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宗璞和父亲冯友兰

宗璞，1928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有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中短篇小说《红豆》《三生石》，散文《西湖漫笔》《奔落的雪原》，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等。其中，《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尽管刚刚做过一次手术，92岁的宗璞精神很好，面前的桌上正摆着几本童话——为了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宗璞又找出了自己创作的童话重读，并有了些许新的发现和体悟。

　　从1956年至今，宗璞读童话，写童话，未泯的童心一直爱着童话。

　　她早年的童话，如《寻月记》《湖底山村》《花的话》等，写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那时，她常想的是童话对小读者的教育作用，如何用童话反映社会主义建设。1978年重新提笔后，在写小说的同时，她也常考虑如何继续写童话。她仍注意童话的教育作用，但不再只想到孩子，她觉得童话不仅表现孩子的无拘无束的幻想，也应表现成年人对人生的体验，为成年人所爱读。如果说，小说是反映社会的一幅画卷，童话就是反映人生的一首歌。那曲调应是优美的，歌词应是充满哲理的。

　　宗璞说：“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旅途中难免尘沙满面，也许有时需要让想象的灵风吹一吹，在想象的泉水里浸一浸，那就让我们读一读童话吧！”

　　直至年过鲐背，宗璞还和小时候一样喜爱着童话。她常戏称自己返老还童，这是指她因中风饮食起居均需人照顾呢，还是指像幼时餐后要吃一颗糖？我想，更多的是因为她喜欢幻想，喜欢读想象丰富的作品吧。

　　是的，读童话除了傻劲，还需要一点童心，一点天真烂漫。把明明是幻想的世界当真。每个正常的成年人其实都该多一点未泯的童心，使生活更有趣更美好。用这点童心读童话，童话也可帮助这点童心不泯。所以，宗璞说，也许因为自己有那么一点傻劲和天真，便很喜欢童话，爱读，也学着写，“数量不多，质量也差，兴趣却浓，有机会便要谈论……”

　　于是8月底，我们便约了这么一次“机会”，谈论童话。

　　中华读书报：《鲁鲁》等童话特别感人，所有的形象都是生动鲜活的。您最早从什么时候写童话？为什么喜欢写童话？

　　宗璞：我的第一本童话就是1956年写的《寻月记》。那个时候我在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工作，每天下了班以后写作。有的时候出去看戏，看戏回来十二点多也要写一点。写完后我给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的责编叫刘重，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写得也很不成熟，不过那时候有很多想法。

　　我有一次答记者问，谈到为什么写童话。我觉得不写童话，就对不起眼前光怪陆离的现象。写童话让人觉得不是这个世界。

　　很多人把《鲁鲁》列在童话里，其实《鲁鲁》不是童话。鲁鲁是真实存在的狗，故事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实际发生的。姐姐走失了，鲁鲁去找姐姐，只有这个是虚构的，是小说允许的虚构。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童话，如《冰的画》（1983）、《遗失了的铜钥匙》（1988），相对来说，散文性强于故事性，好像您在童话创作上并不是特别注重文体，而更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表达？

　　宗璞：我写童话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想好了我要写散文式的还是故事性的。写出来界限就不一定分得那么清晰。写童话也是想表达更多的东西，怎么顺就怎么写。

　　中华读书报：从童话中看得出来，您对所有的生命充满了爱。

　　宗璞：这是真的。我是拟人化的写法，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像是有生命。

　　中华读书报：《书魂》（1980）特别有趣：一个小女孩进入书的世界，各式各样的书有各自不同的灵魂，生动极了！在写童话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小女孩？或者干脆自己就是书的灵魂？

　　宗璞：好像也没有什么意识。每本书有它自己的灵魂，这个大家都承认。它们总会找到自己的地位。可是也不尽然。就看整个社会的变化。有些好书是被埋没的，找也找不着；有些不怎么有价值的书反而得到很好的待遇。造成这种现象，不是出版人的问题，是读者的问题，是整个社会水平的问题。因为有这些感想，我写了这个童话。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一点都不过时，这个现象在当下的出版界仍然存在，现在看还是很有价值。

