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倘若我们不用什么“经典”之类词语去形容，说它是一块研究宋诗绕不开的学术界碑，应无疑义。可是，《宋诗选注》出版之时，却受到一些批评，有人甚至以当时流行的斗争观点对其严厉批判……一时间，很有些“山雨欲来”的感觉……

钱锺书

夏承焘

机缘巧合选注宋诗

1954年，钱锺书参与的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告一段落，回到原单位文学研究所。他多年来学的是外国文学，回国后在高校教授的也是本行，文学研究所成立，他自然是外国文学组成员，可这次回来，却被文研所长兼中国古代文学组长的郑振铎借调过来，工作是选注宋诗。“从此，一‘借’不复还，一‘调’不再动。”按钱锺书的说法，郑振铎让他干此事，也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我曾蒙他的同乡前辈陈衍（石遗）先生等的过奖，（他）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见港版《宋诗选注》序言《模糊的铜镜》）钱锺书涉猎广泛，与前辈谈谈古诗，给听者留下非常印象。

尽管此举非钱锺书所愿，后来其有诗云“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表示感叹，可对文学的喜欢，还是支持他把此项工作做好。此时，宋诗并没有人认真如《全唐诗》一般辑录，“选宋诗的人就没有这个便利，得去尽量翻看宋诗的总集、别集以至于类书、笔记、方志等等。而且宋人别集里的情形比唐人别集里的来得混乱，张冠李戴、挂此漏彼的事几乎是家常便饭……”（引自序言）幸亏钱锺书学养深厚，用了两年时间，搜辑辨认，遍读宋诗，在当时的时代气候下，独立完成了这部《宋诗选注》。

青年钱锺书与杨绛

时人对《宋诗选注》的批评

该书出版，从版权页可知，时间是1958年9月。由于其中的诗人小传及注释，精彩而别具韵味，《宋诗选注》得到许多内行学人（胡乔木、周扬、乔冠华，甚至胡适……）的称许。可当时报刊上，却出现了数篇态度严厉的批判文章。譬如1958年12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一下子刊发出两篇评论文章来。其中一文，篇幅大，且搁在最上位置，即胡念贻撰写的《评“宋诗选注序”》。此文不是全书的评论，而是针对钱锺书为此书写的序言而发。评论由一个转折句式开场：“钱先生在主观意图上也是想使在文章里面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也想使读者对宋诗的面貌有一些真正的了解。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限制了他，客观上不仅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些目的，而且相去还很远。”

当时习惯先加一顶帽子。在对钱锺书序言做出种种分析（为节省篇幅，此处不作征引）之后，胡念贻结论：“钱先生掌握的材料是丰富的，他也想在文章里用一些新的观点，但是，新的观点敌不住他的旧的唯心主义观点……本来是爱好宋诗，而且选注宋诗，要向读者推荐的，结果却把它否定了，这是多么难于理解的事情，这就是钱先生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弄出来的结果。”从此文可以看出，胡念贻本人对宋代诗作的基本情况是熟悉的，他的批评，大致还是在文学研究范围内进行的，虽然用了一些非文学的观点，间或穿插一些未必合适的“唯心”“唯物”词汇，但他指出钱锺书序言的某些问题，还并非无中生有，尽管不见得切中诗选者之深心。

《光明日报》发表胡念贻文章的同一版，刊出了黄肃秋的一篇《清除古典文学选本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对《宋诗选注》，作者开宗明义：“当我们仔细研读之后，发现这是目前古典文学选本中的一面白旗。”起首定性，先声夺人。“这是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中观点的继续发挥，这是抽掉了作品思想内容专门从诗体演变上来选诗、解诗的形式主义表现。因此，我们非坚决地拔掉这面唯心主义的白旗……”总之，这篇文章用当时流行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从并非完全文学与学术探讨的角度进行了批判，从当下的文化语境下观照，难免有些偏颇。

这段话中的逻辑线索，太过跳跃。作者以为：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选目、注文中，“钱锺书先生把整个力量都花在对流派的叙述上，字法句法的探源索隐上去了。”“而对于十分重要的这些诗产生于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中，反映一个什么思想内容，却是避而不谈……”因此，作者就认定“钱锺书先生评选作品的标准是形式主义的，没有充分注意到作品的思想内容。”此文虽然举证不多，可结论却严重、严厉。这许多用辞，在当时不仅“唬人”，还完全可能给著述者带来真正的灾难。所以笔者对此文作者的写作方式深不以为然。

