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5年6月10日
1939年，王佐良于昆明
1945年1月，王佐良代表军委会国际宣传处在昆明看望聂耳的母亲彭寂宽老人，并转交好莱坞米高梅公司的稿酬支票
一
《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全篇近8000英文字（中译文13000多字），概述了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二十五年里（大约从1917年至1943年左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全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中国新文学的起因、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激发读者的兴趣。第二部分是全文的主体，约占整个篇幅的近五分之四，简要叙述了从新文学的发端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各种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重要人物及其代表作品。接着第三部分概述了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内容、特点和风格。最后第四部分是小结，概括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两大特征和重要历史意义，并对未来的发展作出了精辟的前瞻。
《趋向》第一部分一开篇就澄清了由于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古典而可能造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误解，并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引出话题。进而明确了在中国动荡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新文学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西方文明以翻译为媒介的广泛介绍传播。这两种文化的相遇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个成果就是中国新文学。它“承载着变化的中国的真实脉动”，尽管“常常是粗糙的，在其成就方面非常参差不齐”，但“它仍然是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第二部分开始叙述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成果的新文学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抗战前的成长历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1920年前后“五四”时期与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期；（2）20年代大革命时期；以及（3）1927年至1937年左翼文学及流派纷呈的时期。该部分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几种类型，结合人物和作品分别加以论述，并随时征引外国作家和作品作为比较参照，指出其中的关联契合之处。
在第一个阶段，新文学首先是起源于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翻译、模仿、借鉴，同时，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的旗帜下，“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同封建复古派文人之间发生了文言与白话文之争。《新青年》杂志带来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曙光，随着各种西方新思潮席卷中国知识界，觉醒的青年们掀起新文学的第一次高潮。最重要的代表是鲁迅、周作人的作品以及胡适的新诗创作。在第二阶段，《趋向》着重介绍了“新月派”诗歌的领军人物徐志摩和闻一多。同期的更持久的文学派别是日本归国的学人发起的“创造社”，他们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文中特别对“第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新诗人”郭沫若做了重点介绍。“文学研究会”及其《小说月报》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也发展起来了。接下来第三阶段，北伐胜利后的社会变动和意识形态冲突使“文学走向了左翼”，文学流派纷呈，各放异彩。文中对几位小说作家，如茅盾、沈从文和巴金都做了重点介绍。南方的《现代》《文学》杂志，北方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水星》杂志，都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活跃其中。冰心和丁玲的女性文学出类拔萃，“风格家”们（即新感觉主义作家）的小说和戴望舒的现代派诗歌风靡一时。“汉园三诗人”（卞之琳、李广田和何其芳）才华出众，萧乾、萧军等人的作品都很有影响。在戏剧创作中，曹禺和李健吾的作品出手不凡，《趋向》尤其对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作给予精辟的点评。最后《趋向》还论述了在民族解放文学日益高涨的同时，林语堂的幽默闲适文学的出现是一股既清新又滑稽的支流。