　　宗璞：你看得很清楚。我是1980年写的，40年了，这故事还有它的生命力。

　　中华读书报：您的《贝叶》（1980年）融合了中国民间故事风格和西方童话，英勇的中国小姑娘和恶龙斗争，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构思？

　　宗璞：《贝叶》是一种试探性的写作，想尝试从民间传说取得营养。这和改编、整理不同，写得好了，并不留痕迹。安徒生的一些童话也来源于民间故事，他和格林兄弟的记录整理显然不同。

　　小说反映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并不只是作者一个人的，只是他一个人画出来而已；童话的幻想也可以集中许多人的想象，只不过是作者一个人唱出来罢了。从民间故事吸取营养，是写作童话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不是唯一的途径。

　　有一年在承德的一座庙里，我看到有虾头、鱼头和人身的画像，我忘了是不是有解说——好像也没有解说。回来就写了《贝叶》。起先我不太喜欢这篇童话，觉得这个画面想起来有点凶恶，有点恐怖。这回你要来采访，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并不恐怖，而是有很大的安慰。因为孩子还是有头了。

　　中华读书报：很多作品在不同的时期看，都有不同的意义。

　　宗璞：《贝叶》的画面有些是很悲壮的，尤其是贝叶最后为了大家牺牲，自己的头发成为燃烧的火焰，把自己烧没了。社会上本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袁崇焕、谭嗣同……我写贝叶也是心有所感。这个女孩应该很漂亮，火焰顶在头上，而且故事很有戏剧性，我想应该很适合做卡通片——我的一些童话戏剧性不够，比较抒情。《书魂》《鲁鲁》《紫薇童子》，都很适合做卡通，更可以拍电影。好几次有人来谈《鲁鲁》改编电影的事情，我自己还写了剧本，这些人后来都不见了。

　　中华读书报：应该找机会推荐一下，这么好的本子，如果不被更多的小朋友认识，会是很大的遗憾。您的作品中更丰富的美和内涵，还需要多种形式的挖掘和表现。您的作品中被改编的多吗？

　　宗璞：我曾经“妄想”，把《三生石》写成歌剧，里面的角色正好有男低音、男高音、女中音、女高音可以组合。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作曲家的青睐。词家王健曾经试想从《三生石》做一个歌剧脚本，也没有实现。

　　《野葫芦引》也是一直有人要拍电视剧，可是客观环境太困难了，只有不了了之。我的小说不大注意戏剧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总鳍鱼的故事》（1983）是一篇很有意思的科普文章。在写作之前，您是不是也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才得以向读者传达那么准确生动的故事？

　　宗璞：我没有特别想研究童话，只是喜欢。《总鳍鱼的故事》童话的气氛比较少，更倾向科普，内容都是实在的，我必须弄清楚。当时我住在燕南园，和生物系沈同教授是邻居，我常去他那里请教，他也很愿意谈，给我很多帮助。所以童话中科学的内容还是很准确的，有科学的框框，童话的想象好像没有充分展开。

　　童话就是放飞思想，不管怎么放飞不能违反科学，不能违反事实。许多原来属于幻想的事物，已经由科学实现了。如千里眼、顺风耳，如一筋斗十万八千里。人类童年时期已经过去，童年时期的想象也已经过去，但幻想是不能穷竭的。

　　现在小学生学语文辅导书很多，我收到好几套不同的出版社出的辅导书，其中有一部着重选载童话，第一篇选的是安徒生的《夜莺》，第二篇是我的《花的话》，我当然知道这并不说明我有多高明，但仍傻乎乎高兴了一阵子。我还在小学生语文辅导书里看到了郭沫若的诗。我觉得很好。其中一句，他问阿波罗：“你二十世纪底阿波罗/你也改乘了摩托车吗/我想做个你的助手，你肯同意吗？”很有想象力。

　　中华读书报：但是也有一些童话，融入了成年人的人生感悟和生命思考。能谈谈您在童话创作上的追求吗？

　　宗璞：我认为童话不光是小孩的东西，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成年人的知己》，就是说小孩读童话，他的所得和大人读童话的所得是不一样的。比如《海的女儿》。好的作品如同放在高处的珍品，幼年时也可见其瑰丽，却只能在人生的阶梯上登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打开那蕴藏奥秘的门。童话是每个人童年的好伴侣，真正好的童话，也是成年人的知己。