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批评文章，还有周汝昌的“读《宋诗选注》序”及刘敏如“评《宋诗选注》”两文。他们的文章，写作时也许并未见到前两文的发表，因此涉及内容及角度，多有重合。在此我们大致略去他们一致的地方，略略介绍他们文章其他部分。周汝昌在古典文学方面，除去《红楼梦》研究，还涉猎颇广，仅仅宋诗，就编选过《范成大诗选》《杨万里诗选》。他的文章，较他人的更有个人见解。譬如分析钱锺书序文三点，其中有二点这般认为：宋诗写作“作贼”的情况是有的，但也不能说凡是思路、手法、字样相近似了的就一定都是“盗案”。周汝昌认为：“作者由于创作上的种种条件的类似，如果思想感情相同，发生‘心同此理’的‘偶合’现象，应该是很自然的，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再，选注者（钱锺书）大力批判形式主义的流弊，固然是好的，可从全书看去，选注者一方面在理论上批判这种流弊，具体到作品，又以大量篇幅来注释它、突出它。选注者是以“掉书袋”的注释，来否定“掉书袋”的流弊。笔者以为，这两点周汝昌说得不无道理。谈艺术的部分，周汝昌能够津津有味，可后来涉及其他部分，他却似乎不能运用合切，故此不多征引。

另一篇言辞锐利，颇有批判力度的文章刊发在1958年第20期《读书》杂志上。作者刘敏如，文章题目“评《宋诗选注》”。此文作者开篇，抓住钱锺书序言中有关时代背景的问题，上纲甚高：“我们认为，一部断代诗选，应该在序言里系统地分析一下诗歌反映的历史情况，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下面的文字，都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的，我们不过多引述。后面，刘敏如概括说：“以上，说明作者在抽象的艺术标准和应酬式政治标准的幌子下面，偷运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说明作者是割断文学和现实的联系，以便不受限制地任意雌黄，冲淡作品的现实性……正是目前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反映在文艺思想中的一股逆流。《宋诗选注》的选注者，就是这一类型。”

结论是：“这个选本，应该说仍是今天古典文学选本中的一面白旗，我们应该把它拔掉。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有责任把红旗插上去。”

为《宋诗选注》正名

引述略略多了一点，其实有必要。不如此，读者不能知晓《宋诗选注》此时面临的境况，也就不易见出夏承焘先生此时出手作文声援的分量。

这数篇文章，短时间集中发表，自然形成了相当影响。据资料，笔伐而外，还有口诛。譬如钱锺书所在的文学研究所，还为《宋诗选注》召开了多次批判会。当时钱因为参加“毛选”英译定稿工作，不能回所，会议成了缺席批判。文研所领导让钱夫人杨绛“代领转达”。杨绛在场，拿着本子记录着大家的批判发言，老老实实代钱锺书“挨批”。可如此集中而调门甚高的“笔伐”“口诛”，不多久便消停下来。据杨绛认可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汉学泰斗、宋诗研究专家吉川幸次郎对《宋诗选注》非常重视，推崇备至。另一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对此书也交口赞誉，甚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本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出发对宋诗进行全面观察的书。”“注释和简评特别出色，由于此书的出现，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恐须改写”。由此，对钱锺书的批判旋即“偃旗息鼓”。

照当时情形看，仅仅日本学者高度评价，是否会对国内一场批判产生立即停止的效果，不见得，它可能是各方影响的一个较易表达的因素吧。

当时供职文学研究所的邓绍基回忆可以佐证：“这部被人称作‘宋诗学中的一部名著’的书一出版就受到好评，胡乔木同志和周扬同志都有称赞的话，后者是我亲聆的，记得是称赞书中多有见解，文字也漂亮。但好像也说了或许有过于追求文字技巧之嫌的话。”胡乔木和周扬，正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也是文学研究所的领导，他们均表示了对此书的赞许，从当时情形看，这应该也是使得对《宋诗选注》批判旋即“偃旗息鼓”的原因之一。

批判“偃旗息鼓”后，文学研究所负责人何其芳“一再请杨绛代向钱先生道歉”。此外，那几篇批判文章造成的效果，是否也得有说法？当时参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的刘世德回忆：“钱锺书先生出版了一个《宋诗选注》，在当时受到了批评。有人要‘拔白旗’，要拔钱锺书这面‘白旗’，认为《宋诗选注》是‘大毒草’。何其芳看了之后觉得很不公平。他觉得要找一位学者，重新评价《宋诗选注》。但是这位学者不要找北京的，要找外地的。找谁呢？他跟我商量了很久，最后确定找杭州大学的夏承焘。”

北京有如此多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为何偏偏远道杭州去请夏承焘教授来写文章呢？首先，夏承焘是古诗词研究大家，再，他对《宋诗选注》颇有好感，对一股脑儿乱批并不认同。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钱锺书《宋诗选注》

