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帆 

因为“白”字比“百”字的笔划少“一”，中国人就有了尊“99岁”为“白寿”的习俗。2021年，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行将百岁，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为期40天的“国匠：吴良镛学术成就展”，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祝福这位生命常青的“白寿”之星。 

展会广告

吴良镛曾将自己的一生主要经历大致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1922—1950）是学习成长期；第二个30年（1951—1983）是积累经验阅历期；第三个30年（1984—2014）是学术成就收获期。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展厅里那张《吴良镛年表》（以下简称《年表》），正是透过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时间线和精炼的文字，描述出这位大师与众不同的精彩人生。 

21岁写的《释“阙”》，何以受到梁思成垂青

吴良镛1922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七）^[1]出生于南京。其时，第一批中国建筑学人已经远赴欧美，开始接受系统的西方现代建筑教育训练。二十余年后，吴良镛与其中的杨廷宝（1901—1982）、梁思成（1901—1972）等著名前辈产生人生轨迹的交集，他的建筑学才华也因这些“伯乐”的慧眼识才而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 

在《吴良镛年表》“1945年”中记载着：“6月，自滇西返重庆，应梁思成之约，参加“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协助编制《全国文物保护目录》等。”根据吴良镛自己的回忆，他是在“1945年5月”第一次见到梁思成并被留下成为他的助手^[2]。能得到这位建筑大师“垂青”，一定有其道理。 

大致情形是，吴良镛于1940年考入重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三年级时他撰写了一篇名为《释“阙”》的论文。据他回忆，1944年在毕业后先被征调至中国远征军任美国顾问团翻译，到1945年5月才得以脱离军队到达重庆。而在此期间，他之前写的论文已在中央大学一本油印刊物《建筑》发表，而且“碰巧为梁思成先生看到了，他就托卢绳^[3]先生打听我的下落，并招之为助手。”^[4] 

事隔近八十年后，当我在展览上细细品味吴良镛《释“阙”》手稿时，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他被梁思成先生看中的理由。原来，在这篇图文并茂的论文中，吴良镛通过对中国秦、汉以来流行的陵墓建筑“阙”的研究，系统地梳理了多种古代经典史籍中给“阙”的解释，阐述了“阙”的主要功能、形制特征以及在各个时代的演化规律，列举了留存至今的“古阙”遗迹位置、特征等。通篇文章显示出吴良镛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清晰的分析研究思路和流畅的文字表达能力。而这些特质恰恰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能在一个仅20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得到如此集中的体现，这当然会让梁思成对他另眼相待，顿生栽培之意。 

虽然由于抗战形势发展很快，吴良镛在1945年第一次给梁思成当助手的时间只有三个多月，但他们之间的合作远未结束。在《年表》“1946年”中这样记载：“经梁思成推荐，被聘为清华大学助教，赴北平，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并不“简单”。 

吴良镛论文《释“阙”》（1943）

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文件 

24岁成为清华建筑系主要创办者

1946年7月，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清华大学复员回归古都，并根据梁思成建议设立“建筑工程学系”。 然而此时被聘为首任系主任的梁思成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要赴美国考察和讲学。由谁来承担建筑系“从无到有”的繁重初建工作，一时成为面临的重大问题。 

幸好梁思成早就开始物色未来的师资，而吴良镛就是人选之一。据吴良镛回忆，1945年10月，梁先生“来了一封信，他就说我准备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你是不是有空来看我一下。”见面后，“他说你要愿意，你到清华大学来当助教。这个对我一生有决定意义。”^[5]就这样，1946年初吴良镛在重庆收到清华寄来的聘书，于当年8月第一次走进清华园^[6]。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就与清华正式联在了一起，辛勤耕耘75年后，成为清华园里最老的“园丁”。 

当时的情况是，必须在1946年10月份清华复员后的第一个新学年开始前做好所有准备工作。然而除了代理系主任的土木系吴柳生（1903—1984）教授，以“编外”身份在病中支撑的林徽因（1904—1955）两人以外，建筑系“能干活儿”的只有吴良镛一个助教。梁思成、林徽因的长女梁再冰回忆说，吴良镛“在病床上的妈妈的支持下，开始为建筑系的诞生做非常具体的准备工作。他们的紧密合作涉及从桌椅板凳等琐碎的行政事务，到专业性很强的为初学者讲授建筑课程这样的学术问题。”^[7]最终，时年仅有24岁的吴良镛经受住了考验，将林徽因的支持和他的投入形成合力，使得清华历史上首次开办的建筑系如期开学。 

第一学期，吴良镛是系里唯一的专业任课老师，首届16名^[8]学生在他的带领下，较为顺利地度过了初创期。直到1947年7月，^[9]梁思成从美国讲学归来，清华建筑系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在令他敬慕的学者引领下开始教育生涯，这让吴良镛很振奋，“有一种对专业的再学习，再领悟的感觉。”^[10] 