　　《书魂》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许多年前我曾经收到一位看懂了、而且感动了的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的十多幅为《书魂》作的连环图。

　　中华读书报：读您的童话像读诗一样享受。您的语言凝练又有节奏,同时具有画面感。《湖底山村》《花的话》《吊竹兰和蜡笔盒》《露珠儿和蔷薇花》等作品以抒发情感为主，淡化故事情节，既有诗意的语言，也有诗意的生命状态。诗意是您的童话特点之一吗？

　　宗璞：可以说是，诗意很奇怪。是不知不觉就在那儿的。从来没想到要写出诗意。可能要是刻意去写诗意，它反而跑了。

　　中华读书报：您的童话写作并没有间断，一直断断续续地写。您的这些童话，其实题材种类都特别多。您有没有回顾或者总结自己的童话创作？

　　宗璞：我脑子里还有几个想法没有写出来，也许就不写了。比如蒲公英，风一吹就飞得很高，可以坐着蒲公英旅行；有一种花叫铃兰，开花时花瓣中有一个小铃铛，我想它们会叮叮当当合奏一首好听的曲调。我写过一个《铁铃铛》。这个花铃铛我也要写一写。不知还有多少力气。

　　中华读书报：有些作家，相比他们的成人文学，儿童文学还是不能同日而语，比起《大林与小林》《宝葫芦的秘密》，张天翼恐怕更热衷于《华威先生》，叶圣陶的《稻草人》也难敌《倪焕之》。对于您来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创作心态和作品，有哪些不同？

　　宗璞：我自然是有点不同，可是很难知道是怎么样的不同。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很多纯文学作家介入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各有原因。但是在有限的视野中，发现平时总“端着”的作家，写出来的儿童文学也很生硬造作，而有童心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趣味盎然，让人爱不释手。以您的经验，写好儿童文学，需要具备哪些因素？

　　宗璞：老实说，写作是要一点天赋的。这其实和别的行业一样，就是对自己的工作特别有兴趣，欲罢不能。首先要有真性情，不要端着，不要有雕琢的痕迹。

　　父亲曾经给我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写了序。他在序言里说，作家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把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酿造成“有字人书”。还有一个是要读书，读书一定要化入血肉之中，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如果写出来的是从这儿抄一句、从那儿抄一句，就不行了。我想，文学创作还是要有一点天赋，打鸭子上架不行。

　　天赋首先就表现在兴趣，吴冠中说：“能成为画家，就在于他无论碰到什么困难还是坚持画，好像一棵草冒出来小芽，你就是拿热水浇它也还是活了，坚持要画。”这就是天赋，大概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但是，兴趣是一方面，一个自由的环境是另一方面，缺一不可。如果这勇敢的幼芽生长在柏油马路下，就怎么也出不了头。

　　中华读书报：写童话给您带来了什么？宗璞：我觉得挺高兴。这回我又大致看了一遍自己的《童话》，在阅读中我感到一种安慰。也许隔些时候我会再读，再隔些时候还要读。我写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会有这样的收获。

　　中华读书报：您关注网络文学吗？网络作家每日更新成千上万字，年收入上亿。这样的作家在中国不算少数。您愿意对年轻的作家们说点什么？

　　宗璞：非常抱歉，因为我的眼睛已废，从来不能看网络上的小说，没有发言权。我有一个印象，这些年轻人的网名都很潇洒浪漫。

　　中华读书报：知道您视力不好，想必手机和网络对您来说都利用率不高吧？但是我也揣测，您是一位“时髦”的老人，如果视力不存在问题，微信呀，微博呀，是否也都会使用？您如何看待新媒体等新生事物？

　　宗璞：我虽然视力不好，电脑、手机却都在使用。有专人照顾我，帮助我。我不时髦，但我很看中新生事物，我要学习。我永远在学习。

（原文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0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