；11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863”计划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领域（1996年，将海洋高技术列入“863”计划），并具体化为15个主题项目实施。
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中国终于站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863”计划在许多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开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高技术产业，为我国高技术发展、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作出重要贡献。“863”计划点燃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照亮了中国人做了几代的强国之梦。
王大珩是“一束光”，在光学界里，他亲手创建的光机所和光学事业正欣欣向荣地发展着；他是一颗星，编号为17693号的小行星“王大珩星”以一种永恒的姿态存在于宇宙之中；他更是一种精神，代表了“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优勇进”的科学精神。
文中所示档案为吉林省档案馆藏
来源：《中国档案报》2021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