吴良镛与清华建筑系毕业班合影（1965）（二排 右8） 

26岁留学得到大师指点 

吴良镛在清华工作最初阶段的表现无疑得到梁思成充分认可。这在《年表》的“1948年”记载中得到体现：“晋升教员。8月，受梁思成推荐，获匡溪艺术学院奖学金，入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E·沙里宁（Eliel Saarinen）。”正是这一推荐，为吴良镛日后的人生履历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此，他深情回忆道，梁思成“后来又推荐我去沙里宁教授处学习，奠定我一生的学术道路。每思至此，对老师栽培之恩，情不能已。”^[11] 

吴良镛没有辜负历史对他的眷顾，在美国留学两年的时间里努力钻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向大师学习，于1949年5月取得硕士学位。沙里宁（1873—1950）给他的评价是：“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精神，不仅来自于一般的人类发展，而且来自于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12] 

之后，吴良镛继续在美国的研修生活。但在梁思成、林徽因传来“国内形势很好，百废待兴，赶紧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工作”^[13]的讯息感召下，他毫不犹豫地启程回国，重续在清华的教育、科研生涯。关于这一情况，《年表》中“1950年”这样记载：“11月，收到梁思成、林徽因信函，经由香港回国。任清华大学营建系讲师，负责市镇组。” 

吴良镛在人生的第一个30年，虽然历经内忧外患，但他还是幸运地完成高等教育和出国留学全过程，并且遇到让他终身感怀的“伯乐”，使他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这些条件为他后来一生的成就奠定坚实基础。

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留学（1949） 

职业生涯初始，就站在了高起点

在吴良镛回国后的头一个30年里，新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阶段的《年表》也折射出他人生轨迹的相应演化：1951年8月，晋升副教授；1960年1月，晋升教授；1960年5月2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赴江西鲤鱼洲农场参加劳动；1973年，参加北京饭店东翼扩建方案设计；1977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北京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获工程部先进工作者嘉奖；1978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81年，被批准为国家教委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现代建筑学在近代中国出现后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基本建设都与建筑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直接关系。作为中国建筑教育、设计与科研的重要平台，清华建筑（营建）系责无旁贷，特别是在北京城市规划、天安门地区建设等历史意义深远的任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机遇中，吴良镛在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就处在“高层次”，立在“高起点”：参加了长达七年（1951—1958）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造过程；作为清华建筑系代表，被聘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顾问；参加了当时北京市建设局“总图、交通、园林”等三个委员会的工作^[14]，等等。当对这段经历进行回忆时，吴良镛曾这样说：“将个人的力量投入到清华建筑系的发展和新中国城市建设中，有豪情，也有困惑，到‘文革’中断约10年”。他的自我总结是：“追随着国家的发展，努力成长，既受客观条件所左右，也从未放弃个人主观的努力”^[15]。 

今天看来，恰恰是这30年间“跨系统、跨专业、跨地域”的“泛建筑学”实践经历，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的领导实务，为吴良镛在后来的理论创建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而由此激发的“理性思考、科学提炼与实践检验”过程，最终成就了吴良镛的“国匠”地位。 

60岁后开启自己的学术黄金时代

1983年，年龄已超过60岁的吴良镛卸去行政职务，在别人看来应该“颐养天年”之时，却开启了自己学术上的“黄金时代”。据《年表》记载：“1984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任所长至今。”在这一行文字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当时正在筹建的深圳大学是由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1913—2001）担纲，他邀约吴良镛“赴深圳大学任建筑系主任”^[16]。至于张维和吴良镛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51年初他们两位在工作接触中建立的相互了解与信任。“我这辈子最感谢的两个人，一个是梁思成先生，一个就是张维张先生”^[17]，这是吴良镛在2013年说过的原话，可见两人之间的“交情”之深。但即使这样，吴良镛还是谢辞了张维的好意，走上了自己独立选择、开辟的“蹊径”——创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之路。 

《年表》中有这样的记载：“1989年，《广义建筑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吴良镛之前，一般人们对建筑学的理解，简单说就以为是个“盖房子”的学问。而他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思考后，已经认识到，必须吸收古今中外建筑理论的精华，打破以往对建筑学认识的窠臼，创建新的“广义建筑学”理论体系，用以解决中国建设高速发展遇到的实际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思路引导下，他走出了突破性的第一步。 

这本《广义建筑学》并不是一部鸿篇巨著，只是一本233页，20万字的“小书”。细究其详，竟发现吴良镛是用“九论”加“一构想”的结构搭建了一个建筑理论的系统框架。这“九论”包括：聚居论、地区论、文化论、科技论、政法论、业务论、教育论、艺术论、方法论；最后提出的是“广义建筑学的构想”。总体反映出吴良镛关于“建筑学必须要走科学道路”^[18]的深刻感悟。 

今天人们都已经普遍认识到，在人类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面前，在亿万人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巨大需求面前，仅凭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美好愿望是远远不能解决如何“居者有其屋”问题的。而在四十年前的中国，已经能在思考建筑学问题时借助中国传统哲学中“整体观念、普遍联系”的观点，在解决狭义建筑学面临的困境时引入系统论的思维模式，这才是吴良镛远超常人之处。 