词学大家夏承焘伸援手

我们从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可以读出这方面的记述。1959年1月7日：“午后看钱默存宋诗选注。近日报纸登此书批评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钱锺书字默存）除去称许著者为“不易才”，夏承焘还注意到了当时的批评文章。1月9日继续：“看宋诗选注。”此后出现了夏承焘被邀约写“平反”文章的机缘。当年4月，身为《文学评论》杂志编委的夏承焘，到北京参加编委会。该刊物编委会中，有何其芳、陈翔鹤、夏承焘、钱锺书等数十人。4月8日到京，在京期间也有提到《宋诗选注》的 地 方。4月 15日日记：“（王）任叔爱赏默存宋诗选注，谓论注文学书，应为作者留余地。”王任叔曾任驻印尼大使，此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曾以“巴人”笔名著有《文学论稿》，是文学通家。他“爱赏”此书，并以为讨论该书，应对作者“留余地”，应该是不满意一些人的批判调门儿太高吧？编委会开会期间，钱锺书与夏承焘见过面应该没有问题，想来也应该言及《宋诗选注》，可惜没有留下文字。可夏承焘对《宋诗选注》的看法，《文学评论》实际主持人的何其芳及其他编委有所耳闻，这才是远道约请的重要理由吧。

回到杭州，夏承焘就接到了钱锺书寄来诗作及一册《宋诗选注》。他的日记有言：“发钱锺书函，谢其寄来宋诗选注及诗，附去感近事一诗。”夏承焘给钱锺书的诗是《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

后生可爱不可畏，此语今闻足汗颜。

不信千编真覆瓿，安知九转定还丹。

是非易定且高枕，蕴藉相看有远山。

太息凤鸾满空阔，九州奇翼竟无还。

夏承焘此诗，定然是对钱锺书诗作的回复。诗作显然对《宋诗选注》充满信心，相信它不会“覆瓿”，事情当有变化（“九转定还丹”）；且安慰钱锺书从远处看，“是非易定且高枕”。最末一句，夏承焘有注：“谓郑振铎。”郑振铎是文学研究所所长，不久前飞机失事殉难，他是赏识钱锺书，并安排钱选注《宋诗选注》的人。此句既怀念郑振铎，也含有此时少能有如郑振铎这样“慧眼”识钱锺书者的遗憾。

夏承焘对《宋诗选注》的肯定看法，钱锺书也很是感激。除去寄去作品（夏读过，显然已经有《宋诗选注》，钱锺书再寄一册，应是一种郑重且感激的表示）和诗作，夏5月22日日记：“钱默存寄来爱人杨绛所译法国萨勒日所著小说《吉尔·布拉斯》一厚册。”这仍是一种表达感激的方式吧。

日记6月11日云：“看钱默存旧作《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国诗与中国画》是钱锺书1949年前的名文，此时夏承焘阅读它，想来是为给钱锺书写“平反”文章做准备吧。接下来不长时间，北京方面有“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亲笔，也有刘世德以“文学遗产”栏目名义的函件不断催稿，可见当时编者，或许也反映了何其芳等相关人士对胡乔木、周扬表态后的焦虑心情。连续催索之下，夏承焘的文章也迅速动笔写成，7月9日：“命汝岳抄评宋诗选注文，午后寄出。”很快，这篇为《宋诗选注》“平反”的文字，于当年8月2日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中。

夏承焘评《宋诗选注》

从这篇《如何评价〈宋诗选注〉》看去，夏承焘写文章的手法是很高明的。文章开首，他并不直接评价此书的内容：“选诗难，选宋诗更难。宋代诗人和诗作都不少，却不曾有一部完整的《全宋诗》，而宋人的题咏酬酢的作品特别多，散见于笔记、诗话乃至语录、类书里的，往往而是。”

那么，想要真正严谨选诗：“就必须认真地在蒐辑辨识上做一番功夫，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宋诗选注》成绩的重要方面，首先表现在选注者下的这一番“不容易”功夫。再往下说，“宋代诗多，诗论也多，论自己的主张，也论别人的得失。”所以，今天选宋诗“就必须自具一种手眼，把客观标准和主观好尚一致起来，不为前人所牵制……这就非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独至的见解不可。”

这就从多方面使人感受到选宋诗的极大难度。基于此，夏承焘才落笔到这部作品上：“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的出版，使我们耳目一新，得到很大的满足。”“这个选本，确实冲破了选宋诗的重重难关，无论在材料的资取上，甄选的标准上，作家的评骘上，都足以使读者认识到宋诗的面貌、它的时代反映和艺术表达……”