第三部分简述了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文学创作的内容，从早期流行的战地报告文学、抗日独幕剧到其后在大后方创作的小说、戏剧和诗歌等；对于抗战后期的文学创作的繁荣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也做了简介。在抗战时期的文学特点和风格方面，《趋向》则着重强调其两大特征。一是以现实主义来表现生活的乡土性文学的重要性，文中饱含深情地说，“还有什么比回归乡土更自然的呢？因为它已供给了永远的家乡情结编织的话语，其中充盈着简朴生活的火热和活力”。二是抗战文学创作要服务于人民，要和民众的感情需求相结合。年轻新锐的诗人王佐良对诗歌自然独有情钟，给予了较多的笔墨。同时他也坦率地指出在生死存亡的战争中，那些充满微妙、隐晦的诗句的现代派朦胧诗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战争使得有必要强调诗歌的共享的天性”。在战时特别需要借鉴民歌，用朗朗上口的演说等形式以增强感染力，动员民众：“诗人被他的听众脸上燃烧的热情激发出更高度的想象力。在大量人群面前朗读，在燃烧的篝火旁边[咏诵]，其中带有很多的叠句和共鸣，抗战诗作本质上是人民的诗歌。”在这部分最后他谈道，“在小说创作领域中特别是最好的果实正待采摘。”在同时期发表的《论短篇小说》中，他对这方面做了精彩的补充论述：
……我们于对[对于]中国短篇小说的敬意仍是无穷的。我们有无数的年青作家在将他们的声音注入中国的近代文学，使它显得富于生命和活力，严肃而又温柔。短篇小说是我们文学里比较健全的一个部门，这里面写下了中国的城市，也更多地表现了农民，以及藏在他心里的古老中国在变革中的一些感情。我们的诗歌纤巧，然而我们的小说——几乎全部是短篇小说——坚实，因为更与土壤接近，更喷发着田野的气息。小小的技巧上的法宝我们大概还得学习，然而在内容的深厚上，在对人生态度的积极上，我们并不需要抱歉似地向任何人红脸。我们的小说是一种独特的成就。（《文学评论》第1卷第1期[1943年]，第36页。）
《趋向》的第四部分是对全篇的概括总结，简明扼要，寓意深刻，文采斐然。以下是这部分的译文全文：
概括地说，从二十五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发现新文学首先是彷徨和实验，然后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与此同时证明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虽然许多新文学作品是粗放的、无定形的，但是我们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的进步是巨大的。我们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当前的现实主义。在诗歌方面我们进行了最大量的实验，尽管取得的只是最不理想的成果。在散文方面我们有伟大的鲁迅——其伟大甚至连他的敌人都承认——还有十几位优秀的小说家。在戏剧方面，我们有曹禺、李健吾等令人钦佩的作品。总之，我们可以毫不惭愧或迟疑地用所创作的一打作品向世界展示我们已经走了多远，我们现在位居何处，以及我们将可能成就些什么。
无论可以说出什么不喜欢它的缘由，中国现代文学至少有一点可取之处：它的纯洁。即或涉及政治，它依然保持忠实于生活。在其众多的缺点和失败中，高度严肃性之不足不能算作一项。中国的年轻作家们，无论如何谦逊和被什么所引领，激励其灵感的是理想和阳光——这是一种极富想象力的文学。
这就使我们得出一点结论性的思考。这个文学会变成什么样的？我们已经看到，它始于模仿。现在人们都说到回归，但归往何方？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然而，鲁迅的成就，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熏陶出对这位伟人的深深的敬意。我们发现，旧文学赋予了他那种倔强的、中国式的性格。藉此鲁迅修炼成一种具有如此奇特魅力的风格。那么，在这里有没有些许启示呢？虽然现时正在发生变化，将来又尚未可知，但我想会有机遇回到根深蒂固的过去的——或许不是为获得咨询参照，而是宣示一种亲缘关系。发展的意义亦即在此。
二
以上对《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的作者王佐良先生早年的文学创作和学术背景，本册的结构、中心思想和内容提要做了简要的介绍。该文总结分析了中国新文学的最突出的特征和历史意义，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前瞻。在资料匮乏、信息闭塞和生活拮据的艰苦战争年代，能写出这样的深度、广度乃至文笔俱佳的综述文字，不仅体现了王佐良的忧国忧民、现实主义的进步文化观念，而且开始显露出他在驾驭与归纳纷繁多样的素材方面的过人才华。为了更好地解读和探讨《趋向》的重要意义、文学理念和风格特点，现根据有关的资讯对几个问题阐述如下。
1．新文学运动评论所反映的王佐良早期文学观。
经过对四分之一世纪新文学历程的考察，在《略论我们这个新文学》一文中，王佐良指出新文学运动的两大突出的优点：“无论我们怎样笨拙，怎样贫乏，我们至少有二个优点：一是严肃，二是纯洁。”这似乎比在《趋向》中的表述更加明确。这两大优点把握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他认为，承载着变化的中国的真实脉动和新的时代精神的新文学首先是严肃的，因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们大半的作家之所以写作，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一整个民族的哀愁压在他们的肩上，使他们非写不可”，“没有什么人能比他们庄严”。这些优秀作品“里面写下了一个民族在面临变革时的一些动荡，以及在变革到来时的那些希望和痛苦，那些血泪所淹没不了的对土壤的爱好”。“我们正面临上一个历史的时会，因此我们所写出来的，无论梦幻或现实，全是那样灵，那样烫手的东西。”接下来他论述道，“在这严肃之下就产生了我们的纯洁。这二者，是一个现象的两面，分割不开的。因为严肃，我们视文学如珍宝，不容外来事物的沾污，而要保持它的纯洁，我们自己又先必正心。此外，因为我们是一个多难的国家，我们无心让文学作品仅仅成为一种消遣。”他特别对可能的责难进行了有力的论辩：
对于这种看法要抗议的人一定会有，然而，我想最大的反对必然是针对纯洁一点的。中国的新文学是最不纯洁的，他们说，因为它几乎自始就同政治结了缘。中国的作家最喜欢用“时代”这二字，他们说，而时代二字葬送了无数有为的作家。但是，先生，你不是眼前有一片灿烂的“远景”，要正写这个“人生”么？在“人生”处在一个地狱里，而且时时刻刻在让思想拷打着的时候，我的篇章里就应该只有“星子挂在天上”以及“爱情象河水一般长久”么？思想的激流正是中国新文学忠于人生的表现，而因其触及人生的方面是那样的深远而广大。