他在《广义建筑学》中明确指出，这个理论的提出并“不想否定传统建筑学”，而是要将“个体建筑到建筑群，以至城镇、城镇群，从小庭院到大的风景区的规划设计”都纳入“广义环境设计的范畴”，统一“研究和分析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和多种多样的生产生活活动，将美好的理想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结合起来，设计与之相适应的、具体而实在的物质空间环境，并指导其实现”^[19]。 

通俗地说，提出“广义建筑学”就是要系统考虑在“环境”影响的前提下科学“盖房子”的问题。为了通过实践检验理论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吴良镛从当时北京市东城区“危房改造”工程中，选取了一个原有44户居民，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的“菊儿胡同41号院”项目进行实验性改造，并取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居民的理解与配合。在他的指导下，两组清华建筑系的学生进行了若干轮方案设计，在多方面条件限制下，将传统的单层标准“四合院”改造设计为多层的“新四合院”式建筑群。方案在经过北京市有关单位多次论证与审查后获批，形成了施工方案。又经过一年的施工，最终向社会呈现出一个全新的“菊儿胡同”改造样板，随后便是社会舆论好评四起，观摩学习者纷至沓来。 

吴良镛主持的“菊儿胡同”改造项目可被视为“人居环境科学面对复杂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以人为中心，建设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的典范”^[20]，也成为他按照“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设计的标志项目而被永载史册。对此，《年表》这样记载：1993年10月4日，世界人居日，在联合国总部接受当届联大主席颁发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1992年“世界人居奖”。 

经过“菊儿胡同”改造项目的实践，吴良镛对“广义建筑学”理论的思考愈发深刻，在联合周干峙（1930—2014）、林志群（1929—1993）这两位专家进一步调整与完善后，于1993年8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大会上发表《中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概念。在此之后，他于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从“广义建筑学”到“人居环境科学”，必定经过吴良镛无数次的反复思考、反复总结，个中艰难，自不待言。 

吴良镛《广义建筑学》

菊儿胡同改造前资料照片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

86岁后求索的脚步依旧不停歇 

按照人生常理，“荣誉”的获得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吴良镛在60岁之后参与社会活动的强度、获得荣誉的密度都远超于以往，他的健康受到影响也在所难免。《年表》“2008年”中记载：“7月，在南京金陵红楼梦文化博物苑工地视察时突发脑梗，住院治疗。”此时的吴良镛已86岁，突发的病患对他的健康状况发出警报，给他的生命力带来考验，也迫使他停止了匆匆行走的脚步。 

但是，在经过两年的积极治疗和康复后，吴良镛重新出现人们的视野中。从2010年开始的《年表》记载中，我们看到的仍是以前那个“吴良镛”：在全国各地考察指导；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人居环境科学卷》编写……依然繁忙、充实、辛苦。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创建得到国内外科学界、建筑界的高度认可，吴良镛及其团队获得各类荣誉、奖项不胜枚数。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长期努力工作的褒奖，更是充分肯定了他研究成果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年表》“2012年”中记载了他在90岁时获得的人生“高光时刻”：2月14日，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人民大会堂由胡锦涛主席颁奖。 

在此之前，国家最高科技奖主要颁受给“基础科学、生命医学、农业科学、工程技术、国防科技”等传统科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人物，而吴良镛则是获得该奖的“人居环境科学”第一人。在评审委员会做出的评审意见中说：“吴良镛院士是我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他建立了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为实现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的目标提供理论框架。”^[21]结合吴良镛为此付出几十年的开拓性努力，能得到这样的评价确实来之不易！ 

小行星命名是一项国际性、永久性的崇高荣誉，为世界各国所公认。2015年1月5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正式批准，由中国国家天文台发现并命名的一颗小行星被批准为“吴良镛星”。从那时起，“吴良镛星”就和其它50余颗被冠以杰出“清华人”姓名的小行星一起，翱翔寰宇，光耀人间，彰显“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2021年5月7日，“吴良镛先生生日茶话会”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行，吴良镛的学生、朋友、同事等50余人参加了活动，共同庆祝他的99岁寿辰。“老寿星”发表了简短的答谢词，其中最后一句是： 

“我虽已年迈，但是面对未来，仍充满期待，以张横渠诗句与诸君共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国匠豪言，振聋发聩！我忽然联想到，宋代哲学家张载（横渠）掷地有声的四句诗也曾同样被吴先生引用，出现在他所作的《良镛求索》结语中。至此，我恍然大悟！其实，被吴先生最看重的惊世之名言，就是他的求索之初心。 

“大钟谓之镛”，有人将吴良镛比作建筑学领域“国家乐队”正中的那口大钟。我完全认同这种比喻。在我耳边，仿佛听到“仁寿大镛”发出的悠悠之音就是“……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 

吴良镛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2）

《良镛求索》

吴良镛书法《安居》

（完）   

 

 

                                 （2021/5/26 终稿于上海）

注：原载于《北京晚报》2021年5月27日，本刊发表时略有修改

---

[1] 吴良镛，《良镛求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10 月第一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