接下来夏承焘认为，一般的诗选，除了辨体、明例、综赅一个时代的文学成果，不外乎有三种性质：一，掇存；二，楷范；三，品藻。而“《宋诗选注》就其取材和对象言，乃是近于品藻的性质，而不纯是读本”。所以，评价它，这一点不可忽略。他进一步说：“好的选本实际上是选者的一种创造，好的选本是一个有机体，贯注在中间的是选者的识见、议论。”这几点，先前的几位评论者均未涉及，但却正是分辨、认识《宋诗选注》时应该特别留心之处。

在引证了几部传统诗选精心结撰评论文字后，夏承焘认为，《宋诗选注》继承了这个好的传统：“翻开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就是这些议论意趣洋溢的小序了。”跟古人比：“就更令人感到《选注》的作者对这八十位诗人的作品付出了多少涵泳体察的功夫。”在此，夏承焘确实是以“通家”的眼光，体察到选家的努力之处和独有的贡献所在，而这些价值和带有启示性的地方，其他几位论者没有见出或有意忽略了。

接下来说到宋诗的取材，夏承焘别异于其他批判者，认为“《宋诗选注》的甄录使读者感到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气氛，在作风上也较能清楚地看到不同作者的个性和创造性。”

夏承焘肯定了钱锺书选出的作品在精神层面的积极、向上、健康的一面。同时，他还认为，其中不少诗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宋代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鼓励了爱国主义和反抗精神。”这样也回应了先前批评者认为此书没有充分反映“民族矛盾”等看法。下面，夏承焘没有沿着此思路延续，笔锋一转，他认为宋诗的形式主义是严重的，所以钱锺书对有形式主义特点的诗人，甚至大诗人也保持警惕，选诗十分严谨。

并且，《宋诗选注》也不忽视人们历来喜欢的苏轼、王安石、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名家的作品，对于其他人批评该书选入的描写个人生活意境、流连光景的作品，夏承焘则认为：“这些诗篇有较高艺术成就，基调也是高朗健康的……我们应该知道它，并且欣赏它。”这就轻轻且自然地拨荡开诗作只是表现生活中“斗争”一面的偏颇。

说了此书很多好处，也或明显或含蓄回应了前面批判文章的看法后，夏承焘也谈到了《宋诗选注》可见的问题：“作者虽不赞成那种‘无一字无来历’的见解，但在注里有时也采取了委曲寻究，旁通发明的办法，更有时不免有过于求备之处。”当然，对于古典诗歌选注本，这无论如何是可原谅的地方。最后，夏承焘结论是：“《宋诗选注》对我们说来也许是更切近，更容易领受些。”总括起来看：“古今来大约很少有厘然允当于万千读者之心而全没有缺点的选本吧。如果不是阿其所好，我觉得钱先生的这本《宋诗选注》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夏承焘文章虽然说不上定论，但《宋诗选注》的好处及其特别着力之处，却较为公允地阐述清楚了。在当时，从严厉批判到指出优长，此文显示了某种程度的文艺回归，当然，后面的政治表态成分，更不可忽视。这之后，对于《宋诗选注》的严苛批评文字，再不出现。在当时，这大约标志着对一部书的认可表态吧。

笔者阅读有关钱锺书的相关资料时感觉，他与夏承焘的这节交谊，人们涉及较为有限。从后来的文章中我们知道，对《宋诗选注》这部潜心数年完成的著述，钱锺书是颇为看重的。可刚出版就被一通批判，由通常心态猜测，应该很“不舒服”才是。在听到研究大家夏承焘对该书认可的话后，钱锺书心情可想而知。所以他给夏承焘寄诗表达感怀，再寄《宋诗选注》以示郑重，甚至寄上夫人杨绛译作……那一代文化人，情绪表达，通常含蓄内敛。这些连续作为，可以较为充分见出钱锺书此时的感念心情。这种表达，在钱锺书，并不多见。文人之间，有时对生活中的推杯换盏也许不甚看重。文字间的认同，却可以大大加深情谊。从夏承焘与钱锺书这段非常时期的文章“援手”情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彼此间的感怀。这种心情，应当久久不忘。据笔者有限的阅览，即使后来的动荡岁月中，夏承焘到了北京后，也还专程去看望过钱锺书。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1975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下午偕夏癯老（夏承焘常以“癯禅”自属）夫妇去北京市文物组，看琉璃河新出土西周铜器，又至故宫参观出土文物，最后访钱锺书（现仍住在学部）。”日记简略，没有他们之间谈话情景记述，可惜。不过，在生命历程中，以学术立身的学人，有文字交集、结谊，足矣。

（本文原载《北京晚报》2021年2月10日，原题为《夏承焘与钱锺书〈宋诗选注〉援手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