狭窄的教条和武断给过去的许多事实证明是如何有害的东西，然而感伤主义的悲观论调也必须加以扫除，因为我们这个新文学是用不着什么人惭愧的。（佐良：《略论我们这个新文学》，《文学评论》，第4—5页。）
三十多年后，父亲于1980年作为中美建交后最早的访问教授之一，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开授了两门课。一门是“现代中国散文之风格”，介绍了“十年动乱”过后的新时期中国散文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各种类型的文章所反映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另一门是“英美文学在中国”，论述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与之发生的互动和创新。两门课都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后父亲又多次应邀赴美讲学论及这方面的专题，可见这和他早年的文学观是一脉相承的。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概括出王佐良早期的文学观，这就是：来源于生活，植根于乡土，取法于借鉴，致力于风格，寓情于理想，寄心于阳光。而从作家王佐良自己的思想激流中，体现出一种文学理念闪光的品质，也就是严肃和纯洁——严肃而又富于文采，纯洁又不失于犀利；富于生命和活力，充满理性和光明。
2．王佐良早期翻译方法论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建树。
这里仅试探讨王佐良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家在《趋向》等早期著作中对于翻译等领域所做的贡献。
无论如何界定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翻译都是其中的一个中心环节。正如李赋宁先生指出的，翻译活动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早期的中国翻译家也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因此“比较文学”离不开对翻译的考察与探索。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清华的外语教学中是有传统的，如吴宓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开设了“中西诗比较”的课程，钱锺书先生也是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的大家。在这些师长学术传承的影响下，父亲自然很熟悉这些方法。然而要将之运用到现代文学的整体上，无疑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和对国内外各种作品深入的理解，决非一日之功。在《趋向》中我们看到，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这种形式，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又添了“新”的篇章。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特别是在新文学运动刚开始的阶段，比较翻译、模仿借鉴和文学创作往往是三位一体的。一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不断翻译、借鉴、创新的历史。翻译是进行创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对外国各种新文学流派的翻译介绍促进了中国各类新作品的出现。在《论翻译》中，王佐良肯定了“在这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内,新文学之涉遍了西洋三四个世纪里所有的流派与主义，翻译是尽了开路之功的”（《生活导报》[1943年11月]，第23页）。他并以华兹华斯的“自然”等用语为例，说明了翻译时不仅要比较两种文化之间的异中之同，更要注意其同中之异，辨别不同文化的细微差异；并指出翻译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对人类跨文化交流理解的可能性抱有乐观态度：
困难堆在前面像座山，但是人心毕竟在大体上是沿着几条同样的线路想的:有其特殊也就有其共通,是这点共通使人类还得互相了解,而翻译的一线可能,一点将来，亦即在此。
1985年春夏之季，父亲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的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Scholar）赴美，70天访问了普林斯顿、哈佛、麻省、加州伯克利、加州理工、明尼苏达、密苏里等九所著名大学和三家特藏图书馆进行研究和讲学。其间他应邀发表了九次学术演讲，主题包括“文学史的方法论”、“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英美文学在中国”、“文学教学问题研究”等，都是和比较文学研究有关的。1986年，他又率代表团访美参加了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同时期发表了后来多次获奖的比较文学的英文力作《论契合》。明尼苏达大学英语系主任J.劳伦斯·米切尔教授（J.Lawrence Mi？chell）称赞《论契合》是一部“出色的文集,资料丰富，启迪人心”，“仅从这些顺便提到的作家当中，也能窥见作者兴趣与学识的广博”。这个评价也完全适用于《趋向》——因为《论契合》和《趋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3．《趋向》对中国新文学成就的历史定位、诠释和前瞻。
