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 岳秀坤
2021年5月28日，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在清华大学寓所安然离去，享年九十九岁。何兆武一生从事历史理论与思想史研究，综合中西，对于历史知识的理论反思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理解和风格。在研究之外，他长期致力于学术著作的汉译工作，滋养无数学人。
何兆武祖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14日生于北京。1937年，抗战爆发，全家离京南下。他由北京师大附中转入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先后在长沙、贵阳读高中。1939-1946年，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七载。期间，本科先后就读工学院土木系、文学院历史系，研究生阶段由哲学系转入外文系。治学兴趣起初游弋于哲学、历史、文学之间，最终归于历史理论与思想史。
联大毕业后第一个十年，何兆武辗转数地，先后在台北、长沙、北京、西安工作。1956-1985年，他在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三十年。此间，参加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研究与撰写，尤其专注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在完成工作任务之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四部西方学术经典，即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以及与人合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
进入1980年代，何兆武始有机会走出国门，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马堡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5年，清华大学重建文科，创办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应邀返回母校执教。此时，其学术思想日臻成熟，关于历史理论、中西思想史的多篇论文，集中发表于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何兆武自早岁起就志在学术研究，于书斋中求精神自由，身历不同时代的激流巨变，始终以边缘人、旁观者自居。他始终谦称自己是一个小人物，拒绝写自传或回忆录。进入耄耋之年，他依旧思想活跃，通过一系列的杂文、访谈、口述历史，谈读书，谈师友，谈历史，心系家国命运。以其口述为依据整理而成的《上学记》一书，详述读书生活，生动再现了“那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在专业知识领域之外，何兆武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思想者的理性反思，给普通读者留下了他关于何谓自由、何谓幸福、何谓文明的感悟与理解。
何兆武喜欢的英国学者罗宾·柯林武德曾说过，历史学这门学问就是对于人类之本性的观察和体验。对于一个历史学者而言，个体的生命相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来说，是何等的短暂。自然规律并不允许你先用几十年专门来体验生活，到了耳顺之年，再动手展开你的研究与写作。何兆武晚年常说一句意味深长的自嘲之语：自己属于“报废的一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务正业，而老来却又不（愿）“甘于寂寞”，于是如年轻人一般频频作文。
1998年，何兆武应“世纪学人自述”丛书之邀，撰写简短自述一篇，最后说到他所亲身经历的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唯独对于文科来说，它却也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的中国史、世界史以及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
以此论断来衡判何兆武自己的学术著述，自然不难分辨，在他先后所从事的历史学若干专门领域之间，心目之中最负寄托的，就是历史理论研究。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著名哲学家王浩曾与何兆武多年同窗，彼此相知最深。1992年，王浩在为何兆武的学术文集《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所撰序文中点出，作者自“文革”结束以来已发表大量论文，“正计划写几本系统的书”。笔者曾见九十年代某出版社寄给何兆武的约稿合同，标题大意为“历史哲学精神纲要”，这一计划惜未成书。何兆武关于历史理论的诸篇论述，最终结集为两部著作：《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2017）、《从思辨到分析——历史理性的重建》（2018）。其中有若干篇文章，置诸国际学术界名家名作之侧，亦毫不逊色。尤其是成稿于1986年的《历史研究中的可能与现实》一文，不啻为历史理论研究的一篇典范之作，融合中西文化不同的思维特性，于历史知识的本质有极富洞见的省察与深思。
何兆武壮岁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与侯外庐先生主编多种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撰写。其中，有关明清之际西学输入的部分内容，后来以《中西文化交流史论》（2001）为名单独面世。何兆武曾与步近智、唐宇元、孙开太三位先生合撰一部简明的《中国思想发展史》（1980），又经他用英文重新加以改写，成书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1991），并有阿拉伯文译本行世。此外，何兆武又与彭刚合作撰写一部英文著作A 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2009）。他对于中国文化之思想特性的理解，俱见于以上三书。
2015年，94岁的何兆武荣获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一生留下的译作超过三十部，其中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者就有八种。何兆武辞世之后，北京大学许振洲老师有挽联云，“耳顺始庆承平，治学偏忆上学好；心忧终关治乱，史家却得译家名”，言中肯綮。何兆武尝言，翻译服务于研究，卢梭、帕斯卡尔、康德是他凭个人喜好而选择翻译，而其他译作多各有机缘凑合。毋庸讳言的是，将精力投入学术翻译，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是一种相对安全而又不无价值的个人选择。
（2021.6.3草撰，6.5 修订，删节版刊载《财新周刊》总第9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