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茂

    《海外拾珠——浦薛凤家族收藏师友书简》，精选浦薛凤家族收藏的书信、条幅、手札等一百多幅影印件，时间跨度从1908年到2007年整整一百年，涉及人物有吴敬恒、于右任、王云五、梅贻琦、胡适、冰心、钱端升、唐德刚、张爱玲等三十余人。从这批中国学人的墨迹中我们能了解到上一世纪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迁，体悟一代学人的心语。

(《海外拾珠———浦薛凤家族收藏师友书简》浦丽琳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浦薛凤（1900-1997），号逖生，原名瑞堂。儿时随父读书，民国初年入新式小学读书，1914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与闻一多、罗隆基、吴泽霖等同班，1921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攻读政治哲学。1926年，浦薛凤回国先后执教东陆大学、浙江大学，1928秋应国立清华大学的聘请，任政治系教授，后任政治系主任兼《清华学报》总编辑。1939年浦薛凤应国民政府之召投身政界，初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抗战胜利后，任行政院善后经济救济总署副署长，1948年任台湾省秘书长。1958年任台湾“教育部”次长，1962年卸任赴美教书。

　　浦薛凤一生置身政学两界，执教三十余年，从政十九年。于学界有政治学的扛鼎之作《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堪称饱学之士；从政清正廉洁，待人谦和，勤勉任事。因是之故，浦薛凤与政学两届的杰出人士多有交往，从而保存了许多信函笔札，如今这些均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诚如本书著者浦薛凤之女浦丽琳女士在序中所说：“我认为它们是宝贵的时代和历史的见证，写信的人，多数与五四时期及中国的历史有关，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文化有突出的贡献，他们的信件有历史价值，他们的墨迹有艺术和文化价值。”她用“为了文化的传承”来命名这篇序言，也就表明她对这些历史资料的重视以及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作为史料，从胡适1938年接受驻美大使的任命之后的信，我们读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家面临危难时的忧心与担当；从冰心、钱端升、陈岱孙等人在1970年代末的通信，可了解那一代学人的坚强性格和爱国情怀。另外，1940年代浦薛凤与冰心、顾毓琇、梅贻琦等人的诗词唱和，1960年代张爱玲与夏志清关于翻译《海上花》的信件，以及1980年代浦丽琳与周策纵、唐德刚等人关于白马诗社的信件均为当代汉语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海外拾珠》内容丰富，其中也提供给我们很多研究近代教育史的史料，如：

　　1.关于小学教育：浦薛凤生于清末，尽管当时已有新式小学，但浦跟随作塾师的父亲到雇主的家塾中读书。1938年年初，在战火余烬中浦父找到浦薛凤儿时的作文，整理为《薛凤玖龄稿本》。说是“玖龄”，实为八周岁。《海外拾珠》收录了其中的几页，其中一篇题为《汉景帝知吴王诈病不朝特赐几杖以止其叛论》，八岁儿童论皇帝统治之术，且楷书字体工整，今天真是无法想象当时的语文教学何以达到如此程度。

　　2.关于中学教育：1914年浦薛凤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插班中等科二年级，在那里学习了七年，1921年赴美留学。当时的清华学校，分中等高等两科，各四年，相当于今天的初一到大二。书中收录浦薛凤的一篇作文的首页及教员的批语。把鼓励和建议概括在十数字的批语中，足见教员的用心。当时清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即赴美留学，英文自然备受重视，尽管学校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准，但社会还是给戴上了“国文不通”的帽子。实际情况或与这种看法相左。浦薛凤在读高等科时，利用课余时间，通读了《全唐诗》，并从中选出一百首浅易的七言绝句，采用新式标点，编辑成《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交中华书局出版。出版之前请清华学校代理校长严鹤龄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序。《海外拾珠》收录蔡元培所写的序言全文，这篇五六百字的序言，蔡先生先谈了选白话诗的理由，继而谈中国的诗史，叙述四言诗盛于商周，五言诗盛于汉魏，七言诗盛于唐的特点，又举了历代绝句的选本。鼎鼎大名的蔡元培先生认认真真地为一位青年学生的书写序，又亲笔致信予以鼓励，使我们愈加敬仰其谦谦君子之容，钦佩其循循善诱之风。

　　3.关于大学教育：浦薛凤在1920-1930年代在大学教书十余年，之后又到美国大学教书十余年，书中收录浦薛凤与大学同仁的往来书信、回忆文章均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提供了细节上的史料。另外，书中收录胡适关于北大的通信，可作为研究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一事的重要文献。对于那个时代的教育家，还应提到梅贻琦，在其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时，曾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1958年梅贻琦就任台湾“教育部”长，就职时向同仁致词，希望大家“多记着‘教育’两字，而少注意‘部’一字”。真是言简意赅，他希望同仁，多为教育事业尽心，避免官僚习气。

　　在《海外拾珠》中，清华学人的成长和对于清华大学的情感，得到自然真实的展示，不能不说这些就是近代清华教育的成功体现。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2012-03-16）

？