首先，《趋向》表明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虽然受到西方文学的启发与影响，但其主要品质却是中国的，其主流思想是进步的。《趋向》不仅是较早应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而且是从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这一高度来诠释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贡献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民族自信心。作者以洞察的眼光、独到的见解、精辟的论证，速写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并在同外国作品的比较、鉴赏中发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本宣传册中包括了新文学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家和主要流派。当然见仁见智，这样的短篇只能有所舍取，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这种写作方法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是从中国文学接受外国文学流派的契合和影响的视角进行创作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中国新文学本身，并由此而总结出中国文学的两大规律性的优点：严肃和纯洁。因此，它无疑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尽显比较文学高屋建瓴的世界性意义。
其次，《趋向》的语言风格也丰富多彩，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诗人的灵秀和智者的哲思。这篇文论不仅涵盖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而且呈现为一篇优美隽永的诗化散文，读后给人以文采的滋润、思想的启迪和美感的享受。正如美国汉学家Wen？di Adamek教授所评论的：
这是给人以如此深刻印象的作品，多么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这篇文章把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放在政治和审美的视角下来考察，确实可以概括出这个复杂的文学领域的努力的成果。真是太令人陶醉了......
父亲在论述中广征博引，从生气勃勃的西方文学中汲取灵感，使文章跌宕生姿，别具风采，融中西文化于一炉。从《荷马史诗》到莎士比亚，从蒙田、歌德到托尔斯泰，从大仲马到海明威：四十多位世界文坛的大师名家逐一道来，如数家珍，并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作品聚首为伴，更是栩栩如生，交相辉映。可以说《趋向》本身更像一幕引人入胜的史诗剧，各路风云人物逐次登上舞台，把中国新文学的流变脉络和精神风貌娓娓道来，一一展现，淋漓尽致地演绎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精神的时代风采。
最后，《趋向》在着重论述了翻译等比较文学方法以及外国文学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另一重要来源——古典传统的影响力。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始终是互相交流作用的两大方面。在新文学的成长过程中，以这两对矛盾为主线，中国民族本土意识与外来各种文学流派的互动影响穿插交织、高潮迭起，构成了一部国际文化之旅的交响乐章。《趋向》结尾时指出新文学要“回归”到根深蒂固的传统遗产中去吸取营养，因而发展的意义，当代中国文学之趋向，亦即在此。七十年后中国文学的辉煌，是不是也印证了这一展望呢？
总之，作为当时新锐有为的年轻学者的王佐良，一方面娴熟地驾驭中外文化的学问，为中国新文学研究奉献了筚路蓝缕之功；另一方面，基于早期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实践经验，他对中国新文学的成就提出了独特的思考、诠释和前瞻，并由此展示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和风格。尤其是他从中外文学史相互“契合”的视角，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概括总结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在今天看来仍然使人受到启发和激励。因此，我们通过对新发现的有关文献的考察和研讨，不仅可以再现王佐良先生早期的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心路历程，还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和意义。
在抗战胜利七十年后的今天，思念先贤，泪洒笔端；掩卷静思，心潮难平。我很惭愧没有能够早点发现这些珍贵文献资料，但也为父亲写出了这样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篇章而感到骄傲。这篇文献将和其他多篇早期作品一起，编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正在筹办出版的《王佐良全集》之中。作为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作家和诗人，父亲一生勤奋、睿智、卓越、务实、奉献，不愧是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大浪淘沙见真金，历尽风雨展文华。“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火花在新的世纪依然闪光，照亮人生，启迪心智，感动世界，也祝福着和平。这也许就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的文学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